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们越来越抑郁了，能帮助他们的医生远远不够。这几年，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以下称为北大六院）儿童精神科常常爆满，一些患者只能被收进成人科。
一个令人担忧的数据是，《2022 年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对全国范围内超过 3 万名青少年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参加调查的青少年中有 14.8% 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风险，其中，有 4.0% 属于重度抑郁风险群体。
孩子们身上发生了什么？“有孩子都跳楼了，父母还是完全不能理解自己的孩子怎么了。”北大六院儿童精神科医生林红见过太多这样的遗憾。
北大六院儿童精神科医生林红。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从2009年开始，林红使用“家庭治疗”的方式救治儿童抑郁症病患。“孩子病了，很可能是整个家庭病了。该治疗的不只是孩子。”
但她并不认同将责任只归咎于父母。她看见这些父母也在痛苦中挣扎、困惑乃至恐惧。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该怎么做，甚至，“他们的童年也没有被好好对待过”。
01
隐秘的过度期待
很明显，能到我们精神专科医院的多数都是上学出现困难，甚至休学几年无法上学的孩子。
在门诊，有个孩子已经尝试过五次自杀了。医生问父母，你们来就诊最主要目标是什么？父母说，你看这不是刚开学，他要是再不回学校上学就又落下一年了。他已经两年没上学了。
医生说，你孩子目前情况不适合上学，自杀风险太大，最好能住院系统治疗。父母说没事，我 24 小时跟他在一起，能保证他的安全。你看，父母多矛盾。
之前孩子跟父母说了很多回，带我去找个心理医生。父母觉得没必要，带孩子出去旅游玩玩，应该就没事了。像我们做家庭治疗的，当孩子不愿意来时，我们就鼓励父母来。
但许多父母都不愿意，“孩子不来，我们来有啥用”。他们觉得迈进这个门太丢人了，不接受孩子有精神障碍，更不接受自己有，有深深的病耻感。
他们来看病目的也非常明确——怎么让孩子赶快上学。
很多人不知道，如果孩子已经不能上学，叫社会功能受损。其实孩子走到这一步，往往已经经历了一个非常艰难的痛苦过程。
我在北京见过太多焦虑的父母。条件不好的盼着孩子逆袭，条件好的期待孩子能更上一层楼。
能到我们这看病的多数父母条件都不错。尤其是那些经过自己奋斗实现社会地位跃迁的父母，心里就默认孩子只能比他好，“你看我当时啥条件，她现在的条件比我好太多了。”
但我们一跟父母沟通，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父母会说，我们对孩子没有任何期待。
其实他们的期待已经是无意识的了。有个父亲说，我已经不指望他上清华北大了，但是总得上个大学吧。说明还是不能接纳孩子真正休息一下。
还有个母亲说，我跟女儿说了先别在乎考试结果。可是这次，她学得最好的英语居然没有考过班级平均分。
父母感觉特无辜，觉得是孩子自己卷，不是自己。其实父母的期待早就被孩子给内化了。内化是什么？外界怎么看我，变成了我怎么看我自己。
许多成绩好的孩子往往有完美主义、强迫行为。在他们小时候，父母曾经对孩子要求特别高，写错一个字就要重写。后来孩子学习任务重了，就熬夜写，然后白天犯困，听不进去课。孩子如果为了追求完美，过于紧张，情绪就会大量消耗，影响他把能量放在学习上，然后出现恶性循环。
所以，往往是优等生才容易得抑郁症。差等生的心理障碍更多是一些破坏性暴力行为。
有父母特别不能理解，说我的孩子考了年级第一名，怎么突然就不要上学了。这个孩子早被家长“过度开发”了，拼了自己所有的力气才考了第一。
