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地区的旧石器越来越多，长江流域日益支撑起史前考古的新天地……祝贺！”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公布后，一位考古人在朋友圈发出这样的感叹。

资阳濛溪河遗址群是四川第二个获此殊荣的旧石器考古项目。2022年，位于川西高原的稻城皮洛遗址也曾入选。两个项目的领队，都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所长郑喆轩。

成为“十大”仅仅是开始。评选结果公布当天，郑喆轩就匆匆赶回濛溪河遗址。皮洛、濛溪河、射洪桃花河等重要遗址还有大量工作要做，资阳、内江等地的田野考古调查也在同步开展，整理研究也不能停下，考古队员们忙并快乐着。

搁在几年前，现在这种状态，对于郑喆轩还是“不敢想象的幸福”。

四川处于高原与平原之间，华南与华北之间，温带与亚热带之间，是古人类迁徙和文化交流十分重要的“十字路口”。然而，在2019年以前，四川比较明确的旧石器遗址仅有10余处，国内外学者们只能被迫接受四川盆地和川西高原没有或者很晚才有少量古人类存在的“苦涩现实”，四川成为国际旧石器研究的“盆地”“洼地”。

“如果能够扎实开展一些有针对性的工作，可能会有填补空白的重要突破！”11年前，郑喆轩硕士毕业，带着“开疆拓土”的目标和期待来到四川。然而，没有旧石器专业的人手，没有工作基础，缺乏可靠线索，工作的开展如“盲人摸象”，一度十分艰难。头几年，郑喆轩只能通过翻阅历史资料、利用其他任务间隙“搭便车”做一点旧石器考古调查，收效甚微。他做得最多的是配合基建开展的抢救性考古，参与发掘的遗址年代“从新石器直到建国后，偏偏没有旧石器”。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大致摸清了四川不同区域的地质地貌特点，为后面的工作积累了经验。

短短五六年间，局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2019年以来，四川逐步启动旧石器时代考古专项调查，取得了阶段性重大成果。调查新发现旧石器遗址点300余处，多个地区从无到有、从点到面，形成旧石器遗址群落，宛如漫天群星。遗址的文化面貌也显示出独特性、多样性。这证明，早在旧石器时代，四川就是现在东西方及中国南北方文化交流、人群迁徙的重要区域。

“漫天群星”中，有两颗最为耀眼，那就是皮洛遗址、濛溪河遗址。

皮洛遗址发现于2020年。遗址发现数量丰富、技术成熟的手斧和薄刃斧，是目前东亚地区形态最典型、技术最成熟、组合最完备的阿舍利晚期阶段文化遗存，对研究早期人类东西方文化交流、阿舍利技术传播路线等问题都提供了关键性证据。据最新研究，皮洛遗址的年代最早已超过了距今20万年，这意味着，人类至迟在20万年前就登上了青藏高原东部。

濛溪河遗址发现于2021年，特殊的饱水埋藏环境，极为罕见地较完整保存了一个6万—8万年前的远古社会，从多方面改写了国际学术界对旧石器社会的认知。其中以丰富的植物遗存最为特殊。遗址发现的木器是世界罕见的早期加工利用有机质材料的实证，仿佛见证了一个“木器时代”。遗存包含丰富的树木、果实和种子，核桃、花椒、接骨草等不少植物是在考古中最早的发现。遗址还发现了用火、切割、琢制、刻划等多种行为的证据，穿孔的石头和橡果、石块骨片木头上的系列刻划痕，展现了远古人类的精神世界。经过调查，考古队已确认了86个濛溪河文化类型的遗址点，广泛分布在沱江和涪江流域的浅丘地貌区，形成濛溪河遗址群。

2022年发现的桃花河遗址也令人惊喜。遗址发现上万件大中型石器，其丰富程度在南方地区的旧石器遗址中前所未见，还发现了石器加工厂、古人类活动面及其他罕见的复杂遗迹，应为早期人类的一个中心营地。测年表明，最早的遗迹距今约30万年。

五六年，300余个遗址，多个世界级的发现。6年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研究室成立时，仅有郑喆轩一人，如今已经有了11名成员。这个平均年龄30岁的年轻团队，将在天府之国继续探索，揭开古人类生活的更多谜底。

4月24日，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公布，专家评委们对入选项目进行了深刻而生动的点评，便于公众更好地了解各遗址的重要价值和意义。择其精要，与读者分享。

