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在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浪潮下，中国金融业迫切需要重塑一套既符合现代金融发展规律，更与中国式现代化方向相适应的金融价值体系，来阐明金融如何坚守“服务实体经济”的初心使命？如何引领数字化变革？如何肩负起建设金融强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重任？近日，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善本金融·中国特色金融发展新范式丛书》正式发布，对回答以上时代命题提供了借鉴参考。
丛书全面介绍了“善本金融”理论，主张金融应回归服务本源，以社会价值为第一性，通过六大创新实践（包括金融顾问制度、县域综合金融生态、“浙银善标”体系等），构建起政治性、人民性与专业性并重的金融新范式。
本次发布的三本新书：《金融定位与价值重塑：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基》《链式生态金融：数字化变局下的金融新范式》《县域综合金融生态建设：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分别从金融的社会治理功能、数字化时代金融如何“善”“数”并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金融下沉服务助力乡村振兴的新思路三个方面，以浙商银行近年来“从社会价值出发校正金融初心”、构建“善本”价值坐标的扎实实践为底色，生动阐释了“善本金融”创新理论，为中国式现代化金融发展提供了鲜活注脚。
基于“善本金融”理论和实践的深化，《善本金融与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金融顾问制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金融新范式》《善本人文：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养成》等图书也将陆续出版。
以下为浙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陆建强撰写的《善本金融·中国特色金融发展新范式丛书》序言节选：
《善本金融·中国特色金融发展新范式丛书》序言
想编这样一套丛书，一直是我的心愿。而这个心愿的产生，或许也是因为自己的经历。我从事市场行政监管工作12年之久，不仅感受到了我国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巨变，也感受到了我国市场经济主体的不易。20世纪末21世纪初那些年，每次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大家对金融特别是银行意见颇多，其中印象最深的，一是很多中小微企业说“为银行打工”；二是金融特别是银行只有锦上添花，没有雪中送炭，甚至变成了“下雨天收伞”。
此后我有幸到省政府从事副秘书长工作，联系金融和国资口子，已经5年多，便开始比较深入地看着金融。那时的感觉，最明显的，一是金融事关系统性风险，一旦出问题危害性很大；二是金融作为一个大系统，问题不少，金融改革任务很是艰巨。2018年，我从政府出来调任财通证券党委书记、董事长，近4年管理一家投行。2022年1月，又从券商调任到商业银行——浙商银行，至今又是3年。近7年，我走到了一线开始实操，也有了真切的机会把这些年来积累的一些想法付诸实践。也许正是因为一直在金融之外看金融，才有了更多从社会视角对金融的认知，有了对金融改革的迫切性感受；也许正是因为从政府走向金融机构，才有了更多从国家战略、政府视角对金融的审视，有了对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创新的迫切性感受。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于中华民族，这是伟大复兴；对于整个世界，这是格局重塑。大变局之下，各行各业都在全面而深刻地变化着。对于金融，我想我们面临的最大的变局有二：
一是金融定位站位的变局。到底如何看待金融？金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应该定位于怎样的角色？这不仅是当下我国金融最本体的问题，也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关键所在。纵观世界金融发展史，金融源自经济发展之需，最初的融资就是将资本从未来和他人手中转移到当下的项目上，获得倍增放大功效。金融功能性是第一性，后来其从实体经济的服务中独立出来变成一种持牌的市场主体存在，才有了金融本身的产业属性即盈利性。进一步，这种盈利性被资本的逐利性不断放大，进而从服务实体经济演变成与实体经济争利。华尔街金融大鳄是金融寡头的代表。从这个意义上讲，一部金融发展史就是一部金融功能的异化史，从服务实体经济功能走向了依托金融获取红利。显然，这不符合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我们强调金融的政治性、人民性，就是强调社会主义金融的功能定位。显然，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对中国的金融发展进行全新定位，回归初心，把功能性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对金融机构来一场站位提升，全面重塑价值体系，是当下我国金融机构面临的最大变局。
