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9月27日电  9月25日出版的2023年第39期《瞭望》新闻周刊在“专题”专栏中刊发报道《“争夺认知”的殖民战争》。全文如下：

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计算机、互联网、通讯、大数据、云计算、新媒体以及人工智能等科技领域的高速融合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了知识高效交流、资讯高度饱和、观念高频迭代的时代，人类认知领域的革命也方兴未艾。

与此同时，全球化、多极化带来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和大国战略竞争的全面升级，也使得国家间的博弈越发复杂化——不仅在军事、科技、经贸、金融等显性领域加紧对抗，也越来越重视“争夺认知”等隐性领域的竞争。

与传统战争受到地理边界和战争规则限制、偏重于从物理维度来实现战争目标不同，作为超限战的认知战，在信息技术的加持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传统物理束缚，使战争由非常态变为“常态”，大大降低了发起对抗的成本和风险，这正是西方越发重视认知战的重要原因。

四个环节的联动作战

认知战是一种以信息为主要载体，通过影响和塑造目标国家决策者和群众的认知，进而控制和改变其行为，最终达到战略战术目的的现代战争形态，是融心理战、舆论战、信息战于一体的最高层级的非动能作战形式。

2023年3月，美国《战略安全》杂志发表的题为《现代认知行动与混合战争》的文章明确提出：“认知操作可以是扩张的工具，甚至可以通过改变目标群体的观点、价值观和利益来实现特定的殖民化。这种控制可以为数字时代的国家殖民提供新的机会。”由此可见，在美国战略界看来，认知战已经上升为新国际环境和技术条件下对目标对象实施影响、掠夺乃至侵略的重要方式。

从实施方式来看，认知战的作战模型包括以下四个环节：

决策主体：指实施认知战的国家、军队或团体，它是认知战的发起者和指挥者，根据自身的利益和目标，制定认知战的策略和计划。

实施主体：指被挑选或塑造的、执行认知战任务的各类线下线上组织或个人，包括政客、名流、公知、网红、意见领袖等公众人物，基金会、非政府组织、智库、高校、黑客团队等专业机构，媒体、出版社、影视公司等传媒平台，水军团队、网民等终端。它是认知战的执行者，负责制作、传播和控制信息，以影响目标国家的社会认知。

社会认知：指目标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生活等各个领域的公众意见、观念、态度和情绪。社会认知是认知战的主要作用对象，也是认知战效果的反映。

目标实现：指通过认知战达到的战略战术目的，包括颠覆、牟利、分裂、控制等。目标实现是认知战的最终评价标准，也是认知战的动力源泉。

这四个环节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和互动，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认知战体系：决策主体通过实施主体影响和改变目标群体的社会认知；社会认知的变化影响决策主体和实施主体的策略和行为；目标实现影响决策主体和实施主体产生新的动机和目标。这就形成了一个动态循环。

有研究者指出，一些西方国家先进的打法是已经形成了体系化的认知作战联动机制。例如，在西方政府的策划下，某基金会会提前几年进行布局，首先选定目标国家的“话事人”，然后通过学术交流和商业交流来资助该国媒体，进一步烘托“话事人”的人设，再利用网络水军体系来控制社交媒体热搜，从而在潜移默化中提升“话事人”的话语权甚至社会地位，最后在关键时间节点让“话事人”抛出最有利于西方利益的观点，从而引导目标国家社会舆论形成新的共同观点，以改变其决策和社会发展方向。

战略、战役与战术

针对不同层级的目标实现，认知战可以分为三种组织形式：

战略性认知战：针对目标国家整体或重要部分的社会认知进行长期且系统的影响和改变，以达到颠覆或控制其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军事力量或意识形态等根本利益的目的。

例如，美国政府对苏联就曾展开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战略性认知战，且充分利用其盟友和附庸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资源，对苏联及其盟友进行多方位、多层次的认知战，以孤立和包围苏联，削弱其国际影响力和地位。

在这场战略性认知战中，美国政府针对苏联及其盟友的民族、宗教、文化、历史等特点，专门制作和传播历史虚无主义和修正主义等特定信息，并利用各种媒体、智库、非政府组织等，以所谓“中立”或“客观”的姿态发布或转载有利于西方利益的信息，以引发“认知反应”。同时，美国政府利用其控制或影响的间谍、叛徒、分裂分子等，在苏联内部进行渗透和破坏，制造或操纵各种事件或话题，以塑造或改变苏联的社会认知，并通过电影、音乐、文学等形式，全力向苏联民众传播西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诱导其认同西方模式，又通过奖学金、交流项目等隐蔽方式，培养或收买了苏联的精英分子，逐步影响或控制了其思想和行动。

