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文明发展论的时代价值
一、人类文明将走向何处
二、文明发展论应运而生
第二章 文明发展论的实践基础
一、以物质文明促进生活富裕，提升文明发展阶段
二、以政治文明统领发展全局，开辟文明发展新域
三、以精神文明涵养文化自信，丰富文明发展内涵
四、以法治文明重塑社会治理，筑牢文明发展保障
五、以生态文明重构发展范式，守护文明发展根基
六、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引领，推动文明发展进程
第三章 文明发展论的内在逻辑
一、独立自主，掌握文明发展命运
二、多元共生，激发文明发展活力
三、执政为民，厚植文明发展根基
四、革故鼎新，永葆文明发展生机
第四章 文明发展论的现实启示
一、以人为本是文明发展的价值取向
二、守正创新是文明发展的科学路径
三、开放包容是文明发展的动力源泉
四 、和合共生是文明发展的正确道路
结语：以发展之光照亮人类文明之路
编写说明与致谢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
—习近平
前 言
当今世界，逆全球化寒流涌动。人类文明的航船在“文明优劣论”“文明冲突论”“制度对抗论”暗礁之间颠簸。地缘政治博弈与局部冲突加剧了全球治理赤字，“小圈子”政治与“价值观同盟”的推波助澜更使文明多样性面临挤压。
人类该何去何从，中国的选择、中国的作为备受世界关注。此时，中国式现代化恰似破晓的晨星，照亮一条穿越“西方中心论”迷雾的新道路，以文明的发展来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和繁荣。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2019年，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提出了加强交流互鉴的4点主张。202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提出并深刻阐释全球文明倡议，指出“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全球文明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之后，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应对全球共同挑战贡献中国智慧、激发精神力量。
中华文明自带交融基因，在不断交流交融中屹立不倒、演化创新、发扬光大，孕育和形成了全新的文明交融论。交融是发展的目的与升华，发展是交融的根基与动力，但并非所有的发展都带来文明，在“西方中心论”的发展观之下，“文明与野蛮”二元叙事是滋生动荡与不安的根源，世界繁荣稳定不可能建立在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基础上，各国共同发展才是真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文明发展”与“发展文明”的双重进程。中国的发展不仅是一种“文明发展”，而且是一种“发展文明”，它在使发展上升为文明的同时，又进一步推动了文明自身的发展，使文明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站在历史的交汇点上，以中华文明的基因为经，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为纬，正在编织出一幅关于文明发展的理论新图景。秉持文明发展论，可以穿越“西方中心论”的迷雾，在亨廷顿笔下“文明冲突”的断崖边缘，架起一座通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虹桥，谱写一曲文明共生共荣的交响乐。
文明发展论是中华文明数千年的成功密码，也是当下中国蓬勃发展的生动诠释。在长期的传承发展进程中，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坚定的文化自信保持鲜明的文化特性，始终展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华文明具有强大的文化主体性和旺盛生命力，支撑着中华民族独立自主探索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为文化自信提供了根本依托。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对文明发展论的理论溯源，有助于回应中国当下文明发展的时代命题，并对世界文明交融发展作出有益探索。
以文明发展论为桨，祛魅“现代化即西方化”的路径依赖，为多元现代化道路提供合法性论证；重构全球发展议程，通过“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弥合南北发展鸿沟；创新国际关系范式，以文明包容替代文明冲突，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理论基石，最终让人类文明这艘航船破浪前行。
大道至简，行则将至。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文明发展论以独立自主守护文明主体性，以执政为民锚定文明发展根基，以多元共生拓展文明包容性，以革故鼎新激活文明创新力，形成一种崭新的人类文明范式。
第一章 文明发展论的时代价值
二战后，全球治理的框架逐步建立，联合国宪章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基石，安理会的协商机制日渐发挥效力。在全球化发展的大潮之中，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到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贸易体系的演进推动全球商品流动。
然而，当文明的星轨本应继续向更辽阔处延伸，某些逆流却悄然搅乱了和弦—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孤立主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甚嚣尘上，一些国家片面强调自身利益最大化，强行推动“脱钩断链”“小院高墙”“内顾排外”等损人不利己的措施，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极大地破坏效应。
不仅如此，当今一些国家长期热衷于文化霸权，以自身的文化价值为标准，肆意贬低他国文化，试图通过文化渗透等手段改变他国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借此实现文化支配与政治控制。
同时，“文明冲突论”“文明等级论”“普世价值论”“西方文明中心论”等沉渣泛起，为西方国家以霸权来剥夺其他国家的发展权摇旗呐喊。
人类文明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延续发展？
一、人类文明将走向何处
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各种问题都指向人类的文明赤字。
1.地缘政治博弈激化：文明排他性持续上升。当下，逆全球化抬头导致狭隘民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泛滥，世界旧账未清又添新账，地缘冲突在世界各处爆发蔓延：新一轮巴以冲突持续，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危机加剧；围绕克什米尔问题，印巴冲突再度激化……
面对冲突，某些大国不仅不促谈劝和，反而煽风拱火，甚至通过“代理人”战争，将武器作为“硬通货”攫取暴利。
美国国务院披露的数据显示，2023年美国对外军售额达到创纪录的2380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6%。在欧洲，莱茵金属2023年收入增长超12%，贝宜系统增长9%，泰雷兹增长4.9%。英国坦克履带制造商威廉· 库克2023年收入增长20%，2024年预计将进一步增长40%。
领土水源、商品关税、宗教信仰，冲突的策源因素纷繁复杂，背后都能找到排他性的文明观暗中作祟的踪迹，用零和博弈代替合作协商，用丛林法则代替和合共生，导致国际交往中充斥片面极端的“戾气”、破坏规则的“匪气”。同时，部分国家排他性的博弈竞争进一步导致太空、深海、极地、网络等领域安全问题不断出现。
2.世界经济增长乏力：文明发展道路泥泞崎岖。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础，也是解决当前各种矛盾问题的关键所在。但近年来，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复苏乏力的症状仍在延续。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加剧，多边贸易体制受阻，“筑墙设垒”“脱钩断链”等行为严重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2025年以来，美国进一步将关税“武器化”，以非经济理由对他国加征关税，扰乱全球经济秩序。不少学者认为，当前“关税战”激烈程度已“远超历史常态”，美国一度将关税税率提高到百余年来峰值，或将触发20世纪30年代以来首场全球贸易战。
