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影响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对此，国家出台一系列针对性政策科学引导，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率上升的态势得到了有效遏制。国家疾控局监测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儿童青少年的总体近视率为51.9%。这与2021年52.6%的总体近视率相比，下降了0.7个百分点；而与2018年全国近视摸底调查的53.6%的总体近视率相比，更是降低了1.7个百分点。然而，要实现科学化、精准化的近视防控，我们仍需着力突破一些关键瓶颈。
从“重治轻防”走向“科学干预”
自2018年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以来，我国近视防控工作逐步构建起“政府主导、多部门协同、家校社共治”的政策体系，实现了从单一措施到系统化防控的跨越。2021年，教育部联合15个部门发布《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光明行动工作方案（2021—2025年）》，开展了“引导学生自觉爱眼护眼、减轻学业负担、强化户外活动和体育锻炼、科学规范使用电子产品、落实视力健康监测、改善学生视觉环境、提升专业指导和矫正质量、加强视力健康教育”等8项专项行动。
家长作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第一责任人”，其认知与行为正经历从“重治疗、轻预防”到“主动防控、科学干预”的根本性转变。这一转变，既是政策引导与科学普及的成果，也是近视问题低龄化、重度化倒逼下的必然选择。
过去，一些家长对近视存在认知误区，如“近视是遗传决定的，防不了”“戴眼镜会加深近视”等。现在，教育部门、卫生健康部门联合医疗机构连续开展“近视防控宣传教育月”等活动，一批批专家走进校园和社区，专业实用的近视防控科普图书相继出版发行，科普渠道也逐渐丰富。这使得家长对近视的科学认知程度显著提升，并开始主动改造视觉环境，为孩子配备符合国家标准的护眼灯、可调节书桌等。此外，儿童青少年电子产品使用时间得到一定控制，通过“屏幕使用时间管理”功能实现数字化监督，也有助于对近视进行科学防控。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家长们逐渐开始建立“视力健康档案”，定期记录孩子的眼轴长度、屈光度等数据，并结合学校视力筛查结果动态调整干预策略。例如，对远视储备量不足的孩子，家长会主动增加其户外活动时长；对已近视的孩子，则会通过光学、药物和物理干预控制近视度数增长。这种“预防—监测—干预”的闭环管理，标志着家庭护眼从“经验驱动”迈向“科学驱动”。
全面推进公共卫生分级干预
当前，临床常用的近视矫正手段主要是光学矫正，如使用普通单焦框架眼镜、角膜塑形镜等。此外，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等药物，也常被用于配合近视矫正。然而，这些方法均存在严格的适应症限制，部分治疗手段费用高昂，且在大规模降低儿童青少年近视患病率及新发病率方面的效果仍显不足。
科学的公共卫生策略具有低成本、广覆盖、分级处置的特点，可以说是近视防控最经济有效的手段。通过精准施策、分层干预，公共卫生策略可针对不同视力状况人群制定个性化防控方案。例如，对于视力正常且远视储备充足者，重点是防止远视储备过早耗尽，可通过增加日间户外活动、减少近距离长时间用眼、改善视觉环境、科学规范使用电子产品等行为进行预防；对于视力正常但存在近视高危因素或远视储备量不足者，则需通过改变高危行为、加大日间户外活动、减少室内近距离长时间用眼等方式进行预防。
对于近视前期的孩子，防控的关键在于减缓近视发生，这就需要到专业机构进行医学验光等检查，在明确诊断后及时采取临床干预措施。在这一阶段，对于低度近视者，要控制近视进展速度，避免发展为高度近视；对于高度近视者，要预防并发症，降低致盲风险。
实现精准防控仍须努力
当前，虽然已知近视的发生发展与室内近距离长时间用眼密切相关，人们也已发现户外活动是最经济和有效的干预措施，但近视发生发展的机制尚不完全明确。因此，只有对近视发生发展的病因机制持续深入研究，才能够精准把握防控策略和干预措施。
儿童青少年近视发生发展状况因人而异。不同年龄段的儿童青少年对于近视防控的需求不同，如何根据其生长发育阶段、眼健康状况、生活行为等因素，制定个性化预防和干预措施，需要采集大规模数据集来进行预测和验证。
现在临床上采用的手段，都是在控制近视的进展，并不能预防近视。例如，近视矫正手段主要是通过光学眼镜，实现“能看”的目标，其他如功能性眼镜、角膜塑形镜以及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等，虽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近视的进展，实现“慢进”的目标，但也都无法真正预防或根治近视。
近年来，市面上近视防控的新技术和产品层出不穷，例如智能眼镜、眼部光学技术等，但其实际效果和远期影响仍需要临床试验加以科学验证。科学防控近视是系统工程，只有统筹好政策推进、部门协同、科学普及、观念转变、技术跟进，方能实现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增量”下降、“存量”减少的目标。
（作者：陶芳标，系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光明日报》（ 2025年09月23日 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