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2016届毕业生任立洲在茶园拉遮阳网，他怀揣梦想与激情，做一代新茶农正为乡村振兴带来蓬勃生机。他是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郑家山茶制作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2023年获“武汉英才”殊荣。他打理的茶园，拥有“武汉市科普助推行动计划示范基地”“国家茶叶产业技术体系鄂东南综合实验站示范基地”等闪亮的称号。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供图
王世虎3年前从遵义职业技术学院毕业时，曾得到一份在贵阳的工作。干了一个星期后，他就打定主意回到老家陕西榆林。如今，他是榆林靖边县朝农农资店农作物植保员，利用所学知识服务农村，给老乡们提供技术服务，普及新技术。
土生土长的浙江人应超毕业后，在城里一家机械制造厂工作了一年，最终也选择了回到家乡。他是嘉兴职业技术学院2017级学生、2021年嘉兴职业技术学院植保无人机培训班学员，如今是嘉兴市绿康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团支部书记、总经理。
像王世虎和应超那样拥有技能，然后返回家乡投入乡村振兴的“新农人”，如今大有人在。这些年来，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蔡萌一直在关注返乡就业现象。从2022年开始，他把目光投向了返乡就业的高职生这一群体。
王世虎在家乡的地里查看播种质量、播种密度情况。王世虎供图
由西安交通大学牵头，蔡萌团队于2022年10月至12月分批次开展了“中国高职院校大学生综合调查”。按照随机分层抽样方法，团队在我国东、中、西部各选取2到3个地级市的2到3所高职院校，共发放问卷30746份，最终得到29529份有效问卷。有效样本的户籍地完整覆盖我国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今年6月，蔡萌和他的博士研究生巨绍炜一同发表了阶段性研究成果《高职院校大学生返乡就业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尝试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双重视角，构建高职院校大学生返乡就业意愿影响机制的理论模型。
“我们调研发现，高职学校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农村地区，尤其是我们调查的这几所学校，大概占比80%以上。”蔡萌说，这一点也基本得到了官方的证实，在2020年教育部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时任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表示，职业院校70%以上的学生来自农村。
在蔡萌看来，乡村振兴既需要引领者，也需要实践者。而高职学生的优势在于拥有技能特长，乡村建设对这个群体，本就有很大需求。
刚刚结束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加快构建普职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在蔡萌看来，这意味着高职院校学生返乡就业可以成为乡村人才振兴的关键一环，不论是城乡融合还是产教融合，都需要高质量的技术技能人才。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2012届农产品质量检测专业毕业生吴俊峰，现任句容市如果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荣获江苏省乡村振兴好青年、镇江市乡村振兴好青年、镇江市农村致富带头人、镇江市首批新农人培养对象。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供图
带着技术回家乡的“新农人”大有可为
应超家里是务农的，他还记得小时候家里养殖白玉蜗牛，节假日他也会搭把手做农活。他觉得，如今应该是“新农人”的天下了。
“老家那些传统的务农方式特别苦，农民在田里面辛苦耕作，无论是人还是技术，都没有新鲜血液注入。所以我决定返乡，靠我自己所学的数控机械专业，帮家乡的人打开农业机械代替人工这条路。”应超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
插秧机、打捆机、搂草机……应超的无人机也开进了田里，越来越多当地老乡也加入进来，开始使用机器来务农。也有越来越多80后、90后的年轻人返乡就业，加入了应超的团队。他们大多和应超一样，也是职业院校毕业的，有学机械修理的，有学数控的。
“不怕你没有高学历，就怕你不肯吃苦。”应超说。
王世虎决定回乡的时候，家里人起初也是不支持的，“大部分父母都不希望儿女上了个大学又回来种地”。
他是带着技术回家乡的“新农人”，为马铃薯种植户提供种植技术，把产量提高到亩产4吨。最近他正在进行玉米高产种植技术推广，亩产1800到2000斤。