关税战的冲击波中，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受到的负面影响最为严重。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警告，美方滥施关税的错误做法将削弱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充分参与全球贸易的潜力，抵消这些国家工业现代化和经济多元化努力。部分国家的经济霸凌行径剥夺了全球南方国家正当发展权利。
一组数据深刻地揭示了这样的困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2025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2.8%，较今年1月预测值低0.5个百分点；世界贸易组织4月16日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在当前关税形势下，2025年全球货物贸易量预计将下降0.2%，比“低关税”基准情形下的预测值低近3个百分点。
除了给世界经济增长造成短期压力，当前的贸易保护主义也将带来持久的结构性伤害，可能导致全球创新引擎失速，绿色技术贸易壁垒增多，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受阻。
3.社会分化动荡加剧：文明认同撕裂不断加剧。26岁的南亚学生奥马尔·索菲经过3年的努力，终于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录取，还获得了奖学金。就在索菲辞去工作、准备出发之际，美国政府暂停新的留学生签证面谈。2025年4月，美国新一届政府进一步以哈佛大学为目标，以所谓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限制哈佛大学国际学生签证，暂停在哈佛大学学习或参加交流项目的外国公民入境。
索菲这样的不幸遭遇仍在上演，学术交流交往受阻背后是人为设置的文明隔阂。当前全球部分地区冲突不断的同时，人类社会的分化也在悄然加剧。美国在挑起世界动荡混乱的同时，其国内的社会分化、认同撕裂程度近年来不断加深。部分社会研究机构报告显示，如今美国社会在基本价值观上的分歧达到历史高点，这一文明认同撕裂使得社会矛盾极易被激化，从“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到国会山骚乱，从枪击案频发到洛杉矶大规模抗议与社会骚乱，反映出的是深层次的文明认同差异。
在欧洲，部分国家也深受文明认同撕裂之苦。随着大量移民涌入，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碰撞不断，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差异成为一触即发的社会议题。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研究认为，欧洲部分国家由于文明认同撕裂，社会凝聚力下降，极右翼势力借此抬头，煽动仇外情绪，进一步破坏社会和谐稳定，使社会分化动荡加剧。从全球范围看，文明认同撕裂加剧的态势愈发明显，也在客观上压缩了文明平等对话、交流交往的空间。
4.全球治理体系失效：文明多元共生遭遇挑战。全球治理体系是协调各国利益、推动文明对话的重要框架，以应对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当前，面对气候变化、跨国疫情、恐怖主义等问题顽疾时，全球治理体系正在暴露出越来越多的短板，文明对话机制有系统性失灵的风险。
《巴黎协定》是人类对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统一安排，旨在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 2℃之内，并努力限制在 1.5℃。然而，一些国家在减排承诺与行动上的反复，严重削弱国际环保协作的信任基础。
在司法协作领域，跨国犯罪问题也凸显全球治理体系失效。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统计，每年跨国网络犯罪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数千亿美元。在虚拟货币洗钱、跨国电信诈骗等案件中，各国司法管辖权、法律制度差异巨大，协作效率低下。
此外，在应对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处置跨国境自然灾害等问题上，全球治理体系失效的案例也屡见不鲜，给世界和平与发展带来巨大挑战，重塑高效协作机制迫在眉睫。
5.网络空间风险激增：文明秩序面临严重冲击。对文明秩序的挑战还在虚拟空间蔓延。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技术等前沿技术加速发展，蕴藏引发系统性变革的潜能。已故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曾表示，人工智能或可改变人类认知过程，这是自印刷术发明以来从未经历过的震动。
技术的发展始终是一把双刃剑。例如人工智能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加剧了隐私泄露、信息滥用、数字鸿沟等方面的风险与挑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加剧全球不平等、扭曲信息生态，并可能引发更严重的社会危机，当前人工智能行业被科技巨头垄断，私营企业的逐利本质又与社会利益相悖，致使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机制失灵。
此外，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一方面利用自己在技术和产业方面的优势地位，不断扩大在人工智能应用领域的渗透，另一方面通过各种平台不断打造人工智能治理的“小圈子”，通过把主导人工智能国际规则的能力控制在少数国家内部，垄断治理领域的话语权。发展中国家成为被动的接受者，不仅直接受到人工智能对产业链、劳动者的冲击，甚至可能在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建构中完全失语。
虚拟空间潜藏的风险以前所未有又无孔不入的方式渗透进人类社会的各个维度。虚拟空间用技术的突破将人类生产生活拉进新场域，甚至构建了人类文明的新维度，但虚拟空间同样充斥了颠覆性的能量。许多虚拟空间的行为、事件，考验着人类基本价值观、道德伦理，甚至已然上升为对人类文明的考问。
二、文明发展论应运而生
当今世界，人类文明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现代文明发展模式遭遇深刻危机：西方主导的现代化道路在创造物质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生态系统的崩溃、社会撕裂的加剧、精神价值的迷失等系统性困境。资本主义文明将“增长至上”奉为圭臬，却导致全球贫富差距达到历史峰值；技术理性侵蚀人文价值，使人类陷入工具理性的漩涡；单边主义与霸权思维不断制造文明冲突，威胁着人类共同未来。
这些问题的本质，是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文明发展范式已难以适应21世纪人类生存发展的新需求，世界迫切呼唤新的文明形态破茧而出。
文明发展论是以发展权为核心、以中华文明基因为根基、以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为依托的新型文明观。其突破的核心在于将现代化视为文明自我更新的历史过程，而非对特定文明范式的简单复制，把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全球发展倡议对发展权的强调等实践，转化为以发展为核心理念的文明观。
文明发展论是发展权的文明本体论重构。它突破传统现代化理论对“发展”的工具化认知，将发展权提升至文明存续的核心地位，强调发展不仅是物质积累的技术过程，更是文明价值体系的本体性表达。通过脱贫攻坚、共同富裕等实践，中国证明发展中国家无需复制西方模式即可实现文明跃升，同时揭示西方现代化因过度追求资本增殖导致“发展异化”的深层危机，为文明存续确立了以人的主体性为核心的价值坐标。
文明发展论是中华文明基因的现代性转化。它根植于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特质，通过创造性转化赋予其现代生命力：以“天人合一”重构人与自然关系，以“和而不同”推动文明互鉴，以“天下大同”作为人类文明的共同愿景，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激活变革基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更催生出人类文明新形态，证明传统智慧与现代创新可有机统一，为文明传承开辟了守正创新的新范式。
文明发展论是对西方现代化范式的系统性超越。它解构“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叙事，揭示非线性发展路径的普遍性：中国用数十年时间完成西方百年工业化进程，数字经济规模跃居全球第二，印证发展中国家可通过“后发优势”实现弯道超车。其核心在于重构文明评价标准—发展权作为文明主体性的核心要件，推动全球治理从“资本主导”转向“发展优先”，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非西方化”现代化的全新选择。
