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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的陶寺遗址博物馆正式开馆，为冬日的晋南带来一股文化的暖流。在约5000平方米的展馆内，该馆集中展出230件（套）珍贵文物，全面展示了距今4300年至3900年陶寺文化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展现了陶寺遗址作为早期国家都城的恢宏图景。

物阜民丰 都城气象

民以食为天。考古学家通过对陶寺遗址出土的植物遗存研究，发现粟和黍是陶寺先民主要的食物来源，农业种植已成为最主要的生产方式。进入展厅，展柜中有一排小圆盒，里面盛放着一粒粒已炭化的粟、黍、稻米等植物及农作物的果实。

展厅中，根据考古发掘制作了一个“仓储区”的模型——沙盘上，一个个圆筒形的小房子，上面是茅草覆盖的圆锥形尖顶，与粮仓十分相似，正是“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的生动写照。其实这正是陶寺宫城外东南近处的“仓储区”。考古发现仓储区内有不少大型窖穴，直径5至10米，深4至5米，一般带有螺旋式上下的坡道。专家推测，它们也许就是陶寺的“国家粮仓”。

陶寺先民还将余粮酿成美酒。在陶寺贵族墓葬中，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酒器，根据研究，这一时期用于酿酒的主要原料是黍子。展厅中，透明盒子里夹杂着几粒白黄色的颗粒，那就是陶寺遗址最高级别的酒的酿造原料——黑黍子。

陶寺社会的居民不仅丰衣足食，日用器具也种类繁多、设计精巧。展览上实用的石器、华丽的漆木案、精致的彩绘陶壶、实用的斧灶等表明陶寺文化的手工业已高度发展繁荣。

展厅中，一组白色的玻璃钢材质人物塑像惟妙惟肖，有人蹲在地上，双手用力在石板上磨石斧的斧刃；还有两人一起，低头用脚反复踩地上的泥团，排出泥中的空气和杂质，使泥料更加密实……这生动的劳作场面,模拟的便是陶寺城址西南手工业作坊区的工作景象。

陶寺先民还设立了专门的机构来管理手工业。展厅中，一个微缩复原的“回”字形四方院落，带有天井和一个“门房”，颇有气势。这是根据陶寺遗址手工业区的大型夯土建筑遗迹进行复原的，考古学者推测其应为陶寺文化时期监管手工业的“衙署”。

陶寺遗址内，宫城宫殿区、仓储区、墓葬区、祭祀区、手工业作坊区、普通居民区等多个功能区布局有序，功能分区明显，展现了煌煌都邑气象。

器以载礼 金石有声

展厅一隅，垂帘围起一片令人垂涎欲滴的空间。此处实景复原了陶寺贵族的宴飨场景：两列低矮的漆木案相对摆放，彩绘纹饰华丽典雅，尽头还设有一主位。漆木案上，盘、朱绘木豆等饮食器中盛放着珍馐百味，美酒佳肴，如异域特色的炮炙肉、风味独特的“剔骨筋肉冻”和冰酒等，令人迫不及待想加入陶寺先民的这场盛宴。两侧还摆放鼍（音“驮”，即扬子鳄）鼓、土鼓、石磬等乐器——雅乐伴奏，宾主尽欢，让人想到《诗经·小雅·鹿鸣》中所记载的：“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乐且湛。”

陶寺文化时期已初步形成按等级身份使用礼器的制度。在陶寺遗址的大型墓葬中，鼍鼓、石磬、土鼓构成了一个固定的组合，在入葬时间相差100多年的墓葬之中，仍保持着组合不变、数量不变、位置不变的特点，形成了固定的规制。“磬音泱泱，鼍鼓逢逢”，这一对金石“乐队组合”，也是陶寺社会礼制初成的见证。

展厅中，复原的鼍鼓，既庄重又神秘。半人高的红色大鼓，上窄下宽，顶部蒙着鳄鱼皮，鼓身装饰着白、黄、蓝三色横条纹饰。从龙山时代直到商、周，鼍鼓始终是王室、诸侯、方国首领专用的礼器。凝视鼍鼓，耳边仿佛响起激荡人心的鼓声。

器殊贵贱 墓别尊卑

展厅中，细绳悬挂着三组大小依次递减的微缩房屋建筑模型，下方则是对应的从大到小的三个复原的墓葬坑。上为生者居，下为逝者宿，这一巧妙的设计，将王族、贵族与平民“生死之所”的对比，清晰直观地展现在观众面前。只见王族居住的是一间有夯土台基的屋子，开阔庄重，屋内还摆着漆木案，上面放着精致的炊具；下层贵族住的则是双开间浅地穴房子，如同一个“两套间”；到了平民，则变成了“单人间”，面积狭小。陶寺文化形成了从地上到地下一套尊卑有别的居住等级制度。

展厅中，一般比较朴素实用的陶器为普通居民日常生活使用，而绘有美丽图案的陶器通常是高等贵族及王族生活所用。

在彩绘蟠龙纹陶盘前，人们纷纷举起手机拍照打卡。出土自陶寺大墓的“龙盘”，无疑是陶寺遗址最具标识性的明星文物之一。“这条龙是多种动物的结合体，它的嘴是方形的像鳄鱼，耳朵似圆似方如虎熊，身体盘曲如蛇，白色彩绘的鳞片似鱼。”陶寺遗址博物馆讲解员靳垣临说。最特别的是，龙口中还衔着枝状物，似禾苗，可能是陶寺农业文明与图腾崇拜相结合的产物。这件龙盘，当年应为最高规格的祭祀礼器之一，为当时的最高统治阶层所有。

从宫殿到草屋、坑洞，从华丽的漆木器、精美的玉器，到朴素简单的陶器，从生前到死后，我们可以从展览中窥见一个社会分化、等级森严的陶寺文化，这也是早期国家文明诞生的标志。（记者 李韵 王笑妃 李建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