——编  者

9000年前的饭稻羮鱼

浙江仙居下汤遗址是中国最早的农业聚落。过去4个年度2000多平方米的发掘，揭示了距今9000年前后上山文化中晚期的中心台地、外围人工土台、三重环壕的聚落结构及其动态发展过程。遗址发掘面积并不大，却发现了几乎所有遗迹要素——房址、器物坑、灰坑、墓葬、食物加工厂、红烧土广场、沟渠、道路等，全景式呈现了早期农业社会的聚落形态和结构，为我们研究南方地区早期稻作农业提供了重要的标本。

今年有很多大遗址都是长期发掘的遗址，比如甘肃临洮寺洼遗址，1924年初次发掘，上世纪40年代夏鼐先生做了第二次发掘，到现在已经101年了。本轮发掘也延续了多年。遗址发掘出一处马家窑文化的大型聚落，发现了三重长方形布局的围沟、近百座房址、大量的灰坑窖穴。

这是首次发现史前遗址的三重长方形布局围壕，首次发现马家窑文化大规模的制陶区，首次确认马家窑文化高等级的中心性聚落，为我们展现了4800年前后黄河上游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新高度。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陈星灿

中原青铜技术经由这里传向三星堆？

学界公认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是中原商王朝控制长江中游地区的一个重要据点，是冶金技术、礼制向长江流域扩展的一个重要依托。我们原来认为，在商前期盘龙城遗址就衰落了，现在看来，在商代中期它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城址，可以看到600多米长的石墙、高等级的墓葬等。中原制造青铜器的技术，很可能是经由这儿传向了三星堆。

盘龙城遗址的考古发掘与遗址展示、考古公园建设紧密结合，形成联动，还面向国际举办了考古夏令营，在遗址的保护、利用、展示、传播方面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样板。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王  巍

江淮遗珍  楚风绝唱

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可谓“江淮遗珍  楚风绝唱”，为研究楚文化的政治格局、礼制变迁与艺术成就，树立了考古标杆。武王墩是战国楚系墓葬中独立陵园制的典范，陵园面积有150万平方米，车马坑长148米。陵园里陪葬墓、祭祀坑星罗棋布，主墓封土高达14米，墓坑深约20米，这些都展现了楚国工匠卓越的工程智慧，展现了楚文化、楚文明的高度发达。

“亚”字形的九室多重棺椁为国内首见。以九鼎八簋为核心的铜器群、钟磬鼓瑟的乐器体系，刷新了对战国礼乐文明的认知。木器纹饰华美，龙凤案、耳杯等器物，融合了中原和楚地的风格，印证了楚文化对秦汉艺术的深远影响。出土280件木俑列阵，仪仗与乐舞分工清晰，体现了楚国从“人殉”向“俑殉”的文明跃进，为后世兵马俑制度提供了直接的渊源。

——北京联合大学校长  雷兴山

佛教中国化，从这里开始

新疆喀什的莫尔寺遗址已经发掘了6年。我们都知道佛教文化、佛教艺术是从印度起源，经过中亚，由西域传播到中原。新疆在这一链条的前端。过去我们比较熟悉的是石窟寺，从克孜尔到敦煌、麦积山、云冈、龙门等，但地面佛寺遗址保存情况不太好。莫尔寺揭示了一个延续较长时段的地面佛教寺院建筑及其布局，通过布局可以看到它的结构和功能。

莫尔寺建立于佛教初传阶段，即公元1世纪左右，1—3世纪是遗址的第一期，此时平面布局是典型的印度中亚地区以佛塔为中心的“塔院式”结构。第二期为公元4世纪以后，从魏晋至唐代这个阶段，一方面保留了原有的塔院，同时中国内地的长廊式佛寺布局已经在这个地区出现了。莫尔寺遗址为我国早期佛寺起源、佛教中国化的过程，提供了非常鲜活的材料。

——四川大学教授  霍  巍

——聚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尊、卣、爵、觯、鼎，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出土的5件青铜礼器引人注目。铸于它们内壁、器底、器盖共7次的相同铭文极为重要，铭文中的“太保墉燕”4字实证了北京3000年建城史。“太保”是西周成王时期的召公奭，“燕”指琉璃河遗址所在的燕地，“墉”意为“筑城”，“太保墉燕”意为“太保召公来到燕地建设都城”，这是北京建城史最早的出土文献。

陕西宝鸡周原遗址出土卜甲、卜骨残片213片，初步辨识出刻辞295字。甲骨刻辞涉及天文历法、历史地理、军事战争、数字卦等多方面，价值重大。发现了多个国族名、人名，可以与金文和传世文献互相参照。发现“我呼侯……”“王呼并召……”等王呼令诸侯的王卜辞，是反映西周天子与诸侯关系的珍贵记载。