文明发展论是全球文明秩序的重构性力量。它以发展权合作替代霸权逻辑，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等实践，推动国际秩序从“零和博弈”转向“共生共赢”。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年均30%贡献率、150多个国家加入“一带一路”合作，证明发展权合作具有强大生命力。其倡导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文明观，更通过文明对话弥合分歧，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超越“文明冲突论”的实践基础。
文明发展论是历史必然性与实践指导性的统一。它既是中华文明五千年传承规律的总结—从农耕文明到数字文明的迭代印证“发展是文明存续的根本”，也是全球化时代文明困境的系统回应。越南借鉴中国经验实现经济腾飞、埃塞俄比亚通过“非洲版改革开放”跻身增长最快经济体等案例，证明文明发展论既植根历史，又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操作的文明跃升路径，彰显东方智慧的全球适用性。
历史学家汤因比曾预言：“人类的希望在东方，中华文明将引领世界。”这一预见的本质，不是权力格局的更替，而是文明范式的革新。文明交融论与文明发展论是新时代中国对人类文明进步的双重阐释：底层逻辑均植根于对“文明多样性”的深刻认知。前者聚焦“文明间关系”，强调人类文明的丰富性源于不同文明的历史积淀、价值体系与实践路径的差异，这种差异不是冲突的根源，而是文明进步的“基因库”，回答了“不同文明为何需要且能够共存”。文明发展论则围绕“文明如何在共存中实现进步”，认为“文明发展”本质上是不同文明在保持自身独特性的基础上，通过自我更新实现的历史演进过程，解答了“文明自身如何演进”。二者如同鸟之双翼、车之两轮，既批判了“文明冲突论”的对抗逻辑，又超越了“文明孤立论”的封闭思维，共同为人类文明从“冲突对立”走向“共生共荣”提供了理论指引与实践路径。
这不是文明的替代，而是文明的升华；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历史的打开。在这条道路上，中国既是探索者，也是引路人—它以五千年文明底蕴为根基，以新时代的伟大变革为注脚。
第二章 文明发展论的实践基础
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的创造性实践中焕发出蓬勃生机，为人类文明进程贡献了独具东方智慧的样本，已超越单一维度成就的叠加，形成了经济繁荣、政治清明、文化自信、社会安定、生态优美、和平发展的系统性文明跃升路径。
一、以物质文明促进生活富裕，提升文明发展阶段
物质文明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体现。人类文明发展的跌宕起伏，始终与物质繁荣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紧密交织，在相互依存与动态演进中塑造着文明的形态与轨迹。威尼斯因航路变迁丧失商业枢纽地位导致衰落，中国宋代因海上贸易繁荣与商品经济勃兴铸就文化高峰，百年前全球经济大萧条导致地缘政治大变局……
从2023年9月在地方考察调研期间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重大理论，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对新质生产力进行系统阐述，在全国两会上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洞察和把握世界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趋势，创造性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重大论断，成为习近平经济思想发展的重要成果。“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等一系列促进经济增长、推动文明进步的独创性理念，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南水北调将长江流域丰沛水资源输送至华北、西北缺水地区，从根本上守护了农耕文明与城市文明的生存底线，堪称现代版“大禹治水”；西电东送通过特高压输电技术将西部水电、火电资源转化为清洁电力输送至东部，通过优化能源结构，驱动文明转型跃迁。
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下，中国经济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国内生产总值大幅增长，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巩固，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提前10 年实现联合国减贫目标，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部分领域实现从跟跑向并跑、领跑转变，制造业优势持续增强，数字化转型加快，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经济发展的质量和韧性不断提升，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器和动力源。
经济发展物质繁荣，改变了中国，也改变着世界。202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5%，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30%，担当起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向世界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红利。中国向160多个国家提供发展援助，同150多个国家携手共建“一带一路”，同100多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多个国际组织推进全球发展倡议合作，投入并动员近200亿美元发展资金，开展了1100多个项目，以实际行动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展振兴注入动力。
唯有让经济发展为文明发展注入更多动能，人类文明才能在未来的征程中不断迈向新的高度。中国不仅实现了经济的腾飞，更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马科斯·皮雷斯认为，从与各国共享发展机遇到为各国谋求公平发展机会，“中国正在成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治理体系变革的推动者”。
二、以政治文明统领发展全局，开辟文明发展新域
在中国上海，“众提、众议、众治”的“人民城市议事厅”集思广益，公共空间拆除围栏、历史建筑“扫码阅读”、黄浦江边老旧小区20年交通拥堵等难题迎刃而解，“人民城市”在这里写下鲜活的注脚。诞生于浙江诸暨的“枫桥经验”，在新时代发扬光大，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社会治理在这里写下生动一笔。在地处西南边陲的云南省，从火塘边的纠纷调解到乡村供水安全项目的建设，从跨境生态共治到人居环境改善，4900多场“院坝协商”活动陆续展开，推动1.3万余个民生难题陆续解决。
这些波澜壮阔又细致入微的伟大实践，勾勒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本质属性—全过程人民民主。它使“民之所欲”通过最广泛的政治参与凝聚为国家意志，让“国之所向”在治理效能中回馈人民期盼。覆盖逾14亿人口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使得人民的政党克服种种治理难题，成功解决了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怎么看、怎么办的问题。
放眼全球，民主作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其实现形式因历史传统与现实国情的差异而千姿百态，西式自由民主绝非“历史的终结”。正是深谙“政治兴衰定文明”这一历史的规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独创中国式民主实践，为丰富和发展人类政治文明走出新路径。
五千年文明绵延、大一统格局依旧—从古至今，中国都有着一整套非常独到的治国理政经验。“把民主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最主要的特征。”民主可以有不同的方式，真正的民主应该是人民能够从政府行为中获得最大利益，“中国的民主正是这样的实践”。
植根中华文明沃土、淬炼于中国现代化实践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鲜明特质，超越了西式民主的选举中心主义困境，创造了“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新形态。它不仅重塑了超大规模国家的治理逻辑，更以东方智慧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开辟了新境界。
