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了安阳，才知道是“大邑商”而不是殷墟才是当年商朝的自称，也才体验到在中国像安阳并能与之比较的地方真不多，其独特之处甚至也是其他古都没有的，值得细细品味、慢慢回味。

影响深远的甲骨文和殷墟

当代中国，人类谈论汉语一般不会专门提到安阳，但提到汉字，提到中国的文字，提到记述中华文明传承的载体，提到这些文字的来龙去脉，却绕不开甲骨文这种字体，跳不过安阳这个地方。

汉字不一定在安阳起源，但甲骨文1899年在北京被独具慧眼的王懿荣发现，经过《老残游记》的作者、长期在山阳县生活的刘鹗的保存和传递，通过淮城出生长大的罗振玉溯源定位安阳，找到小屯村的殷墟，就注定了安阳要成为中国的字都，变成人们心目中的汉字故乡，也让安阳在世界文字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缘性价值、里程碑意义。

甲骨文的发现引发了各方面对安阳殷墟的高度关注和深度探索。1928年，现代中国的科学考古事业在殷墟正式开启，让这里变成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摇篮”。在这片神奇古老的土地上，众多重大考古发现如繁星般接连涌现，持续改写着人们对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认知。

梁启超之子梁思永在此发现著名的“后岗三叠层”，以实物证据勾勒出中华文明从史前时期到有明确史书记载阶段的一脉相承，为华夏文明的传承脉络提供坚实的考古支撑。

妇好墓的发掘，更是震惊世界，墓中出土的大量精美的青铜器、玉器等文物，展现出商朝时期高度发达的手工业水平与文化艺术成就。而司母戊大方鼎，这座迄今世界上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礼器，成为商朝青铜铸造业的标志性象征。

这些历史遗存和考古成果，坐实了安阳作为最重要商朝都城的地位，也让殷墟成为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的标志性节点，成为历史记载与考古实证相互印证的华夏文明起点。1988年，经过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的提议推动，几乎仅凭这一因素就让安阳成为被公认的中国第六大古都，得以与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开封并列。

这些让安阳这座城市成为中国独一无二的存在。今天我们在用汉字记载事实、抒发情绪、阐释思想，离不开作为源头的甲骨文。每一个享受华夏文明和统一国家福泽的中华儿女，每一个使用汉字交流表达的人，都有理由也有必要向殷墟的所在地安阳默默地致以敬意。

生活生产离不开的商品商业商人

商品的流通似乎已经与空气一样，成为人们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重要行为和关键环节。从事商品流通的人，为什么在汉语中被称为“商人”？据说离不开商朝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进步，也离不开商朝灭亡之后商族遗民在商业领域的活跃表现。

实际上，面对在安阳考古挖掘出来的商代青铜器、玉器、贝壳钱币和城建遗址，我们不难看出商代相对发达的手工业，推断出商代厚实的农业基础和较为活跃的物产交换，那个时候一定产生了可以规模化交换的剩余产品，出现了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物品交易场所，存在专门从事商品交换的人群。

商朝起源于商丘，但鼎盛和尾声时期在安阳。据说商朝在安阳一带灭亡后，进入周朝后的商族人不再拥有政治上的统治地位，许多商族遗民失去了土地，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专门从事物品的流通交易活动，活跃在行走四方以物易物的征途上。

久而久之，“商人”这个称呼被逐渐固定下来，成为了从事物品流通交易活动人群的指称，脱离了原先的天然的含义，进而也让所有用来交易的产品被称为“商品”，让产品流通的行业被指称“商业”，让有形的产品交易场所和无形的追逐利润领域被称为“商场”，让从事产品交易交通的行为被称为“经商”，另外，还有“商户”“商厦”“商都”“商量”等一系列词汇。

今天的中国人无论是努力谋生，还是尽力享受生活，都需要商品，离不开商业、商人等诸多冠以商字的词汇，都可以追根到商朝、商族，都会溯源到安阳这个地方。

夏天的“夏”，与夏朝无关。周易的周，与周朝的国名确实有关，却不是因为有了周朝才有周易，而恰恰相反，就时间而言，是周易的“易”在先，周朝的“周”在后。在夏、商、周三个汉字中，含“商”的词汇是最多的，而且几乎都缘起于这个同名的帝国和王朝。所有使用含“商”的词汇并从其指称的事物和行为得益的人们，都有理由也有必要对作为朝代的商和她所在的安阳，致以应有的尊重和谢意。

殷商王室后裔的孔子

就单个人的文化影响而言，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孔子无疑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历史名人。经过两千多年来不停地浸染，他的思想和形象已经深深地嵌进了中华文化的每个方面。