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出土“滇国相印”封泥、“益州”铭文瓦当，写有个人财产申报文书、“始元四年”的简牍，实证西汉时期曾经在这里设置益州郡，并揭示了郡治的准确位置。大批有字简牍填补了对汉代社会基层结构的认知空白，证明在汉代边疆治理的过程中，中央王朝一方面实行郡县制，一方面对滇王继续册封，运用了非常灵活的手段进行有效管理。

出土文字文献提供了古代社会的“第一手资料”，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多个遗址都出土了文字资料，在遗址性质的确认、古代社会面貌研究等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唐自华

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上，入围的20个项目依次登场。作为一名参与过不少考古项目的科技工作者，我最深的感受是：越来越多的考古人重视科技的作用，现代科学正在塑造中国考古学的全新风貌。

科技全面融入考古的各个环节，极大提升了研究精度。新出土材料和新方法的结合，提供了大量前所未有的细节。对吉林和龙大洞遗址黑曜岩的成分分析，发现存在本地和外来物源，区域比较揭示了东亚地区黑曜岩的流通网络。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遗址瓷胎采用二元配方技术，即胎土+脉石英，将瓷胎中的石英含量提高到70%以上，这比元代景德镇窑早了两个世纪，是我国发现最早的高石英白瓷工艺。

现代科学技术还揭示了以往未被充分认知的考古信息，丰富了考古研究的维度。这些成果正在为中国考古学贡献新的内容。据不完全统计，入围项目中，有5项开展了锶同位素分析。这表明，物质文化交流网络的研究已受到广泛重视，考古学家期待通过对古人迁移行为的研究，揭示交流对于社会复杂化的重要价值。在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借助探地雷达和地磁探查等地球物理手段，考古队发现了杨家湾北部的大规模石构遗迹。局部发掘证实，这些石构遗迹属于盘龙城聚落晚期北部的外城，是长江中游夏商遗址中首次发现类似的石构建筑。

科技进一步强化了文物保护力度。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考古队与文物保护团队紧密合作，利用薄荷醇加固技术，完成了椁盖板上方竹席的提取工作。同时，他们建设了考古遗址数字化管理平台，对发掘区进行精细扫描，从而获得高精度场景基础数据。在发掘现场，工作人员充分利用手机端应用程序，结合遗址现场测绘技术，及时、精细且全面地记录考古信息，为后续展示、检索和管理提供了全方位支持。墓坑中清理出各类椁木882根，总重近200吨，考古团队制作的推广视频逐层展示了每一根椁木的叠放方式，观众仿佛亲眼目睹了棺椁的营建过程，武王墩一号墓隐含的等级、礼制一目了然。

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从考古研究的一抹亮色，成为考古的底色。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王  晶 安妮娜

考古工作者看到一片墓地，首先想到的不是将出土多少稀世珍宝，而是墓葬结构、家族关系——这片墓地埋的是谁？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生前曾发生过什么故事？

历史时期的大家族，会以墓碑、墓志的方式留下自己或家族的痕迹，但夏商周时期的平民墓地无法通过文字讲述自己的故事。此前，考古学者往往依靠分析墓葬之间的距离远近、分布形态，推测墓主人之间的关系可能为夫妻、父子等，但苦于没有证据可以验证。直到近年，生命科学技术在考古研究中充分应用，使考古工作者“替古代平民说话”成为可能。

我们在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内发现了一片西周中期的平民墓地，目前已发掘了33座墓葬。这批墓葬的随葬品很少，少的一件陶鬲，多的三件陶器，只有一座墓随葬了铜锛凿，显然是一般平民的墓地。但他们的排列关系清晰，互相之间基本没有打破，人体骨骼保存也很好，因此我们得以提取到其中的DNA，把“亲子鉴定”技术做到3000多年前。

通过高精度的人类全基因组测序，北京大学宁超研究员团队复原了这片墓地中各墓葬之间的家族关系。我们发现，墓葬大致可分为南北两个片区，北区家族关系极强，共有18个人存在亲缘关系，南区的家族关系则较弱。

北区墓葬主要是两个家族，各自以父系遗传为纽带，之间存在“姑舅”关系，亲缘关系十分密切。其中一个家族的四代男性都被我们发现，以第二代和第三代最为兴旺。三位第二代男性中，有两位娶了妻子，他们各有两个孩子，埋葬在他们身边。