他又不能接受自己再也考不了第一。怎么办？不再上学，就可以永远保持第一了。这种揠苗助长的拔尖，等真实水平出来了，他就不太能接受。
这孩子后来一直没能上学，就把自己关在家里。十几年后，妈妈还是不解，“他是我的孩子里最优秀的一个，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患抑郁症来就诊的孩子越来越多，多少有强迫、退行、自残、自杀等行为。
父母们困惑又焦虑。我跟他们说，现在早点发现孩子出了问题不是坏事，别以为孩子生病一两年就要了命，这个问题不解决，有可能拖一辈子。到我们这看成年精神科的，追溯病史有一半得追溯到青少年期。
02
“你不是有一个朋友了吗”
我是做系统式家庭治疗的，跟家庭一起从生物、学校、家庭和社会大的系统去看孩子到底怎么了。
通常会先画个家谱图，爸妈、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和保姆都画上。
有时也会扩大成家庭帮助者地图，跟孩子有关系的所有人事物都纳入进来，例如老师、伙伴、宠物。
当系统压力越来越大，里面最脆弱的社会群体——也就是孩子们——会最容易受伤。疫情以来，孩子的心理问题急剧增长，我们怎么加班也不够人手，直接原因就是因为整体系统的压力在增大，系统各个环节出了问题。
疫情期间孩子们天天待在家里，师生关系、伙伴关系都混乱了。对孩子们来说，同伴关系很重要，但如果人都见不着，关系没办法去维系。
孩子们“突然特别孤独，压抑、悲伤，带着一点点害怕”。这个时候，我们很多高知父母面对孩子的情感需求却难以感知。
我遇过一个女孩，之前跟姥姥很亲，疫情来了，姥姥在外地回不来。母女间平时看起来在沟通，实际上处在完全不同的世界。
女儿个性比较正义，不喜欢小团体，但又渴望融入三五成群的朋友，有一回难过地跟妈妈说，自己在学校没有朋友。妈妈说你不是有一个吗？女儿就会自责，“自己是不是野心太大了？”
刚好女孩成绩也出了问题。妈妈说我都没有对你施压了。孩子自责，你看我爸妈都对我这么宽容了，对我也很用心，觉得特别对不起他们。
妈妈搞了几次家庭会议，孩子也表示的确是自己没把书弄懂，说下次改进方法。
妈妈自以为挫折教育很成功，但她不知道为什么搞完孩子反而更崩溃，说她每天都很痛苦，人为什么要活得这么累，有时心里会突然剧痛，不敢呼吸了。
其实在女儿看来，妈妈哪里是在开会，搞得跟打官司似的。从那之后她每天噩梦。每个礼拜都要大哭一两回，自己也不知道在哭什么。
这个女孩主见多。有一天她跟妈妈说，自己懂几项才艺，是不是可以发展才艺，反正文化课也不太好。
但妈妈直接“把她弄绝望了”。妈妈说，哪个公司会要你？你学才艺，干脆现在就退学！别上学了，专门学才艺！
女孩在焦虑地寻找自己未来的出路，没想到被父母一下掐断。她会觉得自己没有被当成独立的个体和有自我意志的人。
在心理层面成长来说，十几岁正是人格成长过程中的关键阶段。
他们开始思考自己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学习的意义是什么？自己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以及这个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他们希望被看见、被尊重，有平等对话的机会。
世界卫生组织在《世界青少年的健康——第二个十年的第二次机会》指出，精神卫生问题在生命的第二个十年尤其突出。
自杀是全球青少年死亡的第三大重点死因，而抑郁症是生病和残疾的最重要原因。
有一半的精神疾患开始于 14 岁，但大多数病例没有得到识别和诊治，从而对一生的精神健康产生了重要影响。无论心理还是生理层面，这个成长周期都极为艰难的。
这个时期的孩子们作为人格主体，在试图理解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疫情这几年，现实世界又非常难理出个头绪，特别需要成人世界给个答案。
但父母自己也很无力，他们也没答案啊，也很惶惑。他们的信息有时候还不如孩子多。