二是数字化变局。这是技术革新带来的行业变化，也是来自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性机遇。金融作为经营风险的行业，计算是其中的核心力量，也注定在数字文明时代迎来全新的发展形态。数字化带来的金融变局将无比深刻而全面。原来金融特别是银行所依赖的不动产抵押和第三方担保，即被诟病的“当铺模式”，在数字化背景下将会转变成依赖数据、依靠算力的“场景模式”，原来好企业抢着服务、困难企业无人服务的状态也是被诟病的“打猎式经营”，会因为数字化时代的精准性真正走向陪伴型“种田式经营”；原来各家金融机构依托不同牌照的专项服务在数字化大背景下也必然走向以客户为中心的综合服务。凡此种种，数字化下的金融正在朝着链式生态金融迈进。这是一次伟大而深刻的变局。这场变局,对于我国金融业摆脱西方发展路径依赖、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真正打造金融强国，是历史性大机遇。在我看来，随着数字文明时代的到来，我国金融必将从追随走向引领，也是在数字化大时代，我国才能真正变成金融强国。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面对金融发展的两大变局，这些年我们开启了金融创新发展的实践探索。我们的创新紧紧围绕两大变局展开。在金融定位上，我们从国家、社会的需要出发，走出以经济论金融、以金融论金融的狭隘，更多地从社会价值视角重塑金融逻辑。我们把金融的功能性放在第一性的位置去推动金融转变，开展了一系列创新实践，并将这些实践提升为“善本金融”，就是想释放一个理念：金融不只是向善，更是要以善为本，从善(社会价值)出发。这其中至少有六个方面的创新探索，到现在都有了比较好的实践效果。
一是首创并成功推动了金融顾问制度的落地。借鉴20世纪80年代企业法律顾问的做法(在我看来，法律顾问制度对于我国市场经济法治化水平的提升意义重大，让当年从乡镇出来的第一批企业家可以心无旁骛地抓营销，而把签约和打官司交给了专业的律师)，让金融专业人士走出金融机构，被赋予一个社会角色，走进企业、走进政府、走进社会，成为企业的金融全科家庭医生、政府的金融子弟兵、社会的反诈宣传员。让金融从以牌照为中心的专项服务转变为以客户为中心的综合服务，也让金融从业人员从牌照服务的营销人转变为提供金融专业服务的社会人。这一创新至今已有6年的实践，在浙江省内就有4500名金融人士拿到了金融顾问的资格，有116家政府的金融工作室，还有每年上千场的投资者教育和反诈宣传活动。全国有16个省市也发文在推广。
二是依托金融顾问制度，开展了县域综合金融生态建设工程。我们对一个县的金融需求进行全面梳理，与党委、政府共同组建金融综合生态建设领导小组，首次在临平下沉近80名金融顾问，金融顾问拿方案，党委、政府抓推进，围绕着政府平台的优化和健康运行、企业包括融资成本在内的运营成本的迭代下降、社会金融风险意识的全面提升三大任务，创新了一系列措施和工具，在一个县域里全面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了整个金融生态。这一创新至今已推出3年，基本创出了政府、企业、社会三大主体的三大工具和八方面举措、六方面成效，形成了县域综合金融生态建设的临平3386模式。目前杭州市在全面推广，全国各地也有22个省、42个地市、74个县在推进。
三是把社会价值评价注入金融风险的管控中，创新了风险“善标”。过去对金融风险的管控，重在经济，重在资产质量。对于金融风险的把握，我们形成了两个共识：第一，金融就是一个放大器，如果服务了“善”的企业，也就是对社会发展正向正行的企业，就是放大了社会效果；如果服务了“恶”的企业，也就是对社会发展造成社会危害的企业，就是放大了社会危害。第二，金融风险看似出在资产质量上，但从长远来看，最大的风险不在资产而在人品。一个口碑好的人，值得帮助，最后也容易成就；相反，一个口碑不好的人，必须限制，看似挣到快钱但最终不可持续，最容易形成风险。基于这两方面认知，我们在行业评估时首推了社会价值评价维度的风险把控模式,出台了“浙银善标”。善标主要从客户家庭评价、行业评价、所在地评价三个维度来确定口碑“善分”，对于“善分”高的用户加大服务力度，给予让利优惠政策，对于“善分”低的用户加大管控力度，限制甚至取消服务。目前这个标准已经运行一年多了，还在不断地深化。很多口碑不好的用户，已经慢慢退出了我们的服务客户之列。
四是创新金融工具，推动企业行善，创造性地开展了“善本信托”推进工程。浙江是共同富裕的示范区，金融如何助力共同富裕建设一直是我关注并着力研究的课题。在调研的基础上，我提出了“贫富两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富裕主体，关键是如何将财富主动用于社会建设上来实现财富升维”“我国的慈善要结合我国的文化，更多关注企业家内心的主动性研究”等观念，着手依托慈善信托工具的改革创新，开启了让企业家自主可感知的慈善模式创新。我们提出了让企业家在三种场景自主设立和推进慈善项目，并改进自身发展的生态：①企业自己生态里的慈善，如给员工家庭做大病保险，化解劳资矛盾；②企业所在地的慈善，如为当地解决一些实际困难，改进政企以及社企关系；③企业家老家的慈善，如为家乡解决实际困难，改进企业家与家乡的关系进而提升价值感。三种场景三大改进，既是对我国企业“一捐了之”式慈善的改进，也是对我国民营企业家存在方式的改进，助力财富升维成人生价值。这项实践于2023年5月提出,当年11月就有首批33家“善本信托”落地。我常想，只有中国的企业家都一手抓经营，一手做身边的慈善，参与社会治理，才会高于西方式慈善，才会有社会主义企业家的格局和情怀，才会真正走出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
