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民营企业混改，让民企成为国企子公司，代持股份不参与管理。名额有限！”“央企国企混改很火，私企挂靠国企，直接改制为国营公司”……在网络上经常可以看到类似广告，宣称民营企业能通过挂靠获得央企国企背景加持，提升投标、融资竞争力，还无需被管理。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中介机构打着混改名头，向个别民企收取高额服务费承揽挂靠业务，甚至以此行骗套取资金和股权，既影响民企发展，也有损地方营商环境。

以混改之名精心包装，代办挂靠牟利诈骗

租用北京王府井核心地段办公、打着“协助地方发展”旗号、层层挂靠“拉大旗，作虎皮”……浙江省诸暨市公安机关2022年破获一起特大系列性合同诈骗案件，犯罪团伙借助挂靠方式对外以“中字头”央企面目示人，借混合所有制改革为由，打着“央企”名号骗取困难民企股权、资金，36家被骗民企遍及浙江、安徽、广东等16省24市，涉案股权、资金数额巨大。

2021年年初，诸暨市公安局接到报案：当地一家民营企业为解决融资困境，与自称央企的华控建投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收购合同。进入融资环节，这家民企发现，华控建投并非真正的央企，而这家诸暨民企已经付出的合同保证金、居间费、承包经营费等名义费用以千万元计。

“企业负责人经掮客介绍结识华控建投，对方给出的条件颇为诱人，称收购不仅可以增加银行授信，还能解除个人担保。”办案民警周水桥说。这位历练商海多年的企业家仔细研究了华控建投的股权结构，又托人从市场监管部门查询，最终相信了其央企背景。

签订合同将股权及资产转让给华控建投后，这家诸暨民企却无法获得授信，随即选择报案。2021年3月1日，诸暨公安以涉嫌合同诈骗罪立案侦查。绍兴公安成立专案组深入拓展扩线，并于2022年7月集中统一收网，成功破获宋某、赵某某等14名犯罪嫌疑人借混合所有制改革为由，打着“央企”名号骗取困难民企股权、资金的特大系列性合同诈骗案件。

经查，2018年8月至2020年9月，该犯罪团伙在无实际履约能力的情况下，以央企名义骗得浙江、安徽等全国16省24市36家民企股权和资金，数额巨大，致使被骗民企经营更为艰难。宋某等8名主要犯罪嫌疑人被依法逮捕，地方检察院已对该案件提起公诉。

犯罪团伙精准拿捏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困难民企“病急乱投医”心态，打着“协助地方发展”“帮助民企纾困”等旗号，成为一些地方的座上宾。记者获得的一份中部某市接待方案显示，华控建投吴某某一行2019年赴当地签订项目，受到地方热情接待。

横行多地“趁火打劫”　掮客游走灰色地带

2018年以来，宋某等14名犯罪团伙通过新注册或买受方式控制20余家空壳公司，这些公司无主营业务、无资金流水、无资产、无信贷，租用北京王府井等核心地段的办公场地，伪造上百亿资产的虚假公司审计报告，通过“公司股权挂靠掮客”将所控制公司经多层股权架构设置，在工商登记股权溯源上成为多家央企控股的下级子子公司。

摇身一变成为“中字头”央企后，该犯罪团伙在全国各地物色陷入资金短缺的民营企业，打着践行“国企混改”旗号，以央企国企承债式收购后，为民营企业提供银行融资担保等名头为诱饵，与民营企业签订设置有多重陷阱条款的《股权收购合同》或《合作协议》，巧设“保证金、承包经营费、利润预缴款、打点费、居间费”等名目收取钱款实施诈骗。

记者调查发现，做类似业务的中介机构屡见不鲜。记者以南京某建筑施工企业的名义，咨询北京一家代办挂靠中介，对方一开口就提出可以借助国企混改操作挂靠，“大概准备混改到什么级别？有两三百万的，也有一百多万的”，并很快推送了三家可以挂靠的国企。

在他们的宣传中，此项业务是为了贯彻国务院“鼓励国有资本以多种形式入股非国有企业”精神，央企、国企下属国有独资公司拟征集部分优秀民企投资参股，试图为挂靠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