民主的本质是“人民统治”，但资产阶级民主囿于资本逻辑，最终沦为“少数人的民主”。与之根本不同，全过程人民民主以突出人民主体地位为核心要义，将“民惟邦本”的中华传统治理智慧升华为现代国家制度体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不仅是权力的来源，更是治理实践的全程参与者。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重要制度载体，将“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原则落实于广袤国土，使来自远山深处的建言也能直抵国家立法机关，多元利益通过制度化渠道转化为“最大公约数”。比如，连续14个五年规划接续实施，70余年跨度的中长周期治理模式全球罕见。2025年5月，“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再度问计于民，一个月内累计收到网民建言311万余条 ，全过程人民民主助力中国脉动更民主、更科学。
当某些国家以“民主输出”制造动荡时，中国坚持“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当人类站在文明对话的十字路口，中国方案的核心启示在于：真正的民主应尊重文明多样性，通过平等交流互鉴丰富人类政治文明图谱。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无疑为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注入了新希望，也为人类探索更美好的制度未来照亮了前路。
三、以精神文明涵养文化自信，丰富文明发展内涵
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而中国的发展所展现的文明内涵，主要源自中国自身发展的独特方式、独特创造。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比翼双飞的发展过程。“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书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越是接近民族复兴的目标，越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而文化是活跃着的文明，文明是沉淀下来的文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发展最终应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纵观人类发展史，那些历史上保持长期繁荣强盛的国家，不仅创造了强大的物质文明，往往也创造了引领那个时代的精神文明。
洞察世界文化、人类文明的发展格局，把握历史发展趋势和新时代实践要求，“习近平文化思想”在2023年10月正式提出。这一重要思想，创造性地提出“坚持‘两个结合’”“坚定文化自信”“新的文化生命体”“促进文明交流互鉴”“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等一系列文化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揭示中华文明新的文化生命体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相互契合”走向“相互成就”的结果，从更深层次上阐明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规律。
《哪吒之魔童闹海》票房火爆，《黑神话：悟空》全球圈粉，“村BA”“村超”惊艳开赛，各类形态文化产品带来惊喜不断；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成果频出，2024年全国博物馆吸引14.9亿人次游客“打卡”，“汉服”热国学潮背后的传统文化火热，让文化自信洋溢在中国年轻一代的举止言行之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人人知礼节、明荣辱，乡风文明建设带动乡村移风易俗，理想信念教育和公民道德建设持续提升城乡社会文明程度。
人类的现代化既指向经济、政治、社会现代化，也指向文明、文化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内含着文明形态的更新与转型，赋予中华文明以新的生命和现代力量，催生和发展了新的文化生命体。
法国爱丽舍宫里弹起中国民歌《茉莉花》，中国国家大剧院里奏响意大利名曲《今夜无人入睡》，以及中国考古队进驻乌兹别克斯坦蒙扎铁佩遗址实现中外携手发掘重现人类文明发展脉络，中匈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研究中心、雅典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相继开设……中华文明在交流互鉴中不断丰富和繁荣人类文明“百花园”。
“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倡议组织主席凯瑟·纳瓦卜热认为，中国投身文化外交，推动南南合作，坚守共赢发展原则，无论是通过全球文明倡议，还是“一带一路”倡议，中国都在向世界宣告：我们共同的过去指引共同的未来。
四、以法治文明重塑社会治理，筑牢文明发展保障
法治，是社会文明的基石，是丈量文明的标尺。纵观浩瀚的人类文明史，法治昌明，则国家强盛；法治不彰，则国乱民怨。历史反复印证，当法律成为文明的筋骨，社会便会生长为健康的肌体，否则再辉煌的文明也终将倾覆。
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深刻把握这一历史规律的中国，在新时代形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这一思想体系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包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依宪治国、依宪执政”“良法善治”等治国理政原创性理论，以历史思维和战略思维对传统法治文化、法治模式进行传承和创新，强调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协调处理改革与法治、效率与公平、秩序与活力、传承与创新的关系，着力构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法治实施体系，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古罗马法学家西塞罗在《法律篇》中有一句名言—“人民的福祉是最高法律”，这正是今天中国法治文明实践的注解。中国将“全面依法治国”确立为治理国家基本方略并写入宪法，编纂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民法典；国家安全、卫生健康等重要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统领性法律相继制定出台，生态环境、教育科技等重要领域的法律系统全面修订，网络信息、生物安全等新兴领域立法取得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完善；中国立案登记制改革推动“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司法责任制改革“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加强产权司法保护让“有恒产者有恒心”；首创矛盾化解“枫桥经验”新时代升级版定分止争，促使纠纷化解在萌芽，中国成为命案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刑事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枪爆犯罪最少的国家之一。社会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开创了“中国之治”的崭新格局。
面对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中国始终倡导以国际良法促进全球善治。从促成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到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从推动达成“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到签署《北京船舶司法出售公约》，中国深度参与国际反恐、反腐败、气候变化、数据安全等领域规则制定，推动形成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规则体系。
2025年5月，近60个国家与约20个国际组织的高级代表在香港签署《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标志着全球首个由亚非拉国家主导建立的政府间法律组织的诞生。《南华早报》称之为“全球法律界重要里程碑”。“劝和促谈”，这一源自中国“和合”文化传统的纠纷斡旋机制，不仅是中国法治文明的现代传承，更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法治公共产品。当今的中国正通过拓展对话维度、重构法治范式，筑牢文明秩序的基石。津巴布韦经济学家穆索扎评价，中国为完善国际法治贡献智慧和力量，正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一步。