有个妈妈跟我说，孩子可喜欢问这个社会怎么了，政策又怎么了。你说他想这干嘛？这不都多余的吗？她自己也无能为力，没法给答案，就只想堵回去。
我们会建议父母认可和支持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去开展对话，而不是一味去堵、去否定那些青春期的困惑。不一定有答案，但孩子们正是通过思考、提问来认识和探索世界，慢慢长大。
03
错置：孩子被当成大人
做了十几年家庭治疗，我最无能为力的还是遇到有抗拒心理的父母。他们接受不了孩子有精神障碍，也接受不了自己有。
我们在病房给孩子们做团体治疗，好多孩子说，我妈比我病的还重；我爸比我还有病，但他们自己不吃药、不住院……
孩子是最了解父母的，因为在家里人最难伪装。父母两个人闹矛盾，还往往都分别去找孩子抱怨。
我尤其心疼那些才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经常在诊室里转着圈、不想走，可能他从来没见过理解他情绪的人，才不舍得走。
这些年纪小的孩子还没有什么思考能力，遇上父母不肯直面家庭的问题，就更难治疗。
对那些年纪大一些的孩子，如果父母实在不愿意面对，我们的工作会重点转向孩子，帮他们探索解决问题、自我成长的路径。
有的父母在离婚时会把孩子卷进冲突中，甚至当成工具，我们就要帮孩子抽离出来。有个小学三年级的男孩，双眼突然看不见了。眼科医生没有发现问题，建议来看儿童精神科。
访谈发现爸爸妈妈在闹离婚。有一天爸爸妈妈打架，妈妈把腰摔坏了。
妈妈说可以离婚，但丈夫要养自己后半辈子。她让儿子出庭作证，证明是爸爸推妈妈导致妈妈腰受伤的。陷入矛盾冲突的男孩很难受，眼睛一下子看不见了，他就没办法上法庭作证了。
孩子的智慧有时很高。
在治疗过程中，我问男孩：“父母过不下去了，非要离婚，咱们改变不了，怎么办？”结果男孩说，“就这样吧，我看咱们还是不管他们了。”他最后认了这个现实，就放手了。
还有个重要的问题，我们的文化普遍认为 18 岁就是大人了。
其实，大脑的前额叶皮层要到 25 岁才完全发育。这一区域与冲动控制、判断和做决策有关。社会不该过早让这些孩子承担成人世界的问题。
我们会发现，在家庭里，许多孩子被过早得放在了大人的位置。
前几年，有个爸爸来挂号，说儿子上高二了，不服管，认为儿子有问题。
我们让孩子摆格盘（心理治疗的一种工具，患者在格盘上摆一堆小木头人，以此来判定患者和周围环境的关系。）格盘上，他离父亲特别远，跟同学老师很近。
父亲看了蹿火。我请爸爸出去，单独跟孩子聊。
孩子告诉我说妈妈被爸爸打跑了，他的继母、继母生的小弟弟也被打。他觉得自己长大了，应该处理这个问题。
我跟孩子说，你没办法改变你爸爸，这不是你的错，每一个孩子都没有办法去改变自己的父母，特别在你自己还没有长大的时候。
男孩今年 16 岁，除了跟父亲，他跟奶奶、朋友的关系都不错，我建议他能够从家庭冲突的关系里面退出去，用接下来十年努力发展自己。
等到他 25 岁长大之后，再来承担家庭的责任。
有一个孩子说，大夫我以后也甭来看病了，没用。你说让他们别吵架了，他们说改，也不改，就跟要把对方杀了似的。我都不想活了。
还有孩子说，我都不理解，怎么就那么一丁点小事，他们俩就能吵个没完没了，也吵不出个结果。
我们去跟父母沟通，他们会说，我们吵几句而已，谁家不是这样。
首先不觉得是个问题，就谈不上去解决。结果孩子不能上学了，想自杀了，父母还没明白过来这怎么了。
如果父母不好好说话，或者平常动不动冷暴力，孩子也会习得，彼此之间就更加难沟通。
一个孩子跟他妈说，我说一句你怼我十句，那我不怼回去。你还说我，我是跟你学的。
十几年前，我去德国参观一个心理咨询机构。德国老师跟我说她刚完成一个心理咨询，有个厨师来做咨询，因为发现自己不会好好说话，一说话就得喊。
我当时很惊讶，在我们这个社会，就没有听过谁为学会好好说话而寻求心理咨询。
04
孩子要不像父母，太难了
当父母有跟孩子一起成长的意识，就能够有效改善家庭关系，改善问题。我和他们一起去分析问题，首先不要继续激化矛盾冲突，父母不需要指责自己，也不要指责孩子又怎么了。