其中一对夫妻是近亲结婚，他们拥有共同的曾祖，属于“没出五服”的亲戚。一般女性会随丈夫埋葬，但这对夫妻的女儿却埋在了他们身边，这是为什么呢？根据体质人类学的鉴定，这名女子有较严重的脊柱侧弯，在30多岁时就早逝了。可能是由于身患残疾，终身未嫁，被父母呵护了一生，最终埋葬在了父母身边。

以上小故事反映的是历史的细节，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背后所代表的家庭、人群和社会结构。

整片墓地的墓葬中多用殉狗，其中还有一些墓葬底部有小坑内埋狗的现象。腰坑殉狗是商代流行的葬俗。因此，我们判断这些墓主人是殷商时期的遗老遗少，还沿用着前朝的习俗。

四代家族树是国内首次复原如此完整的古代家族树，十分“吸睛”。不过，墓地南区那些亲缘关系不强的墓葬也不应被忽略。埋葬在这片墓地的，可能既有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又有两三人组成的小家庭，甚至还有一些独立的个体，共同组成了这一小片社群，反映了西周燕国家族关系、社会结构的复杂性。

未来，DNA研究结合碳14测年、同位素分析、体质人类学鉴定和传统考古学方法等，将会为我们讲述更鲜活的燕国故事。

（作者单位：北京市考古研究院）

夏格旺堆

嘎拉的风，是几乎所有人对西藏玛不错最深的印象。

“天边的嘎拉，狂风的摇篮”。当地谚语形象地说明了玛不错所处的嘎拉古湖盆地的特征。当然，你只有长时间在户外干活，或者长时间住在嘎拉，才有机会体验到。

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个狂风呼啸、高寒缺氧的地方，竟隐藏着几千年人类文明演进的宝藏。

10多年前，玛不错遗址还没被发现的时候，我曾走过目前嘎拉古湖盆地东西向开通的219国道这条路线。那时，这条路线还是土路，“嘎定公路”，即嘎拉乡到定结县的公路。当时，我负责的“定结恰姆石窟”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评选的2011年度“中国考古新发现”。那时我就觉得，嘎拉这个地理位置应该是高原文化历史交通网络上的一个重要区域。

2019年实施第二次青藏高原科考田野考察之前，我作为科考项目合作方的考古负责人，为考察队制定了年楚河流域和这条“嘎定公路”的考古调查路线。幸运的是，考察队在玛不错采集到了绳纹、刻划等纹饰组合的陶片。看到陶片照片时，我眼前一亮，非常兴奋，告诉队员们，这些陶片的历史肯定超过三千年。

玛不错遗址的发现，揭示了一个新的高原考古学文化。这是迄今发现的青藏高原腹地海拔最高、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在嘎拉的夏季，“一日四季”的天气会经常造访。由于玛不错临近喜马拉雅中段的冰川，每天都会“准时按点”地刮来大风，风力时常达到6—7级，将队员们从“暖夏”打回“寒冬”。高原环境对人类生存不太友好，但通过考古发现，玛不错先民进化出较高的适应性——相对发达的上肢肌肉、高度的牙齿磨耗、极低的龋齿率，都展现出了先民顽强的生命力和适应力。

可以想象，这里也曾大湖汤汤、水丰草美，是古人喜欢的地方。除了传统的年代学、地貌重建、气候重建、动物考古、植物考古、体质人类学以外，古DNA、沉积物古DNA、稳定同位素分析、古蛋白分析、脂质残留物分析等技术方法，都被用在了玛不错遗址出土的各种生物遗存上。青藏高原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

玛不错考古队是多家单位组成的一支科研团队，队伍的团结是我们开展田野工作的前提。大家白天辛勤发掘，晚上除了做好自己的记录，也时常聚在一起开怀畅聊，憧憬美好未来。不仅是队员之间，在队员们和乡政府的年轻干部之间、与考古工地的嘎拉当地民工之间，都融洽如一个“大家庭”。

5个年度的科研探索，5个年度的狂风洗礼，5个年度的团结奋战，我们收获的不仅仅是高原史前人类在苦寒之地顽强存活的生命史诗，而且收获了友谊，收获了对这片高天厚土的热爱。

每一次考古队离开嘎拉乡政府驻地时，乡里的党委书记、乡长和嘎拉村的老百姓都会对我们说：“这里是考古队的第二故乡，请一定记得常回家看看啊……”

是的，5年揭开的，只是玛不错遗址1%面积的阶段性成果。我们不仅需要常“回家”看看，而且还需要尽我们所能，为可爱的嘎拉，为我们恋恋不舍的玛不错，继续做好保护利用工作。

（作者为西藏康马玛不错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