五、以生态文明重构发展范式，守护文明发展根基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生态承载力与文明发展平衡的演化史。古巴比伦因灌溉导致的土地盐碱化而衰落，古埃及因尼罗河流域生态退化丧失粮仓优势，楼兰文明因沙漠扩张彻底消失……
正是深刻洞察“生态兴则文明兴”的这一道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中国应运而生。这一思想蕴含“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美丽中国”“生命共同体”“绿色发展”“生态治理”等一系列保护生态、促进文明发展的原创性理论，以辩证思维和系统思维对传统生态治理方式进行革新，强调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局部与整体、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强调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经济—社会—环境”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
如今，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一条蜿蜒3046公里的绿色长城终于合龙。这座由数十万人耗时40余年筑起的生态屏障，锁住了吞噬楼兰古国的流沙，终结了“沙进人退”的千年悲歌。
在中国，生态文明不仅被写入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也在201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被纳入。正在编纂生态环境法典（草案），构建最严密的生态环境法治体系；风电光伏装机全球第一，2013—2023年十年间以约3%能耗增速支撑年均6%经济增长；建立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划占陆域国土面积30%以上；全球首倡“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被纳入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与世界各国携手，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发展理念为笔，共绘绿色地球家园的蓝图。美丽山特高压项目建设，保护了亚马孙雨林生物廊道；“沙漠滴灌术”缓解了咸海危机，护佑中亚文明摇篮。中国积极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当塔克拉玛干的风沙止步于绿色长城之下，中华民族不仅守护了自己的文明火种，更昭示了人类文明的存续法则，夯实了文明发展的根基、保护了文明发展的空间。美国学者克利福德·柯布认为：“中国将‘生态’与‘文明’重新焊接，为工业文明后的世界找到了出路—唯有让发展扎根于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人类文明才能跨越下一个五千年。”
六、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引领，推动文明发展进程
在历史的关键当口回首过去、审视当下、展望未来，人类对文明发展的探索没有穷期，对建设美好世界的努力不会止步。无论世界怎么发展，都改变不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同时，人类也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世界向何处去？和平还是战争？发展还是衰退？开放还是封闭？合作还是对抗？是摆在世人面前的时代之问。
中国是世界之“中国”，世界是中国在场之“世界”，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百花园”中之“文明”。习近平主席站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深入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努力目标，以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为实现路径，以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普遍遵循，以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基本支撑，以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战略引领，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推动各国携手应对挑战、实现共同繁荣，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2025年6月，山东青岛胶州站，75052次中欧班列缓缓驶出。至此，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1万列，发送货值超4500亿美元。两千年前驼队丈量丝路，如今“钢铁巨龙”驰骋亚欧黄金通道。目前，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大家庭已有155个国家，2024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贸易逆势增长6.4%。沿着这条惠及世界的“幸福路”，“中国制造”有效对接共建国家生产、消费需求，共建国家的特色优质产品也络绎不绝地进入中国市场。
天下一家，同球共济。人类命运与共的理念多次写入联大决议和多边文件，网络安全、气候变化、卫生健康等各领域命运共同体目标陆续确立；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全球发展倡议，82个国家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119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不同文明和合共生提供智慧滋养，全球治理倡议得到各方热烈欢迎和积极响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各方共襄盛举的宏伟事业，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构建命运共同体行列中。
从“一带一路”倡议走深走实，促进共建国家发展；到促成沙特和伊朗历史性和解，斡旋缅北达成停火协议，守护世界和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理念主张发展为科学体系，从中国倡议扩大为国际共识，从美好愿景转化为实践成果，展现出强大生命力。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根纳季·久加诺夫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每个人都非常有吸引力，对整个世界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第三章 文明发展论的内在逻辑
从大禹治水到卫星飞天，从丝绸之路到数字丝路，中华文明始终以发展的长歌回应时代的叩问，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纵观历史与现代，文明的延续与进步，始终遵循着四大内在逻辑：独立自主、多元共生、以人为本、革故鼎新。它们如同文明基因的密码，指引着文明在应对挑战中不断突破。
一、独立自主，掌握文明发展命运
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文明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发展强大。
马克思指出，“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情况，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色彩差异”。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因面临不同的历史环境和外部条件，会呈现出丰富性和多样性，由此决定了现代化模式及文明发展道路的不同。
什么样的现代化最适合自己，本国人民最有发言权。发展中国家有权利也有能力基于自身国情自主探索各具特色的现代化之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才能使文明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而不是由他者来操控或摆布。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明创造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不曾中断的古老文明，中华民族之所以历经风雨依然矗立世界之林，主要原因在于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延绵不断的精神支柱。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浸润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独立自主精神视为立党原则，依靠自身力量，经过长期奋斗，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文明实现新生，不仅掌控了自己的命运，还为更多国家提供了重要启示。
