近日,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戴斌教授接受专访,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旅游经济体系建构、文旅融合理论与实践、“网红城市”与可持续发展、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现状与未来,以及旅游新质生产力培育等主题展开对话。节选分享如下。
阳玉平(《社会科学家》杂志社副主编,以下简称“阳”):戴老师您好!我们知道,您在我国旅游界具有重大的影响力,并为我国旅游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旅游界的学者以您为治学的“风向标”。您能介绍一下您从事旅游研究的契机和治学历程吗?
戴斌(以下简称“戴”):从大历史观而言,学术、理论和思想,都有它演化的方向和发展的必然性,和其他自然科学、工程科学和社会科学一样,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具体到旅游领域,国家战略、人民期盼、业界所需,都与时代发展和宏观叙事有关系,所谓形势比人强。就个体而言,我们这代人的学术成长还是有蛮多偶然性的。我小时候在淮河边上长大,就是玩耍读书,后来到县城中学去读书,并没有从小立下什么鸿鹄之志,就是要读书吧,不然怎么样呢?
中学是在县城中学读的,喜欢文学。自那时起,便有书生意气、家国天下的文人梦,高中和大学曾经发表过小说、诗歌。1986年去江南小城读书,学企业管理专业,毕业后到高校里去做了教学秘书,然后任教,1995年考取安徽财贸学院的研究生,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后来在学校的安排下,去了南开大学,按照学分互认、导师双聘的原则读了一年半的书,然后写论文,算正式踏上了旅游研究的道路了。自那时到今日,也算是“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了。
阳:旅游属于经济学科,长期以来都与经济密切相关。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不仅成为学界经济研究的重要领域,而且成为我国重要的支柱产业。您认为旅游在我国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建构中具有哪些重要的价值?
戴:旅游产业属性强,市场化程度高。对此,旅游学术界给予了正面回应。20世纪后20年的旅游学术研究的重点是资源开发规划,21世纪前20年的研究重点转向消费、市场和产业。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基本国策,旅游创汇、新的消费增长点、拉动经济增长、扩大就业等旅游中的经济现象,都成了旅游学研究重点。随着城市旅游的发展,城市内生或依托城市而生的市政公园、郊野公园、主题公园、游乐园、文博场馆,特别是旅游景区、度假区、街区、商圈等“三区一圈”成为主客共享的美好生活新空间。这些面向市民的休闲空间和生活场景,哪一个是专门为旅游而存在的呢?游客来与不来,上海的黄河路、广州的北京路、成都的春熙路、北京的王府井,它们都是存在的。游客来了,这些空间变成旅游空间,购物变成了旅游购物,餐饮变成了旅游餐饮。因此,从需求的视角和消费的视角能更好地理解旅游经济。可以说,消费是打开旅游这扇大门的一把钥匙。对这个问题的系统思考,体现在我与张杨博士合著的商务版《旅游消费论》中。既然消费是打开旅游经济的一把钥匙,就可以沿着消费链条往前去,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向扩展旅游的理论视野和实践视域。从时间维度上,我们用消费这把钥匙打开了一天中的夜间旅游、四季中的避暑旅游和冰雪旅游。从空间维度上,我们用消费这把钥匙打开了城市和乡村、国际和国内等不同空间的旅游活动,极大拓展了旅游研究的边界。当前旅游经济有两个可以称之为“日常化”的特征,一是旅游正在加速进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成为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游客到了旅游目的地特别是都市型旅游目的地,开始广泛进入当地居民的生活场景和休闲空间。旅游能够拉动消费、扩大就业,也能够带来增量投资和创意研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无论是旅游景区、度假区的建设,还是旅游酒店、餐饮和旅游零售业的研发和创新,都离不开投资。投资起来了,大众旅游全面发展的新时代、旅游产业现代化转型的时代就来临了。
阳:2018年4月,文化和旅游部正式挂牌成立,由此,开启了我国文旅融合的研究热潮,也打开了旅游研究的新视野。文旅融合在于“用文化的理念发展旅游,用旅游的方式传播文化”。请问经过几年的文旅融合历程,您认为我国在文旅融合建设方面具有哪些理论特征和实践经验?