有个孩子不止一次爬窗台。妈妈想让孩子学会管理情绪。妈妈说，我也知道他不是在吓唬我。
妈妈话音未落，孩子恼了，说我从来也不是吓唬你。因为实在太痛苦，我没有办法，才会坐在那。
“能不能不要每次总要等到我坐窗台了，你才罢休。”
父母的情绪管理也很重要。孩子的爸爸反思，我和爱人这么多年都有矛盾，我们俩都是知识分子，生气了几天甚至几周都不说话，家里气氛特紧张。
当大人只会通过冷暴力来处理自己的情绪，孩子也只能压抑着，通过自我伤害、自我攻击来表达情绪。
孩子是父母的复印机。孩子要不像父母，太难了。不得不承认，因为基因遗传和家庭教育方式，我们最容易成为我们父母的样子。
这是一个挺典型的东亚家庭，妈妈很有能力很辛苦，但控制欲强，一旦控制不了就冷暴力。
好在这对父母有成长意识。孩子出问题了，夫妻俩开始放下彼此分歧，共同面对。后来，我就建议妻子往后退一退，父亲往前进一进。起初父亲看起来没力量，但他发挥了更多家庭功能，发现做得也不是那么差，同时妈妈也轻松了。
女儿说，我生病，不仅为我赢得了很多权力，也为我爸赢得了很多权力。
孩子问题成了整个家庭走向成长的一个契机。关键是这对夫妻愿意去直面问题。这个案例已经三年了。孩子刚开始没办法上学了，后面又复学，现在在申请美国的大学。
05
修复
我经常说不能只怪父母。这是整个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的问题。孩子感受到的压力，也来自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
现在生育率越来越低，孩子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
我看过一个抑郁症孩子画的家谱图，两边家庭就只有他一个后代，一直是爷爷管着这个孩子，特别溺爱娇惯。
爷爷在去世前对爸爸说，我就这么一个孙子，你一定要把他培养好。不用天天说，这孩子压力也会很大。
无论是哪方面，我们都还没做好应对措施，包括我们的学校、教育体系、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大众的科学认知等等方面。
像自杀的胡鑫宇，他跟他爸妈打电话说不想上学。但这个时候孩子到底怎么了，父母也不太懂。
父母也没有被自己的父母读懂过，也没人教父母去读懂孩子，我们现在希望父母都懂，要求也太高了。
我们不必只有悲观。我们会把负面影响传给孩子，但同时也能把我们的一些优势、力量传给孩子。
社会的进步，就体现在我们每代人都能去面对自己的问题、修复创伤、不断成长。
有一个常识很重要：生命的成长过程本身是艰难而曲折的。
青少年抑郁是全世界的问题。孩子就跟小树苗一样，如果生物遗传得比较好，后面又养得好就能好，但如果生物性有问题，养得再不行，后面一点风吹雨打就可能折了。这是生命规律。
与艰难成长共生的是本能的强韧。我遇过一些有成长悟性的孩子。
记得有个曾经严重抑郁的女孩子，个性敏锐，表达能力也好，说她做梦都梦见“魔鬼掐着自己去上学”。
家里也有问题，妈妈说自己的丈夫拿不起事来，过于顺从婆婆，又从来不认错，夫妻长期分居，矛盾很大。
治疗了一年，父母没有太大改变，还是总把她跟别的孩子比。但她一直在自我鼓励，“我跟自己比就行了”。
她尽量去做自己喜欢做的小事，比如做一份酸奶草莓布丁。出于兴趣，还读很多心理学的书籍。复学后有同学不想考试了，女孩还能给他们疏导，同学夸她，“姐姐说的话，就是深刻。”这说明她能扮演自己的“治疗者”，还可以帮助他人了。我们的治疗可以结束了。
我记录过这个女孩的变化：“刚得病时觉得这个社会真烦。你瞧大白鹅那样儿，长那么长脖子干什么？！我真想走过去，扇它几巴掌。鸟叫什么呀？心烦。
原来看到公园里唱歌的老太太，觉得挺没劲的。现在觉得她们在抒发自己的情感，在寻找生活的快乐。”
走过黑暗，女孩渐渐成熟了。她也鼓舞到了我。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可以相信生命本身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