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现代化道路选择的多样性，造就了人类文明形态的多姿多彩。“今天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目标，不仅不可能再完全重复西方发达国家所曾经走过的道路，而且不同发展中国家也必然要找到一条符合各自国情的发展道路，创造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模式，而不是说只要是发展中国家就要走相同的发展道路，遵循同样的发展模式，不同的发展中国家之间同样既有共同点，也有差异性。”
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依赖外部力量或简单复制他国模式的文明，终将在风雨中飘摇。文明的发展，需要依靠本国人民的辛勤劳动和创新创造来壮大自己，也需通过激发内生动力与和平利用外部资源相结合的方式来实现更新。但学习其他文明，不等于是简单的照抄照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些发展中国家不顾国情和历史条件，全盘照搬西方模式，结果水土不服，绝大多数陷入经济长期停滞、社会政治动荡的困境。
世界是多向度发展的，世界历史更不是单线式前进的。立足本国实际，根植本国大地，反映本国人民意愿，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消化吸收一切于我有利的先进文明成果，各个文明的发展前景会越来越广阔，世界文明百花园将更加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二、多元共生，激发文明发展活力
文明的繁荣，从来不是孤芳自赏，而是百川汇流。丝绸之路驼铃声中，中国的丝绸与造纸术西传，印度的佛教与阿拉伯的天文知识东来，不同文明在碰撞中激发创造力。唐代长安的万国衣冠，明清时期的文明对话，皆印证了“和而不同”的共生智慧。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是中华文明的显著特征。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正因为如此，中华文明才具有无与伦比的包容性和吸纳力，才可久可大、根深叶茂。
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独具中华风格的民族特色。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不断壮大。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多种宗教。不同历史和国情，不同民族和习俗，孕育了不同文明，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不同文明文化多元共生才是常态。强调承认和尊重本国本民族的文明成果，不是要搞自我封闭，更不是要搞唯我独尊。多元文明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对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都要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和羹之美，在于合异。”当今世界，非洲鼓乐文化与现代音乐互构共生，北欧的社会福利理念启发全球治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造福多国民众，多元文明的互鉴正在重塑人类共同价值。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文明交流互鉴是当今时代主流，也是世界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各个文明，只有在交流互鉴中才能丰富自身，只有能够交流互鉴的文明才具有丰富内涵与深厚底蕴，进而彰显强大生命力与活力。
人类社会发展史是一部多元文明共生并进的历史。不同国家、地区、民族，不同历史、宗教、习俗，彼此交相辉映、相因相生，共同构成这个精彩纷呈的世界。
三、执政为民，厚植文明发展根基
从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到康德“人是目的而非手段”，人类始终在追寻文明的价值归宿。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里“人已经不再是人的奴隶，而变成了物的奴隶”，高呼“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理天下者，以人为本。”呵护人的生命、价值、尊严，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追求。中华文明历来强调对人的尊重和关怀，孔子的“古之为政，爱人为大”，孟子的“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荀子的人“最为天下贵”，墨子的“兼相爱”，都强调人的自身价值。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自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鲜明宣示“救国救民”、“为人民服务”的主张。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牢牢把握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领导人民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中国人民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中国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和其他各项基本权利保障不断向前推进。
和西方的以资本为中心不同，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在发展中使广大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中华文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把以人民为中心贯穿治国理政全过程各方面，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
世界繁荣稳定不可能建立在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基础上，各国共同发展才是真发展。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批判异化劳动，而中国式现代化则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标尺，揭示文明进步的终极答案：让发展的成果浸润每个个体的尊严与幸福。
四、革故鼎新，永葆文明发展生机
在几千年人类文明史上，有些文明昙花一现，来去匆匆；有些文明发展壮大，生机勃勃。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其他文明在历史长河中或是中断或是湮灭，唯有中华文明生生不息、有国有史一直传承至今。“文明或自决中断、灭亡，或自决持续、新生，这是因为一种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自身创新力的丧失导致其生命力的终结；反之，其生命力的持续取决于其创新力的活跃。”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走进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新馆，迎面而立的高墙上，镌刻着一行醒目的大字。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中华民族始终拥有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文明能在历史长河中持续自我更新，不断焕发生机与活力。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在漫长岁月中，中华文明经历了数个思想繁荣时期，多数时间以领跑者的姿态屹立于世。
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深刻改变了中国面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在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激活下，获得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在艰苦卓绝的奋斗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创举，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文明的现代转型，既需守护精神根脉，更要以创新回应时代命题，在破立之间开辟新局。