美西方发动的认知战，使苏联陷入国家思想混乱、主权认同消失、社会价值观分裂、国民意识淡漠的困境，是其最终走向解体的一大原因。

战役性认知战：针对目标国家局部或特定领域的社会认知进行中期且有针对性的影响和改变，以达到瓦解或削弱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军事防御或社会团结等重要利益的目的。

例如，2003年美国政府为了推翻伊拉克政府，攫取地缘和资源利益，发动了一场所谓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战役性认知战。美国政府利用其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向全世界宣传其对伊拉克的单方面指控，大规模炮制虚假证据，并通过国际组织和媒体美化其对伊拉克的侵略行为，为最终绕开联合国军事推翻一国政府扫清障碍。

战术性认知战：针对目标国家部分群体的社会认知进行短期的影响和改变，以达到误导或操纵其政治观点、经济行为、社会情绪等具体利益的目的。

例如，美国政府为了消解其国内公众对毒品问题的不满和批评，选择对外转移矛盾，故意制造外国是芬太尼泛滥问题责任方的假象，并利用其在媒体、教育、文化等领域的优势，向其国内公众传播这种假象，还通过法律规定、政策措施等影响其国内公众对毒品问题的认知，以此误导和操纵了他们的政治观点和社会情绪。

矩阵攻击的流程

为了影响和控制竞争对手的认知，认知战在内在逻辑上需要详细分析和评估对手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政治领导力，社会组织、社会动员、社会稳定等方面的综合情况，及其心理状态、心理弱点、心理防御等反应特点，以制定有效的影响策略。

作为施加攻击的一方，还需要分析和评估传播渠道、传播内容、传播效果等问题，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搜集、分析、传递和利用信息，甚至需要深入了解人脑及神经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认知中枢和反应机理。

通过对各种知识和技术的综合运用，认知战在实施过程中常常遵循以下流程：

一是情报搜集。通过网络、社交媒体、人工智能等工具和手段搜集目标社会的信息，包括哲学、信仰、规则、弱点、动机、情感、历史、道德、教育、心理健康、身份和意识形态等人类认知维度的要素，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综合情况。

二是目标分析。根据情报搜集的结果来分析目标社会的特点、利益、需求和矛盾，将目标社会的个人或群体进行分类和分层，确定最易受影响和最有影响力的目标群体，以及最有利于攻击者的切入点。

三是决策制定。确定认知战的目标和意图以及期望达到的效果，选择合适的认知战策略和方案以及相应的技术手段和实施平台。

四是信息设计。基于目标群体的心理特征、接受能力、价值观和认知偏差，设计符合攻击者意图和策略的信息内容和形式，包括文字、图片、视频、音频、游戏等。值得注意的是，其间既有真实的信息，也有虚假的信息。

五是渠道选择。在充分考虑目标群体的信息获取习惯、信息传播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干扰因素和应对措施、提高信息可信度和覆盖率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传播渠道和平台，包括网站、社交媒体、新闻媒体、博客、论坛等不同类型的渠道，甚至会选择非正式的或隐蔽的传播平台。

六是效果评估。根据传播渠道的反馈，评估认知战的效果和影响，包括信息接收者的数量、质量和反应，以及信息对目标社会认知状态和行为变化的影响方向和程度。效果评估的重点在于研判信息传播是否达成了攻击者的目标，总结认知作战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以提升下一次综合作战能力。

通过上述梳理可以看出，认知战涉及多个领域，整体链条长且精密，处理的细节多且复杂，这就使得这种战争形态在实践中常常采用矩阵攻击或集群作战模式。

2021年6月，由美国军方和北约全程参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捷克技术大学、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等机构组成的联合研究项目组发布的《认知研讨会：提高认知的创新解决方案》研究报告明确指出，“认知战是迄今为止最先进的操纵形式，是一种综合武器的方法论，它整合了网络、信息、心理和社会工程的非动力战争能力，以便在没有身体战斗的情况下获胜。作为新型战争，它被定义为由外部实体将公众舆论武器化，旨在影响和破坏一个国家的稳定。这些攻击可以视为一个矩阵：跨越少数和多数的界限，全面影响思想和行动，跨社区组织……它的执行方式不同于更传统的战争领域。”

这种新型战争的典型案例是2019年美国政府对委内瑞拉实施的一场包括认知战在内的总体战。

委内瑞拉是拉美地区重要的石油生产国和出口国。数十年来，美国政府一直将委内瑞拉政府视作“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策动“颜色革命”，企图颠覆委左翼政权。

从2002年起，美国政府策划并实施了多次针对委时任总统查韦斯的政变，并资助委国内反对派举行大规模暴力抗议活动，均未取得预期效果。

2018年12月，在其策划的针对委总统马杜罗的暗杀活动失败数月后，美国政府直接邀请委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访美，密谋支持瓜伊多推翻委国内选举结果直接自封“临时总统”、成立亲美政权事宜。