3年下来，这个年轻人用田间地头的真实成绩说服了父母。今年他新搞了一块试验田，尝试了一种新的密植技术，“今年产量想上2400斤”。
王世虎把这个目标告诉了自己的老师邱宁宏。他回乡之后，一直和遵义职业技术学院的老师们保持着联系，在生产中遇到了问题、难题，从蔬菜的病虫害，到玉米底叶发黄，都会与老师沟通，邱宁宏都会及时帮他想办法。
“对于学生返乡创业，学校始终关注，提供指导与鼓励。”邱宁宏说。
今年最累的播种阶段已经过去了，玉米棒子已经结上了杆子，等到10月收割，他就能知道今年的实验成不成功。
王世虎在遵义职业技术学院原本学的是建筑工程专业，后来因为“喜欢农业”，转到了园艺技术专业。遵义职业技术学院教授邱宁宏统计了两个有代表性的班级：一个是2009年毕业的园艺技术专业，学生共43人，毕业14年，仍有28人在从事农业农村工作；另一个班级是2013年毕业的作物生产技术专业，学生共28人，毕业10年，有14人在从事农业农村工作。
“他们中有的考取了农技员，扎根基层成为一名农艺师；有的成长为所任职企业的管理骨干或技术骨干；有的自主创业，开办了自己的农业公司。”邱宁宏说。
“曾几何时，农民工纷纷从乡村涌入城市寻求工作机会。然而，近年来，不少农民工却作出了相反的抉择，他们离开城市，重返故土，投身于家乡的就业与创业浪潮之中。正是通过这一群体的动态变化，我们深刻意识到了返乡就业现象的普遍存在及其重要性。”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巨绍炜说。
“从个体的层面来看，返乡就业是高职毕业生稳就业保就业的职业选择，是实现个人价值的关键路径。从国家层面上看，高职学生的返乡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人才红利，是弘扬乡土文化，助推乡村产业发展，优化乡村人才队伍的重要途径。”蔡萌说。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应用外语学院商务英语193班学生吴泽铭，2022年毕业后回到家乡增城从事农产品贸易，陆续成立了3家公司。销售当地的增城荔枝和增城迟菜心等农产品，去年销售额破2000万元。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供图
依托乡土情结的纽带，引导高职大学生返乡
“乡村地区存在中青年人才持续外流的问题，因此，人口老龄化、人口结构失衡、人才储备不足这一系列矛盾都非常突出。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当中，乡村人才队伍建设这一问题尤为重要。”蔡萌说。
调研发现，乡土情结正向影响高职院校大学生的返乡就业意愿，城市融入感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家庭禀赋通过个体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部分中介，负向影响高职院校大学生的返乡就业意愿；返乡政策感知正向调节乡土情结对高职院校大学生返乡就业意愿的影响。
应超对记者提到，自己回乡，正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家乡带动起来，“让家乡越来越好”。王世虎也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解释，自己家“祖上三辈都是农民”。
“回老家什么也不方便，交通也不便利，总体来说肯定没有城市好，但是我对家乡情感比较深厚，就想着回去把地种好，把产量提高。”在他老家榆林，煤炭、天然气资源丰富，农业相对不占优势。王世虎想着，要学以致用，拿自己学到的技术给家乡“改善一下现状”。
“这些来自农村地区的孩子拥有更多的乡土情怀。”蔡萌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对此，他建议地方政府“应该敢于打出乡土情结这张感情牌”，借助乡土文化的振兴、家乡民俗场景的再现、乡村面貌的全景宣传这些方式，唤醒在外就读的高职学生的乡土情结。最终，“依托乡土情结的纽带，引导高职大学生返乡”。
2020年7月15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支持高校毕业生、返乡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创业就业”。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允许符合一定条件的返乡回乡下乡就业创业人员在原籍地或就业创业地落户”。
针对如何激励高职生返乡就业这件事，蔡萌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从高职院校层面来讲，可以加大对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就业扶持力度，协调他们去补齐个体资本的短板，增强返乡就业的现实能力；同时，高职院校可以同步推进对学生返乡下乡实践的关怀工作，一方面激励那些本来就具有乡土情结的学生，明确他们返乡就业的意愿，另一方面也帮助那些城市融入感较差的学生，帮助他们作出符合自身需求的就业选择。