广大发展中国家可以从本国国情出发，在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基础上，探索出实现现代化的新路径，完成文明更新和现代转型。
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我们更应领悟：唯有坚持自主性与开放性相统一，以人民福祉为依归，在传承中创新，方能以文明发展跨越“文明冲突”的陷阱，让不同文明在对话中交融，在创新中绽放，共同书写人类文明的崭新篇章。
第四章 文明发展论的现实启示
21世纪人类文明面临两大系统性挑战：一方面，西方中心论伴随单极霸权秩序式微，“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遭遇破产；另一方面，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并存，叠加治理赤字、发展赤字和信任赤字三重危机，以及气候变化、技术伦理失控等生存性威胁，迫使人类寻找超越“西方范式”迷思、摒弃“零和博弈”思维的文明发展路径。
文明发展论认为，真正的文明发展，是向内回归人性尊严、向外拓展文明边界，是持守本源而开拓新境、海纳百川而激发活力，最终迈向万物并育、天下大同的伟大进程。这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为处于十字路口的人类文明贡献的东方智慧，指引我们超越对抗与分裂，走向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光明未来。
一、以人为本是文明发展的价值取向
文明发展的核心是“人”，而非“物”或“工具”。
在人类文明演进的漫长历程中，“人”与“物”的价值位序始终是文明走向的关键坐标。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指出，在19世纪40年代资本繁荣发展，工业利润增长，但劳动收入却停滞不前。当21世纪的今天依然重复着19世纪上演过的资本收益率超过产出与收入增长率的剧情时，资本主义不自觉地产生了不可控且不可持续的社会不平等。这种“以物为本”的发展模式，将人异化为资本增值的工具，导致劳动者陷入“创造越多，越贫困”的悖论。
西方现代化进程中，资本对社会各领域的渗透，使“以物为本”的发展观达到极致。从华尔街金融资本操控全球经济，到科技巨头利用算法加剧社会分化，再到政治权力被利益集团绑架，人的存在价值不断被资本、技术与权力挤压。反观中国式现代化，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核心目标，正是对“以人为本”价值取向的生动诠释。脱贫攻坚战使近 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乡村振兴战略致力于缩小城乡差距，共同富裕示范区探索共享发展新模式，这些实践打破了西方现代化“先富者恒富”的宿命。
在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技术加速发展的今天，“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更具紧迫性。若任由技术与资本无节制扩张，人类可能陷入更深层次的异化。唯有坚守“以人为本”，文明才能在技术革命浪潮中避免失控，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和谐共生。
文明进步的灯塔，应始终照亮的是人自身。当西方文明在“物化”困境中挣扎时，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至上”的实践，为人类文明发展开辟了新道路。这种价值取向的胜利，本质上是对文明本质的回归，让物质财富、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真正成为服务人、成就人的工具，而非凌驾于人之上的异己力量。
从经济腾飞到文化交融，从理念创新到全球治理，中国始终以开放包容的姿态，秉持“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观，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带来更多和谐与安宁，为人类文明注入新的活力，在21世纪奔涌的时代大潮中书写人类文明谱系的中国篇章。
二、守正创新是文明发展的科学路径
现代化道路具有多样性，文明发展的生命力在于根植传统、面向未来的创新性发展。
人类社会现代化的道路是多元的，但19世纪以来，西方宣称所有文明必须沿“西方道路”完成现代化，而历史实践给出了深刻反证：拉美国家照搬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导致国家发展困难重重；中东部分国家移植西方政治制度，导致社会撕裂与国家动荡；非洲多国模仿西方发展路径，却长期困于贫困与动荡。这种“西方范式”失效的本质，是将文明发展简化为技术与制度的机械移植，忽视了文明内核的历史性与独特性。
文明真正的进步是立足自身文化根基，批判性吸收全人类优秀成果的过程，而非对某种特定模式的简单模仿或移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突破性意义，正在于以“守正创新”的智慧，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在文明传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中，开辟出一条激活传统生命力、创造文明新形态的科学路径。华裔汉学家谭中认为，独特的文明传承和文明积淀，赋予中国人独特的精神气质。中国作为一个宏大的文明体系，将与西方体系长期共存。文明既是历史创造的积累，也是现实创新的土壤。
“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中国文明发展之路，正是将“君子求财有道”的个人伦理，升维为“大国发展有节”的文明范式。这种根植于自身文明又创造新文明的实践，摆脱了西方“传统—现代”二元割裂的路径依赖，拓展了文明演进范式，极大地激活了中华文明的生命力。它解决了传统文明在现代社会面临的诸多挑战，使其焕发新生，并贡献了新的智慧，将中华文明推向了新的历史高度。
从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到今天的数字文明，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守正创新的演进史。我们要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充分挖掘各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唯有在守正中筑牢根基，在创新中开拓新局，各文明才能在时代浪潮中永葆生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百花园。
三、开放包容是文明发展的动力源泉
开放与包容是文明发展的不竭动力，封闭与排他则导致僵化与衰落。
历史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大航海时代的巨变，乃至现代全球化进程，都深刻印证了开放带来的巨大活力。反之，任何试图筑起高墙、自我封闭的文明，无论曾经多么辉煌，最终都难免走向停滞与衰落。
当今，个别国家推行单边主义，凭借科技垄断、军事霸权构筑技术壁垒、实施文化霸权，严重阻碍了全球文明交流进程。这种“圈子”思维，人为制造分裂、猜忌和对立，不仅损害了其他国家的利益，也限制了自身的发展，违背了文明发展的规律。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文明联盟高级代表莫拉蒂诺斯指出，“文化或文明霸权的观念已经过时，排斥多样性不仅是错误的，更是不理性的。对话必须取代对抗，成为21世纪国际交往的主导方式。”
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对世界其他文明兼收并蓄的文明，对待不同文明自古就有比天空更宽阔的胸怀。产生于古代印度的佛教，东传进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同中国本土的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充分证明，无论是物种、技术，还是资源、人群，甚至于思想、文化，都是在不断传播、交流、互动中得以发展、得以进步的。
当今世界，人类面临着气候危机、技术鸿沟、公共卫生等诸多全球性挑战，这些问题的解决绝非单个国家或文明能够胜任，需要全球各国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携手合作。唯有摒弃“小院高墙”，践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方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缔造共享繁荣的未来。
“秉持开放包容，就是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历史与现实雄辩地证明，开放包容是文明发展的命脉所系和动力之源。任何形式的封闭排他“圈子”，无论其包装如何，都是阻碍思想交流、资源配置和共同进步的枷锁。唯有坚定不移地拆除壁垒、拥抱世界、互学互鉴，让发展的要素在开放包容的环境中自由流动、碰撞融合，才能持续激发文明的创造力和发展活力，引领人类文明不断迈向更繁荣、更进步的未来。
四、和合共生是文明发展的正确道路
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合作共赢是文明存续与繁荣的唯一选择。