在此背景下，为树立瓜伊多形象、瓦解马杜罗政府合法性，美国政府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认知战。

2019年1月23日，美国政府宣布承认瓜伊多为委内瑞拉“临时总统”，并动员其盟友和一些国际组织跟进，同时利用网络和媒体向委内瑞拉民众灌输西方价值观和“民主”理念，散布虚假或歪曲的信息，渲染委内瑞拉经济和社会危机，诋毁马杜罗政府的合法性、能力和形象，鼓吹瓜伊多政府的民主和改革理念与执政前景。

作为配合手段，美国政府利用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向委内瑞拉政府施加空前巨大的压力，试图以此削弱委内瑞拉的国家安全和国际地位，随后更是直接策划军事政变，试图瓦解委内瑞拉军队和民兵的忠诚和士气，制造政治动荡和暴力冲突。

在此过程中，美国多个部门分工协作赤膊上阵：

白宫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这场总体战的最高决策者和指挥者，负责制定对委内瑞拉的总体政策，统筹政府行动和资源；

国务院作为主要执行者和协调者，负责与美国盟友、国际组织和委内瑞拉反对派的沟通与合作；

中央情报局负责提供情报和幕后操纵，它全面搜集、分析、传递、利用有关委内瑞拉的信息，直接策划、支持、指导委反对派和私人军事公司等进行各种颠覆活动；

美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作为主要前沿基地和窗口，负责与哥伦比亚等国家协调和配合，向媒体发布各种声明和评论，并指挥委内瑞拉国内专家、名人、意见领袖等精英阶层配合美国政府行动，全面扰乱委内瑞拉社会思想，对局势推波助澜。

面对来势汹汹的进攻，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带领民众顽强抵抗美国的压力和干涉，以事实和道理为依据，开展多项行动稳定民心，成功确保了军队和大部分民众对他的支持。而美国全力支持的瓜伊多却始终未能得到军方的响应和足够多的民众拥护，迟迟无法组建有效的“临时政府”，这使美国政府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并最终抛弃了瓜伊多。

2023年1月3日，美国政府正式承认失败，表示尊重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关于解散瓜伊多领导的“临时政府”的决定，为这场失败的战争画上了一个不体面的句号。

危险在制胜于无形

认知战是一种制胜于无形的新型混合战争，试图通过影响目标国家决策者和群众的心智来影响其行动。

在政治方面，认知战旨在干扰或误导目标国家的决策过程，使其做出错误决策；煽动不同政治派别或团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制造分裂或动荡；诋毁抹黑目标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培养反政府社会意识。

在经济方面，认知战谋求扰乱或破坏目标国家的经济秩序，制造混乱或危机；诽谤或贬低其经济发展和经济成就，动摇人心。

在军事方面，认知战试图干扰或破坏目标国家的军事指挥和军事行动，使其无法达成既定目标；削弱或摧毁其军事力量，降低军队的执行意愿和执行效率；诬陷或污蔑其军事行为和军事道德，营造其被孤立或否定的舆论氛围。

在科技方面，认知战设法阻碍或破坏目标国家的科技创新和科技应用，抑制其科技进步；质疑或否定其科技理论和科研体制，误导其科研方向。

在文化方面，认知战极力破坏或消解目标国家的文化传统和文化价值，企图使其价值观异化；曲解或歪曲其文化现实和文化问题，让民众陷入迷茫或愤怒情绪；侮辱或嘲讽其文化形象和文化品味，削弱国民的信心；渗透或控制其文化机构和文化人士，鼓吹崇洋媚外。

这种制胜于无形的新型混合战争具有全球化、多元化、隐蔽化、持续化等特点，使其较传统战争更具广度和深度。

首先，认知战不受地域和国界的限制，实施方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通过网络、媒体、外交等渠道对其他国家和地区施加影响，甚至可以跨越文化和语言障碍，对不同民族和群体进行有针对性的认知操作。

其次，认知战涉及多个领域和层面，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法律等，实施方可以利用各种信息和舆论，对目标对象进行负面宣传、抹黑攻击、误导欺骗、分化煽动等，并利用各种事件和危机，对对手进行威胁恐吓、挑衅挑拨等。

第三，为避免被对方发现和识破，认知战的实施方常常采用隐秘手段或进行伪装，比如利用第三方或者非政府组织作为掩护，打着维护人权、民主、自由等旗号进行干涉和颠覆。

第四，认知战不受时间限制，可以在平时和战时持续进行，通过长期积累潜移默化地改变目标对象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削弱其反应能力和抵抗能力。这种长期持续的“认知殖民”，是这种战争方式最值得警惕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