五是推出问责向善、员工向善，推出“幸福生活的践行者倡导者”文化品牌，以人文建设来构架行业生态。这项工作主要是向内的改革。这些年金融机构伴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起来，市场激励成为最大动力，在带来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功利主义盛行和企业文化的薄弱。我们提出员工为本、价值为要，就是想以员工幸福为本，以员工提升价值为要。一方面强调金融机构的员工要率先向善从善开展慈善，我们每个分行都与一所学校结对，“一行一校”，开展帮扶也推进员工支教，每个分行都设立拥军工作室，开展拥军服务；强调问责向善，敬畏合规，严惩初心不善者，也宽容过失行为者。另一方面在全行开展“幸福生活倡导者践行者”文化品牌建设，明确反对无效加班，明确提出工作生活两不误，明确提出银行员工当好时代模范、践行幸福生活的倡导。这项以善为核心的员工管理改革至今已近3年，不纠结、不内卷、不另类，活出幸福、活出精彩，虽然一直在路上，但企业凝聚力、社会影响力都在快速增进。
六是积极推动并践行从社会价值维度全面重塑金融机构的价值评价体系。这项工作与其说是实践创新，不如说是对金融定位思考后对我国金融改革的一项建议。坚持金融的政治性、人民性，把金融的功能性放在第一性和更重要的位置上，到底如何才能真正落实下去，落实到机构里、落实到员工的行为中？不改变对金融机构的价值评价方式，不从考核评价中去重塑定位，是难以走出原有路径依赖的。基于此，我们提出了三分法来重塑金融机构的价值评价体系：作为牌照机构依托的是国家资源，应该建立一套金融机构服务功能评价体系；作为投资主体依托的是股东投入，应该建立一套可持续性规模效益评价体系；作为风险管理机构，必须专业监管，应该建立一套风险评价体系。这三方面构架起一家金融机构的三大评价维度，从目前我国的实际来看，功能性评价体系停留于普惠绿色等号召性而被虚化，导致金融机构盈利性过强的问题突出。所以我们提出在当前背景下，只有金融委员会主抓功能性价值评价体系，给予足够的权重，压缩盈利性权重，持之以恒地坚持几年，功能性第一位的金融机构才会成形，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才能全面开启。
上述六大方面的创新实践，我们总结成为“善本金融”的创新实践。实践时间虽不久，但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改变的发生，一条不同于西方金融的创新之路正在全面开启。
对于数字化变局，我们也积极创新，提出了加快建设“链式生态金融”的使命。所谓“链式生态金融”，就是数字化时代正值高质量发展阶段，加上新发展格局，必然要求盘活存量内涵式发展代替外延式扩张，金融也必然从“当铺思维”走向算力思维，从抵押担保走向场景金融。金融服务从原来以服务一个客户、一家企业为主转向服务一个产业、一个生态。数字化正在深刻改变着资产的形态、财富的形态，改变着经济的逻辑、金融的逻辑。生态金融、场景金融、共富金融、保障金融，连同金融“五篇大文章”，正在从技术创新、运营提质走向模式创新、形态创新。这些创新既关涉金融的未来，也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的机遇。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连同金融强国建设在国家层面被正式提出，政治性、人民性和“八个坚持”“五要五不”一系列金融思想全面呈现，一次来自中国的金融理论全面创新呼之欲出。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没有实践基础的理论创新是虚幻的。我们这些实践，源自对金融在大国兴起中的功能和作用，源自基层对金融服务的呼唤和要求，其中很多思考和探索还没有上升到理论层面，系统性还不够；很多实践还只是初步成绩，谈不上经验，更谈不上理论体系。但我们深信这些创新具有重要价值。我们用了“新范式”来总结这些探索做法,就是感觉我们的实践还只是留在“创新范式”这个层面上。同时我们更清楚，对新范式的探索是开放的，我们做了些事，但也只是处于初步阶段。我们把我们的做法编成一套丛书，是抛砖，就想引玉；有探索，就想有提升。希望有更多的金融有识之士参与这套丛书的编撰中，把各方面的实践创新点滴汇聚起来，共同努力，开创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争取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不辜负于这个伟大的时代。
是为序。（浙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陆建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