冷战思维构建的“阵营对立”模式，本质上是将文明差异异化为生存竞争的零和逻辑，造成军备竞赛与地缘冲突。当年北约与华约的对峙，使人类两次站在核战争的边缘；20世纪末的“文明冲突论”，更是将文化差异预设为不可调和的矛盾根源。这种“零和博弈”思维是制造分裂、引发冲突、阻碍合作的陈旧逻辑，与文明发展的未来要求背道而驰。
和合共生，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也是应对全球挑战的必然选择。它强调不同主体之间和谐共处、协调合作、互利共赢、共同繁荣。追求的是正和博弈，即通过合作创造增量，实现共同发展。摆脱“零和”，意味着摒弃霸权逻辑和强权政治。在发展中寻求最大公约数，在竞争中建立良性互动规则，在安全上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尚和合，求大同”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孜孜以求的精神境界和处世之道。中国推动的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150多个国家落地的民生项目，正是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构建起经济共生、文化互鉴的新型文明关系。这种实践超越了传统地缘政治的零和博弈，证明和合共生不仅是理念，更是可操作、可验证的文明发展路径。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评价：“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有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气是第一位的。”
“相互尊重、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正确道路。”当人类文明即将站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历史节点，气候变化、生物安全、人工智能伦理等全球性挑战以前所未有的紧迫性叩击着文明存续的根基。在这一背景下，中华文明孕育的“和合共生”理念，超越地域与时代的局限，展现出作为文明发展终极理念的思想穿透力。它不仅是对“零和博弈”思维的超越，更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智慧，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价值基石与实践路径。
人类文明的灯塔，不应照亮征服与独占的战场，而应指引共生与共荣的航程。从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通过水资源共享、生态共治，实现流域国家共同发展，到《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凝聚全球共识保护生物多样性，展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智慧，这些探索证明，唯有秉持和合共生理念，以合作代替对抗，才能实现人类文明的和谐共生与永续发展。
文明发展论提出的现实启示，是对近代以来以物质主义、西方中心主义、对抗性思维、封闭排他、零和博弈为特征的旧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和超越。这既是对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洞察，也是破解当代文明困境的行动指南。在文明兴衰交替的历史关头，它为人类超越文明冲突陷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可行方案，也为发展中国家走出一条既遵循现代化普遍规律又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发展道路提供了新的选择。
结语：以发展之光照亮人类文明之路
站在历史的长河边回望，中华文明五千年的积淀如同一盏明灯，既照亮了自身前行的道路，也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智慧的源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文明在传承与创新中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之路。这种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是对西方模式的简单模仿，而是扎根于中华文明土壤、回应时代挑战的创造性转化，它为世界提供了超越二元对立、破解全球难题的东方方案。
当今世界，气候变化、贫富分化、科技伦理等挑战交织，人类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文明的对话与智慧的共享。文明发展论以其丰富深厚的实践成果证明：发展不必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现代化不必复制资本主义的逻辑，民主的真谛在于解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希望，科技的进步应当服务于人类的共同福祉。从“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到全球发展倡议的务实合作，从碳中和目标的坚定承诺到科技创新的普惠共享，中国正以行动诠释“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文明理想。
面对文明的冲突与对抗，中华文明始终以“和合共生”为底色。它不追求征服与替代，而是倡导不同文明在交流中互鉴、在对话中成长。这种以发展为核心的文明观超越了“西方中心论”的狭隘与偏见，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奠定了价值基础。正如黄河长江奔涌向前，中华文明始终在开放包容中汲取力量，在守正创新中永葆生机。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命题下，文明发展论既回应了“文明何往”的世界之问，也为“发展何为”提供了东方答案。它启示我们：人类文明的未来不在于单一模式的扩张，而在于多元智慧的交融；发展的真谛不在于零和博弈的竞争，而在于合作共赢的共生。这种理论认知，将为人类在21世纪破解共同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持久的思想动力。
展望未来，文明发展论将继续以其实践的深度与价值的温度，为世界贡献东方智慧。这不是一种文明的独白，而是人类文明的合唱；这不是一条道路的垄断，而是多元发展的共存。当各国携手跨越文明的藩篱，共同应对时代的挑战，人类终将在和而不同的文明交响中，书写更加璀璨的未来篇章！
编写说明及致谢
《文明发展论—构建以发展为核心的新型文明观》智库报告课题组由新华通讯社社长、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主任傅华担任组长，新华通讯社总编辑、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吕岩松担任副组长，新华通讯社副总编辑、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执行副主任任卫东担任执行副组长。成员包括刘刚、崔峰、何悦、吉哲鹏、李劲峰、张博宇、吴帅帅、蔡国栋、刘怀丕、王博、谢佼、杨一苗、刘翔霄以及英文审校人员石昊。
报告的采写和发布得到了多位国内知名专家学者的支持和指导。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创始院长钱乘旦、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主任丰子义、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研究”项目组首席专家王学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李红岩、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世界民族》期刊副主编刘泓等专家对报告进行了悉心指导。此外，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臧峰宇、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张志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何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徐良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员厉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工作队队长巫新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与疆域理论研究室主任李大龙等专家学者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帮助，在此一并表达诚挚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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