戴: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是党的二十大作出的战略部署,也是学术共同体必须回答,而且必须回答好的时代之问。2018年4月,随着文化和旅游部的组建,“诗和远方”在一起了,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一时成为网络热词。一时间,媒体、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纷纷发表观点和意见。我说的是“观点和意见”,而不是“理论”,比如“诗与远方为什么要在一起”“如何在一起”“在一起要做什么”等学理性问题,并没有得到深入探讨。现在看来,有历史意识的学者不能满足于发几篇学术论文、出两本专著、得几句批示,而要真正谋“国之大者”、回应“民之关切”,着力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当代旅游发展理论体系。从大众旅游的人民性、智慧旅游的现代化和绿色旅游的未来感、文明旅游的世界观出发,系统研究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为什么、谁来融、融什么和怎么融”等一系列重大现实课题,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的旅游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当代旅游发展理论的建设过程,也是与旅游业发展实践紧密互动,通过思想赋能和价值引领,推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学术研究要能够提出当代旅游发展进程和现状的解释框架,也要敢于和善于提出未来的发展方向,并尽可能付诸行动。推动旅游业创新发展的同时,也要自觉接受实践的检验。为此,旅游学术共同体要强化理论建设和实践指导能力。理论建设者应当,也可以成为高水平的旅游研究团队,既要出规范的学术成果,也要有高水平的思想产出。理论建设者应当,也可以成为高素质的旅游宣传团队,既要向同行传播,也要向业界宣传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理论成果。理论建设者应当,也可以成为高质量的旅游工作团队,既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工作部署,也要独立开展面向未来的创新项目。积极探索政府认可、学界认同、行业满意的新时期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新范式,以及旅游智库建设新模式。理论建设者要加强与国际国内旅游、文化、经济、社会、科技等领域,与学界、业界和政界的广泛交流。体制机制创新是为了促进文化和旅游融合高质量发展,也就是通过新机制、新动能让文化和旅游融合从较高水平走向更高层次。这就需要我们从质性和量化两个方面了解融合的现状是什么样子,广大游客、市场主体和行政主体对未来融合的核心诉求是什么。2018年以来,我们的旅游经济、旅游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文旅融合的新时代。旅游不仅有经济属性还有文化和社会属性,不仅有产业属性还有事业属性,已经成为共识。我们是能够为文化培育市场的,也需要文化为旅游赋能,在思想的引领、文化的加持方面都是需要的。一个没有文化的产业是走不远的,没有思想建构和引领的产业也是走不远的。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对于文化和旅游两大领域都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阳:2023年旅游业蓬勃发展,我们发现,文旅融合在各类数字技术的赋能下,产生了很多有意思的旅游现象,由此出现一些“网红城市”。您觉得此类现象是否具有可持续的旅游生命力?要构建健康而有活力的旅游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
戴:互联网时代给了每个城市“出圈走红”的可能,甚至可以在短时间内晋级“顶流”,淄博烧烤、哈尔滨的冰雪季等“网红”现象,让旅游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引发了旅游人群和关注度的倍增,也给城市经济、产业发展、人才招揽等提供契机。在这类“超常”旅游效益的影响下,各地城市热衷于破译和掌握“网红城市”的“流量密码”。针对“网红城市”的旅游现象,我在《南方都市报》的访谈《淄博、尔滨何以成顶流?网红城市有可能被复制吗?》中有所提及,并对“网红城市”是否有流量密码、是否能批量制造、是否可以让流量转化为城市发展动能、是否存在“旺丁不旺财”的现象等问题进行了剖析。正如我在访谈中所提到的,淄博、哈尔滨等“网红”现象并非来自它的“烧烤”“冰雪”,而是蕴藏于其中的“烟火气”,是那些有情感有温度的生活。它异于传统的名川大山、名胜古迹等旅游资源,一种源于“大雅”之上的精神熏陶,更接近于一种生活的需要与体验。如果要延续“网红城市”的旅游生命力,一是需要“烟火气”。要延续网络时代“网红城市”旅游所释放出来的人间烟火气、一种“小而确切的幸福”,这是吸引游客最关键的“流量密码”。游客在旅程中最美的风景、最好的记忆是人与人的连接,尤其是对于“Z世代”的年轻游客来说,这种散发“善意”的旅游吸引力才是他们想要的旅游体验。二是要“市民化”。这是吸引游客的必要的“流量密码”。市民对当地的旅游定位、旅游措施有高度的认可,并期待游客能够在他们生活的地方感受到温暖,整体传播一种普通却向上的价值。三是“基础设施”。这是保持流量的基础,主要涉及一个城市的民航、铁路、航运等大交通,市内地铁、公交等基本设施的便利度,能够满足游客的各类需求,避免因基础设施不完善而缩短其旅游生命力。关于如何构建健康而有活力的旅游,这是一个极具开放性的问题。首先,地方政府要积极作为,发挥宏观指导与具体服务的双重功能。例如,地方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市场环境的营造,想方设法提升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提升治理能力,掌握旅游经济运行、旅游目的地建设的基本规律,为旅游业提供切实可行的指导。其次,合理管控游客对一个地方的预期,实事求是推介旅游目的地。我们发现,自网络上部分地方文旅局长通过各种方式推荐本地旅游景点而产生高流量后,很多的地方纷纷效仿。例如,有的地方学网红城市,文旅局长们跟着“开卷”:唱歌跳舞扮古风,给了游客一个高预期,但是游客来了发现“卖家秀”变成了“买家秀”,极大的落差反而损害了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能力。绝大多数国内旅游者并不是跟着旅行团走,而是自助游和自由行,“说走就走的旅行,想留就留的生活”很是考验城市和乡村的接待体系和管理能力。没有什么技巧可言,只能从社会基本面下功夫,从细节入手,通过教育引导,让市场主体和市民像爱护眼珠子一样爱护市场环境,对外传递温暖和善意。再次,用心打造消费场景,守护市场秩序。各地应该根据自身的旅游资源和文化特色,因地制宜地打造旅游消费市场,切忌盲目跟风、千篇一律。对消费场景不能狭隘地理解,认为只是吃吃喝喝玩玩乐乐。事实上,关注精神层面的需求是消费场景的根本,也就是我们的消费场景需要满足游客的精神文化需求,从戏剧场到菜市场,都可以发现旅游的美好。最后,及时关注旅游消费新动向、新趋势。例如,2023年爆火的Citywalk,它是典型的“无景点旅游”或者叫“城市旅游”,这与过去三年的疫情有一定的关系,过去三年让我们重新学会欣赏日常的美好生活、重新发现身边的美好风景。地方政府、旅游机构以及学术界应及时对这些新的旅游动向和未来趋势做跟踪研究,挖掘新的旅游潜力,构建生生不息、创新不止的旅游体系。
阳: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在当前语境下就意味着必须聚焦旅游的高质量发展,虽然我国的旅游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具有了较大的规模,但是在“质”上,由于各地方物质基础与非物质基础的差距而存在欠缺。您能否谈谈我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所遇到的困境和未来发展的建议?
