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纽约时报》26日播发调查报道，首次披露以色列军方在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初，放松旨在减少平民伤亡的交战规则，继而导致加沙地带大量平民伤亡。

例如，允许以军每次空袭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目标时，最多可以炸死20名平民；如果目标是哈马斯领导人，每次最多可以炸死100名平民。

《纽约时报》记者查阅数十份军事记录，采访100多名以军士兵和官员，其中包括超过25名帮助审查、批准或打击目标的人。大多数士兵和官员要求匿名，缘由是以方禁止公开谈论如此敏感的话题。记者向知情军官核实了相关军令。

加沙地带（资料图）

报道说，2023年10月7日下午1时整，以军领导层下达一道命令，发动对加沙地带空袭，授权中级军官空袭数以千计的武装人员和军事场所，而这些人员和场所在以往的加沙冲突中从未成为以军优先打击目标。

根据这道命令，以军对加沙地带“铁剑”行动早期，除了重点轰炸哈马斯高级指挥官、弹药库和火箭弹发射器，还大幅扩大打击范围，把级别最低的武装人员也列为目标。每次空袭，以军有权冒杀死至多20名平民的风险。有几次，以军高级指挥官批准空袭哈马斯领导人，并且清楚，每次空袭都可能导致上百名平民死亡。

《纽约时报》说，这种命令在以色列军事史上没有先例。以军中层军官之前从未获得如此大的操作空间，可以以如此高的潜在平民死亡代价，攻击如此多的目标。

例如，普通哈马斯武装人员在家，身边有亲戚邻居时，以军也可以发起空袭，而不必等到他们独自在外时。

按照这篇报道的说法，以往与哈马斯的冲突中，以军空袭常常在预判不会误伤平民后才获得批准。有时，执行空袭的以军人员获准每次可以炸死至多5名平民。这一上限偶尔会提高到10人以上。实际上，以军空袭造成的死亡人数往往高得多。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以军高级军官说，以军领导层之所以改变交战规则，缘由是哈马斯突袭给以色列造成重大伤亡后，军方认为以色列面临“生存威胁”。

《纽约时报》说，这导致以色列在本轮巴以冲突的前7个星期向加沙地带投射将近3万枚弹药，超过接下来8个月的总和。加沙地带卫生部门说，空袭在头两个月最为猛烈，导致1.5万余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占迄今总死亡人数三分之一。

《纽约时报》调查还发现，以色列严重弱化用于预防平民伤亡的保障制度，采用有缺陷的方法搜索目标和评估平民伤亡风险，经常不对造成平民伤亡的空袭作事后审查或惩罚相关责任人，并忽视来自以军内部和美国高级军官的警告。

由于在“铁剑”行动初期高强度轰炸，以军头几天就炸光了战前经过审查的目标数据库里的大部分目标。情报人员继而转用一套大规模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却未经检验的系统搜索新目标，且据此发动打击的速度之快，令新目标的确定过程很可能不可靠。

加沙地带（资料图）

报道说，以军以往在加沙地带军事行动中，会提前对某一个特定建筑物进行长时间监视，继而确定目标。然而，在“铁剑”行动中，以军以一个粗糙的统计模型评估平民伤害风险，而这个模型主要依赖对更大范围居民区手机信号作评估，武断地认定，哪里没有手机信号，哪里就没有平民。另外，以军有时在最后一次定位目标几个小时后才发动空袭，增加了伤害平民的风险。

以色列军队自诩“世界上最有道德的军队”，理由之一是会在发动空袭前“敲屋顶”即实施警告性轰炸，或者打电话、发短信要求这一带的巴勒斯坦民众逃离，再炸毁相关建筑物。然而，《纽约时报》调查发现，从“铁剑”行动第一天起，以色列就大幅减少“敲屋顶”，改为直接轰炸。有时，以军本可以使用更小或更精确的弹药完成打击，却用投掷老式自由落体炸弹和重磅炸弹，以造成更大破坏。

报道说，从2023年11月起，在国际社会强烈抗议下，以色列在轰炸加沙地带时开始减少使用航空弹药，并收紧了一些交战规则，其中包括在打击不构成紧迫威胁的低级别武装人员时把可能受到伤害的平民人数减半。但这些规则仍然比冲突前宽松得多。

《纽约时报》26日的报道援引了以军一份回应声明，其中承认以军交战规则发生变化，但强调修改规则的原因是本轮巴以冲突“前所未有”，几乎无法与全球其他冲突相提并论，其中包括哈马斯大规模袭击以色列、藏身平民中间以及使用遍布加沙地带的地道网络。

以色列长期侵占巴勒斯坦土地并封锁加沙地带。哈马斯去年10月7日自加沙地带袭击以色列军民目标，造成大约1200人死亡，并把251人挟持到加沙地带。以军“铁剑”行动迄今造成逾4.5万巴勒斯坦人死亡、近10.8万人受伤。南非等国向联合国国际法院起诉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实施种族灭绝，以色列否认这一指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