中介机构实施挂靠操作，有一整套流程。民企先交意向金，再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付完首付款，即可操作工商变更。民企挂靠成功后，从股权穿透上看确实能成为国企子公司，但一般日常经营管理并不会受到干预，只是领了一顶“红帽子”。被挂靠的国企并未实际出资，但有的会按年收取挂靠“管理费”。

每一起所谓“挂靠”背后都有一个中间人。“犯罪团伙经中间人有偿介绍，引入央企下属子公司成为其股东，每年向上缴纳一笔所谓‘挂靠管理费’。按照挂靠层级高低，中介机构每年收取几十万元到几百万元不等的‘咨询费’。”办案民警周水桥说。

年近七旬的包某某就是这样一位“中间人”，他帮助犯罪团伙控制的某企业成功挂靠一家中央单位下属企业，其回报是一份《高级顾问聘用合同》。根据这份聘用合同，包某某等3人担任公司高级顾问，在挂靠期间每年支付给3人共计100万元作为顾问费。

为找融资争项目，“大树底下好乘凉”

骗子之所以屡屡得手，其背后有多方面原因。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民营企业以及小微企业相对规模较小、抵押资产不足，要获得银行信贷支持相对较难。在商业往来中若能挂靠国资，通过国企背书来获得市场信任，可以大幅降低信用成本。

此外，一些领域对民企进入仍然存在限制和隐性的“玻璃门”，有的民企考虑到挂靠成功能增信融资、争取项目，于是不惜铤而走险。“挂靠后多少能挣点”成为一些民企选择挂靠的真实心态。

江苏无锡一家光伏企业负责人坦言，只有挂靠央企国企后，才能符合生产资质要求，但是要按照10％至12％的比例上交管理费用。

江苏盐城某环保科技公司，是一家国资控股的大型环保企业。公司负责人坦言，确实有不少中小企业来谈挂靠，“很多小企业为了竞标拿到项目，在投标前挂靠在其他有资质的国企下，如果不去挂靠连投标的门槛都达不到”。

“大树底下好乘凉”的诱惑，成为一些皮包公司欺诈投资者的惯用伎俩。

2023年8月，中国证监会公布的一则名为《挂靠“央企”抱大腿　虚构账款骗真金》的案例称，Z集团通过违规挂靠将自身及多家关联公司包装为“国企”“央企”，并以“间接参与国企混改”等名义迷惑投资者，非法募集资金数十亿元。

监管流于“纸面”易滋生国企腐败

浙江一位基层检察官表示，通过办案发现，不少民营企业家难以分辨国企身份的真实性。

比如，华控建投的股权设置相当复杂，多层股权架构设置，使工商登记股权溯源上显示为央企控股的下级企业。这是不少被骗民企没能识破其真面目的原因之一。

近年来，一些央企不时公告一批假冒国企名单，明确其一切行为均与央企无关，提醒社会各界提高警惕。这对打击挂靠乱象起到了一定震慑作用。

但不少受访基层干部和专家表示，打造“阳光央企”，监管主体责任不能流于“纸面”。“很多央企层级架构复杂，母公司对子公司的对外投资监管存在漏洞。”一名业内人士坦言，一些投资信息不透明，基层即使遇到“伪央企”也无处可查。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主任张远煌认为，挂靠生意背后的掮客群体，利用与国有企业尤其是管理层关系，帮助需要挂靠的民企对接撮合从中赚取中间费，而这些中间费相当一部分进入国企管理人员腰包，即使作为国企营业外收入，其财务管理上规范性、透明度不足，为设立“小金库”问题提供了土壤。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认为，一些国企信息透明度有待提高，复杂的层级架构也让一些央企对子公司的对外投资情况存在监管漏洞。

刘俊海建议，应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监管制度，从财务源头上阻止挂靠行为。加强对国有企业对外股权投资监管，注重对业务关联性、投资股权比重等的穿透式管理，严查国企内部人员与掮客、中介利益输送行为。（记者 郑生竹 马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