戴: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或者高质量发展包含哪些方面的要求。第一,国民大众参与旅游的比重要高,游客的满意度要高;第二,市场主体的竞争力要强,产业发展的格局在不断得到优化;第三,地方旅游业发展的动能要新;第四,从国家层面上看,国际影响力要大。旅游的国民参与率和游客满意度最高的时候是2019年,国内旅游达到60.5亿人次,出境旅游达到1.55亿人次,和14亿人口相比,和发达国家相比,这个比例还需要进一步提高。我们既要看到有很多人的旅游需求已经进入个性化和多样性的新时代,也要看到还有广大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和城市低收入群体还没有享受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观光旅游,还要看到很多的地方面向国民大众的,特别是本地居民旅游休闲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完善还没有完全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广大游客到了旅游目的地,特别是对散客而言,服务质量还不稳定。从地方旅游业发展的动能上去看,很多时候还是靠政府推动,很多地方开旅发大会、发高规格的文件,而强有力的市场主体和投资机构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如果没有相应的投资机构和市场主体,旅游产业的发展也是没法得到有效的保障的。从国际影响力来看,我们在世界范围内提出影响旅游业发展的新理念、新政策、新方案的能力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这么多年以来,可持续旅游、负责任旅游等新理念,最佳旅游乡村评选等新做法,很少是我们原创的。中国发起成立的国际旅游组织,包括北京的世界城市联合会、贵州的山地旅游联盟和杭州的世界旅游联盟,与联合国旅游组织和世界旅游旅行理事会、亚太旅游协会相比,无论是国际化程度、专业化水平,还是行业的影响力,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不能够只是为世界旅游业贡献出境旅游的消费力,还需要在理念、政策、组织、平台、机制各方面,对复苏阶段和繁荣时期的世界旅游业贡献中国的力量。
阳:最近,“新质生产力”的提出,给学界和各个行业都带来了新的发展视角,不同的研究者和从业者都从自身的角度对此进行了探讨。我们知道,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带来的是发展命题,也是改革命题。对于旅游业来说,也意味着一种新的发展契机与创新命题,是新技术、新理念、新业态等赋能下的发展模式。您认为旅游研究者或者从业者需要如何建构相关的理论,并将其运用于实践?
戴:在新时代旅游消费需求变迁的情境下,需要新型旅游投资机构、市场主体和新型旅游业者来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我们不能继续将星级饭店、旅行社和旅游景区当成旅游业的全部,也不能够只是把导游、领队、讲解员、酒店和餐饮服务员、景区管理者和专家学者当成旅游从业人员的全部。随着市场边界的变化,越来越多的跨界者成为旅游业的新生力量。没有新质生产者就不会有新质生产力,新时代的旅游从业者要了解旅游经济发展规律、掌握现代生产工具、商业理念和全球视野。有了新质生产者,还要有新质生产工具和新型生产资料。随着人们偏好的改变,旅游经济发展的质态和形态都会发生重要的、根本性的变化。谁掌握现代的生产工具,谁就掌握了新质生产力。除了新型从业者和生产工具,旅游新质生产力还需要新型生产对象。过去旅游资源主要指向传统的自然资源、历史人文资源,现在旅游目的地的高品质生活方式都已经成为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既不能够忽视新质生产力,把它当成一个与旅游业无关的概念,也不能一哄而上,还是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业制宜来发展新质生产力。说一千道一万,只有当新质生产力是面向当代需求并为旅游市场主体所掌握的时候,它才会变成真正的具有现实力量的生产力。没有人的现代化就没有生产力的现代化,没有面向新型消费需求的商业模式,新质生产力也不会产生现实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意义。
阳:最后,您能否对我们国家的旅游学科建设以及人才培养提点建议?
戴: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理论宣传要着力引导学生对旅游产业的认同感和责任心,热爱生活,对世界保持好奇心。无论是专业思政,还是课程思政,都应该告诉学生一个真实的旅游业,培养学生快乐工作和幸福生活的阳光心态。(节选自《社会科学家》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