“我们现在关注的重点，是高职学生返乡就业的意愿。但实际上我认为应该更加关注的，是乡村振兴人才的‘留’与‘流’的问题。一个是留下的留，一个是流动的流。”蔡萌感慨地说，“找到驱动年轻人返乡就业的长效路径，不仅关系到乡村振兴的战略布局，也关系到年轻人的发展和前途，更关系到广大农村的繁荣和稳定。”
课题组博士生鱼洋（右）在盐城市新民村草莓园，实地考察草莓种植大棚草莓栽培情况。调研对象有不少是返乡的高职学生，回乡从事草莓种植。蔡萌供图
高职生返乡还需政府助力
对王世虎来说，返乡创业最大的困难是资金问题。他毕业后回到家乡，家里没钱，他自己手里也没钱。他打听到当地有大学生创新创业贷款政策，但“门槛比较高”，找不到担保人。王世虎咬着牙扛过了头一年，状况才慢慢好了起来。
“返乡创业最好是选择自己比较擅长的，或者熟悉的行业。而且要多调研，选择适合当地的行业或者项目，这样做比较稳妥一点。”王世虎诚恳建议。
应超返乡后遇到的最大挑战，同样是资金方面的压力。“刚开始赚不到什么钱，我又想购入一些现代化的农业机械，就只好贷款。”
除了资金上的短板，他还对农业机械上的短板深有体会。
“早些年，农业机械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先进。我们通过各方面的考察，决定了购买某款机器人，然后一步一步把它的性能提升上去。”顶着各方面的压力，应超坚持了下来。
据应超所知，村里对青年有一定的政策支持和培训支持，10年来，支持力度在逐步加大，尤其是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之后，他明显感觉到了大环境的变化。
“在我们镇上，有专门面向农业的扶持政策，有对农田的整治，还有美丽乡村的建设，让我们在田里面操作更加方便了。”应超说。
王世虎也经常参加当地农业局定期提供的培训，学习本地的务农经验：“我之前学的都是课本上的东西，肯定有经验不足的地方，学无止境。”
这个年轻人忍不住感慨，如今在家乡务农比他小时候轻松了很多，新技术的推广降低了人力劳动的成本，变化一直在发生。
2018年，他离家上学时，老家用的还是传统的人工灌溉方式，人力放水，用铁锹挖水渠。“当然比较累，我家二三十亩地，可能要浇个3到5天。但是现在，新的滴灌技术推广普及了，只需要拉下电闸开一下水龙头，一两天完全解决，而且还不需要在地里面专门照看。”王世虎感慨。
2017年，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随后在乡村地区，通过国家层面的政策与资金扶持，众多乡村的面貌得以显著改观。巨绍炜介绍，在此背景下，各地政府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纷纷出台地方性的返乡就业政策，旨在吸引包括农民工及大学生群体在内的各类人才回归家乡，共谋发展。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地方政府迅速行动，制定了明确的政策措施，承诺为返乡就业创业的群体提供就业补贴、资金扶持等实质性支持。这一系列举措，均是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宏观框架下，为吸引和留住本土人才而采取的积极措施。”巨绍炜专门提到，广西壮族自治区编制了《乡村振兴战略紧缺人才名录》。这一名录详细列出了该地区乡村发展中急需的各类人才类型，为精准引才、育才、用才提供了科学依据。“通过明确紧缺人才的具体领域与要求，能够吸引更多符合乡村发展需求的专业人才返乡就业创业。”
安徽省则是较早关注并推动返乡就业政策的地区之一，早在2013年便开始陆续出台相关政策措施。贵州省近年也在加快打造“黔灵家政”“贵州工匠”“贵州绣娘”“贵州护理”等特色品牌，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支持新型职业农民通过弹性学制参加中高等职业教育，满足乡村产业发展和振兴需要。
“通过细致的比对与归纳，我们沿着时间轴清晰地观察到，自乡村振兴战略正式提出以来，各地政府纷纷响应，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促进返乡就业创业的政策措施。”巨绍炜说。
但他同时也注意到，高职生返乡就业的情况地域差异非常明显。东部发达省份的高职生相对愿意返乡就业，“家乡的经济和就业环境其实非常好”。西部地区的学生乡土情结更重，也会考虑返乡。而中部地区和东三省，学生返乡意愿较低。
蔡萌提到的另一个情况是，目前国家为了鼓励高校毕业生到乡村就业，出台了很多扶持的政策，但是在实际操作当中，大专学历的招录人数占比很少，政策更倾向于吸引大学本科或者以上学历的人才，“针对高职学生的政策比较少”。
在蔡萌看来，高职生掌握着专业的知识和技术，他们的返乡就业，对于乡村产业的振兴、农业技术的改造、乡村企业的生产用工等环节都具有重要意义，引导高职大学生返乡就业是一个顺势而为的举措。
“但是目前我们看到，各地现行的返乡政策多还对学历提出要求，把重心放在本科生、研究生群体上，对于引导高职大学生返乡就业实际上是有一些忽视的。”蔡萌建议，出台针对高职大学生返乡就业的优惠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