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博物馆热”持续升温，融合了传统文化元素的文创产品迅速走红。从国家博物馆的“孝端皇后凤冠”到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的“天宫藻井”，一件件精美的文创冰箱贴让沉睡的文物活了起来。然而，市场的火热也让不法商家嗅到了商机。

文创市场火热 盗版仿冒暗流涌动

在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最令人叹为观止的，莫过于悬挂于太岁殿顶部的天宫藻井。它凝聚着数百年前工匠的智慧和心血，如今被微缩成一枚精致的冰箱贴，也成为连接古今的“文化信使”。

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文物保护与发展部 周海荣：我们馆有一件镇馆之宝，就是太岁殿悬挂的天宫藻井，是国家一级文物。我们在文物的基础上做了一个文创设计，它表现的是中国古代建筑小木构的技艺。

定价168元、历时半年研发的天宫藻井冰箱贴，一经推出便成爆款。然而，市场的火热也让不法商家嗅到了商机。

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文物保护与发展部 周海荣：我们接到了很多消费者的电话，买到了产品之后发现产品有瑕疵，我们去沟通，最后肯定他们买到的是假货。

这一情况引起了博物馆的重视，馆方随后向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进行了举报。接到举报线索后，执法人员立即展开调查，发现这家名叫雍和福瑞旗舰店的天猫商铺，页面精心模仿官方设计，不仅售卖“天宫藻井”冰箱贴，还售卖国家博物馆的“孝端皇后凤冠”冰箱贴等热门产品，甚至打着“北京直发、假一赔四”的旗号，让普通消费者很难辨别真伪。

经核查，这家店铺在天猫平台的销量高达上万件，盗版产品的流通范围和规模远超预期。为了取证，执法人员以消费者身份下单，并邀请正版设计方进行比对。

那么，盗版产品侵犯的究竟是什么权利？执法人员的调查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四支队 沈开宇：这是一个美术作品，谁拥有美术作品的著作权，我们要看到底是谁创作了，谁什么时候创作了这个作品。创作冰箱贴的过程当中，他肯定有初版、定稿版，工厂生产的时候还有相应的委托合同，这些材料都证明了创作过程。但是我们再去调查被投诉单位，让他们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证明他们创作了这个作品的时候，他们是提供不出来相关的资料的。

进一步调查显示，侵权方不仅采用“店群”模式运营，还配套使用精心设计的话术策略，系统化地侵蚀市场。

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四支队 沈开宇：主要是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他说自己是二创的文创冰箱贴，售卖的价格便宜很多。另外一类，他会说我这是正品，我能够帮助顾客去代购，所以说我这个价格就比较贵，因为我会包含一部分服务费在里边，但是他都是假的。

这种“店群+话术”的组合模式，一方面是为了规避监管风险，即便一家店铺被查，其他店铺仍可继续经营；另一方面是为了覆盖更多流量，精准迷惑不同消费层次的购买者，从而最大化侵权收益。

通过对侵权店铺快递信息的溯源，执法人员的目光最终聚焦到了北京东城一处看似寻常的四合院民宅。这里每天都有大量快递包裹进出，与民宅的身份极不相符。今年6月18日，执法人员对这个地点——北京雍和镇桓商贸有限公司的发货库房进行了现场检查。

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四支队 沈开宇：在胡同的一个小平房里，他发货的仓库其实非常简陋，就是一种小作坊。

执法人员在现场发现大量待发货的仿冒文创冰箱贴，并当场进行了扣押。经调查，这家公司在仿冒产业链中属于中间商，从外省进货仿冒文创冰箱贴后进行销售，虽然单个产品利润有高有低，但凭借上万的成交量，仍获取了不少非法收益。

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四支队 沈开宇：以天宫藻井冰箱贴为例，二创这种产品当时销售的价格比较低，销量是比较大的，进货价是七十元，当时售卖的是八十五元，每一个都能赚十五元。还有一类是所谓的正品，就是说代购途径去购买的，这种赚的就比较多了，一个的售卖价是一百一十七元左右，进货价只有七八十元，这样就好几十块钱的利润。

最终，这个发货窝点被捣毁，经营主体被处罚没款24.3万元的行政处罚。

盗版文创为何屡打不绝？

尽管执法部门成功捣毁了盗版发货窝点并进行了严厉处罚，但这起案件所暴露的文创产品盗版问题，却远未得到解决。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治理困境？

记者在多个主流电商平台，再次搜索“天宫藻井冰箱贴”“凤冠冰箱贴”等关键词。结果显示，当初被查处的“雍和福瑞”店铺已消失，但平台上仍活跃着多家销售同类产品的店铺，其中不少商品的宣传图片与正品几乎无异，售价则差距悬殊。

记者随机点开一家店铺，这家店铺售卖的“先农坛天宫藻井冰箱贴”售价96元。商品介绍虽未明确声称“正品”，却大量使用了官方宣传图片和“先农坛”“古建筑”等描述，极具误导性。当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询问客服该产品是否为正品时，客服明确回复“是正品”“从福建发货”。而另一家则直接表示是原厂货源，从浙江发货。然而，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的正品发货地始终在北京。

记者下单购买后，将产品带给博物馆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表示，这些价格悬殊的产品均为仿冒品。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知识产权室主任 管育鹰：从著作权法的角度来说，一旦列入文物，它其实是已经过了保护期的。也就是说，如果原封不动地用古老的文物的样子，你要去拍照或者是做一个小模型，这些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文物保护单位重新设计，把已有的文物上面的这些图案、形状，重新开发出做一个新的产品，它是对文物的创新性的利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受到保护的智力成果。

电商平台作为重要的销售渠道，其监管责任成为焦点。专家指出，平台为争夺商家资源，持续降低开店门槛，审核侧重于主体资质，而非商品知识产权的审查。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知识产权室主任 管育鹰：开店只是登记身份证、住址，你有多少资金，其实很简单的一个审查，不会说你卖些啥东西，平台和网店之间会有一个合同，会写你要承诺在你的店上不要有知识产权纠纷，有知识产权纠纷不是我平台，是你自己要负责，所有的平台都会有这一句。

这种“事前宽松准入，事后依赖投诉”的模式，面对海量商品，技术上难以实现精准识别，最终形成了治理的滞后与被动，将风险和成本转嫁给了原创方。

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文物保护与发展部 周海荣：我们如果说开发了更多的好的产品，经常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模仿仿制，我们做文创越做到最后越感到失望。

在专家学者看来，破解这一困局，关键在于压实平台的事前监管责任，利用技术手段将治理关口前移。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知识产权室主任 管育鹰：学界很多的观点，慢慢地越来越多倾向于加大一些它的责任，尤其是在技术能够监管控制的基础上。

据统计，一款成功文创产品的开发周期往往长达半年之久，投入巨大。盗版蚕食的不仅是正品的市场份额和利润，更直接扼杀了文化创新的源头活水。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知识产权室主任 管育鹰：仿造是非常容易的，原创是很困难的，尤其是文化产品，它要让老百姓都尊重自己的传统文化，让优秀的文化成果能够传承。所以仿造，就是对原创创新行为的一种损害。（记者 张李彬 陈风辛 李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