在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若论单个人对文化领域产生的深远影响力，孔子无疑是一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杰出人物。历经两千多年岁月的洗礼与沉淀，他的名号、思想已经深深嵌透中华文化的每一层面，成为当今世界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一个具象化的个体，，也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文化符号，承载着华夏文明的厚重历史与独特魅力。

孔子生活于2500年前的春秋晚期，那时距离那场决定王朝命运的牧野决战和商周更替，仅仅只过去了500年。相较于我们与孔子相隔的时间，孔子与商朝灭亡的时间间隔显然短暂很多。在当代社会，不少人知晓孔子是鲁国人，部分人也清楚其祖先源于宋国。然而，深入了解宋国与商朝内在渊源关系的人，却为数不多。

当年，周朝在牧野之战中战胜商朝后，并未如后世诸多朝代更迭时那般，对前一朝的王室贵族赶尽杀绝。当然也没有让商人主体继续留在安阳一带，而是将它们安置分封回黄河以南、商族最早起源的商丘，并定国名为宋。在春秋乃至战国时期，宋国凭借其地理优势和文化底蕴，在诸侯纷争的舞台上仍然占据重要一席，甚至成为成为一个版本中的春秋五霸之一。

宋国的第一任国君是商纣王之兄微子启，第二任国君是微子启的弟弟微仲。微仲的第八代孙中有一支因迫害被迫逃离宋国，前往鲁国定居，历经六代之后，其后裔中出现了一个孔丘。

作为殷商王室的后裔，强调祖先崇拜的孔子，致力维护的却是周的王室和周的文化，看似矛盾，却并不违和，反映了孔子版本的“爱吾祖更爱真理”，凝聚着中华民族血缘与精神相互交融、彼此弥合的历史密码。

宋国，是周公以周成王之命分封给微子启的；鲁国是周公自己的封国。孔子的先辈得以从殷地迁到宋再到鲁地，看似偶然却似有天意，也侧面彰显了相较于商朝，周朝在文化传承与创新方面更为深厚，在文明发展程度上更胜一筹。正是因为孔子的思想超越了单纯血缘关系的束缚，追求更高层次的道德、伦理与社会秩序，才更生命力与影响力。

文化，在交流与碰撞中升华进化；文明，在传承与创新中扬弃延续。没有商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奠基，不可能接续产生后来在诸多领域实现突破与发展的周朝；没有周公在政治制度建设、文化礼仪规范等方面的卓越贡献，或许也不会出现影响深远、塑造中华民族精神内核的孔子。今天，我们在纪念、研究孔子思想的同时，也应当去一次安阳，寻觅孔子之前500年的大邑商，探究孔子思想基因的前世和根基。

诞生于安阳的周易

在孔子悉心修订整理的《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典籍之中，《易》无疑是其中最为特殊、最为神秘也最为深邃的存在。

《易》，在大多数情况下被称作《易经》，亦常被唤作《周易》。它是对先秦时期乃至更为久远的史前数千年文化的凝练与总结，涉及哲学、政治、生活、文学、艺术、科学等诸多领域。它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滋养孕育无数的思想流派和文化典籍，后世更是先后成为儒家、道家共同尊崇的经典，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宛如一个重要的骨干柱石。它还是中国古籍之中推理与逻辑色彩最为浓郁、最具科学气质与理性精神的文献，特别是其探赜索隐、玄思宇宙的深奥哲学和象数图式，令古今中外不少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术数家为之倾倒沉醉，在中国历史乃至后来的现代科学中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和地位。

根据司马迁在《史记》中的叙述，《易》之所以被称为《周易》，缘起于周文王姬昌被商纣王囚禁在殷墟之南的羑里城。在羑里城被囚禁期间，周文王结合前人留下的《归藏易》等资料，推演出更加完善的、精妙六十四卦体系，创造了八卦符号以及对应的卦辞，周公在此基础上又为每卦的六爻添加了爻辞。这些是今天《周易》八卦图的基础，构成了《周易》的核心精华部分，影响了后世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方方面面。

从这个角度来看，不管历史记载真实与否，安阳与《周易》有着深厚的关系却是可以判定的。今天，无论是研究中华传统文化，还是理解华人乃至东亚儒家文化圈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准则，我们无法忽视《周易》的存在和影响。而在其中，还是安阳这个地方提供了历史的背景和背影。

安阳，有着无数的荣耀与故事，在文明的星空中闪耀着不会缺失的独特光芒。来到安阳，不仅可以现实感受汉字之源、商业之根，还帮助深化对中国传统思想和民间智慧的理解。清明时节的羑里城，紧挨着的农田里种植的油菜花全开了，阳光照耀下展现出一片象征希望的金黄，远处断断续续的分布着一些高楼大厦，看着踏青研学的孩子在导游和老师的解读指引下，穿着传统服饰探行感受传统仪式，仿佛穿越，又似超越。（作者是龚浔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