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广西南宁铁路文化宫广场，总是少不了晨练者的身影。全国政协委员、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审计与质量管理处处长韦军常常来到这里与晨练的市民交流。

65岁的李淑芬（化名）三年前被诊断为高血压和轻度睡眠障碍。除了开了降压药之外，医生还给其开了“运动处方”——每周游泳三次，每日散步40分钟，并根据身体状况及时调整运动的频率和强度，通过体医融合，有效改善身体状况。“现在药量减了，睡眠好了，体检指标也正常了。”李淑芬告诉韦军。

近年来，体医融合这样一种以科学运动预防疾病、促进康复的健康管理模式，越来越得到关注与应用。2016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动形成体医结合的疾病管理与健康服务模式”。2021年，《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进一步要求，“探索建立体育和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运动促进健康模式”。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韦军一直关注我国体医融合和全面健身事业的发展。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韦军提交相关提案，呼吁建立和完善体医融合工作机制，推动建立符合基层实际的运动处方体系。该提案被列为全国政协重点提案。

“希望持续通过提案建言，让更多的人重视体育健身。实现通过非医疗手段干预人群健康，不仅体育主管部门要发挥作用，医卫从业者也要更新服务观念，倡导‘健康关口前移，体育服务在前’的理念。”韦军对此充满期待。

融合：体育医疗双向奔赴

不久前，58岁的糖尿病患者张建国（化名）在天津某医院拿到了一份个性化健康方案：每周完成特定的健身和饮食计划，并定期监测血糖变化。“以前只知道吃药，现在大夫让我‘运动+饮食+药物’三管齐下，血糖稳定多了。”张建国说。这是天津市卫健委与天津市体育局联合开展的“体医融合运动促进健康防止慢病试点”的项目实践，覆盖20家医疗机构。该项目还创新性地将八段锦、脊柱保健操等传统运动纳入处方，并在社区设立“百姓健身房”，由专业团队指导居民科学锻炼。

“为了推动体育与健康融合，天津多家医疗机构建设‘运动处方门诊’和社区运动服务站，将体质健康管理纳入居民健康档案。”全国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委员、民革天津市委会秘书长周潮洪认为，以体医融合推进全民健身，不仅需要从传统健身模式向科学化运动干预的技术进步，还需要从单一体育部门主导转向多部门协同的机制创新，让体育、卫生、教育等多部门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截至2024年年底，全国共有体育场地484.17万个，体育场地面积42.3亿平方米，全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3.0平方米。“十四五”期间建成并投入使用的体育公园超1300个，提前完成规划目标……一系列数据彰显着我国全民健身事业的显著进步和全民健身对居民生活的影响。

在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缪小平看来，体医融合对推进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体医融合将运动作为预防和治疗疾病的手段，通过为民众提供个性化运动处方和科学健身指导，让运动更安全有效，帮助人们更好地管理健康，实现健康关口前移。

缪小平举例，武汉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阎丽静教授团队研发了“智能慢病管理系统”，该系统可以通过村医App随访和患者自主管理，指导脑卒中患者进行个性化运动。数据显示，参与该系统研发项目的患者收缩压平均降低2.8mmHg，卒中复发率下降23%。“体医融合是推动健康关口前移的重要方式。”缪小平说，“体医融合和全民健身还可以将部分医疗需求转化为社区健康管理，降低医疗资源消耗和医疗支出压力。”

纵观全国，体医融合正在形成“政策引领—试点突破—全面推广”的发展路径。2025年全国群众体育工作会议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已有375个体质监测站点，为33万人次提供科学健身指导；截至2024年年底，全国累计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约371万人，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约2.63人，为群众科学健身提供有力支持。这种将医疗资源与体育资源深度融合的创新模式，正在影响着我国的健康服务体系。

探路：机制创新任重道远

当前，我国体医融合和全民健身事业正稳步推进，但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部分地区或多或少存在资源可及性不足与结构性失衡等问题。缪小平在调研中发现，目前体医融合主要覆盖城市地区，广大乡村地区受限于人口密度、市场需求等，专业人员和设施设备相对较少。

“一些地方‘十五分钟健身圈’的建设质量与群众期待的‘高品质体育生活’尚有差距。”全国人大代表，福建中医药大学教授、科学技术处副处长林尧告诉记者，在调研中他发现，部分社区健身器材种类单一、老化，缺少适合不同年龄段或特殊群体的专业设施。在服务对象准入方面，为避免责任纠纷，部分健身场所拒绝高龄老年人群进入，且多数健身场所亦缺乏适用于老年人和残疾人的无障碍通道与专用器械。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齐心律师事务所主任齐秀敏在调研后给出了专业视角的分析，她认为现阶段体育、医疗卫生等相关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之间衔接有待加强，运动处方的法律属性、责任边界、收费标准仍待明确。除此之外，运动处方、运动干预项目、体适能测试等纳入医保报销的范围非常有限，阻碍了体医融合惠及范围的扩大。“比如，一位低收入的高血压患者知道运动有好处，但获取专业、持续、可负担的体医融合服务渠道有限，他也许就会放弃。”齐秀敏说。

“体医融合，意味着两个领域的深度交融。要推进这项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了解两个领域的复合型人才。”全国人大代表、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一科主任徐玉善指出，一些地方的医疗机构相关专业的人才相对较少，临床医生对运动干预知识和技能掌握不足，开具的运动处方有效性不高。部分慢性疾病管理医生运动处方知识不足，患者难以获得科学的运动指导。

在韦军看来，如果体育与医疗两大系统资源更好整合，体医融合的不少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近年来，体育领域在探索通过非医疗手段干预人群健康的方式，医卫从业者也在更新观念，倡导‘健康关口前移’的理念，全民健身的氛围愈发浓厚。一些院校增设了相关课程，着力培养复合型人才，提升运动干预指导的精准服务能力。”韦军表示，我国会在推动体医融合、促进全民科学运动的道路上行稳致远。

协同：健康生活全民共享

“我们的团队在运动防癌、抗癌研究中发现，不同运动方式的健康效益存在显著差异，其内在微观分子机制更是复杂多样。”从自身专业出发，林尧认为高校和科研机构应当系统性地加强运动与健康关联机制的研究投入，重点聚焦不同运动类型、强度、频率针对各类人群的健康效益及深层机制研究。“这类基础性研究将为高质量体医融合提供坚实的科学基础和个性化健康促进方案，使全民健身指导更具科学性和针对性。”林尧说。

推动体医融合与全民健身事业发展需要多方协同发力。徐玉善认为，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政策支持与资源整合，加大对体医融合项目的投入，整合医疗、体育、教育等资源，加强体医融合示范基地建立和建设。作为医务工作者，她还建议加强培养兼具医学和体育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鼓励医疗机构与体育机构开展合作研究，共同制定运动处方和健康管理方案。

全国人大代表、南昌师范学院体育学院院长程丽芬在江西调研时发现，一些地方的社区已经出现专门负责居民运动健康管理的工作人员或志愿者。“例如，针对老年群体，可以鼓励相关企业开发适老化运动产品，设置银龄运动专区。”程丽芬说，针对残障人士、儿童等不同群体，还应当完善更细致的方案，不能让他们“掉队”。

周潮洪在调研中发现，不少居民对“体医融合”概念陌生，仍依赖被动医疗而非主动运动干预。她建议，要加大全民健身的宣传动员力度，广泛宣传全民健身的意义和作用。充分利用媒体，弘扬体育精神，讲好群众健身故事，调动群众参与体医融合和全民健身的积极性。

齐秀敏告诉记者，作为人大代表，她希望能推动制定相关法律，明确卫健、体育、医保等部门的协同责任，规范运动处方开具标准、数据共享机制及服务监管框架，为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真正实现深度融合等相关工作提供更坚实的法律依据。

从政策创新到基层实践，从科技赋能到理念转变，体医融合和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非一日之功。正如程丽芬所说：“体医融合不是简单的资源叠加，而是要通过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理念创新，构建全新的健康服务体系，让城市和农村居民都能拥有健康的身体、享受美好的生活。”（记者 殷泽昊 通讯员 甘越）

《光明日报》（ 2025年08月16日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