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道，翠云廊，三百长程十万树。飞鸟难逾的天堑被蜀道的天梯石栈贯通，一头连着西蜀的锦绣美酒，一头连着长安的花萼相辉。早在商周更替之时，蜀国便作为“牧誓八国”之一参与伐纣，侧面印证着早期蜀道的存在，而在战国时期，秦惠王与蜀王间的交涉促成了蜀道体系中的早期道路“石牛道”的诞生，而后又逐渐形成了动态演变的蜀道路网系统。2026年，贵州习酒联合南方周末拍摄制作的《君品谈·第六季 追寻君子的足迹·中华文脉之千年古道》专题纪录片，首站特邀复旦大学文科特聘资深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葛剑雄，陕西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陕西理工大学汉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梁中效，学者、作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首席专家戴建业，四川省蜀道研究会副会长、广元历史与文献研究中心主任陈洪走进剑门蜀道，感受西南商业中心益州蜀道穿越千年的繁盛。

蜀道的繁盛，是历代平凡人前赴后继，突破地理阻碍、抵抗时光摧折的结果。山峦巍巍，古柏遂遂，空间与时间织就的宏大经纬上，总有平凡的君子独行。他们日复一日走在古蜀道上，巡护两排柏树，守住千年摩崖石窟，或深耕蜀道研究，只为解码蜀道三千年文明密码。因为他们，蜀道得以在今天依旧惊艳着无数人，而因为蜀道，他们亦在从未停歇的行进脚步中，将这条曾经“难于上青天”的古道，走成了心中的君子之道。

“一切正常平安。”这是翠云廊护林员杜德生巡护日记里最常见的一句话。

十一年，超过四千个日夜，这句话在日记中出现过多少次已经难以计数，它们凝聚而成的关切是如此深长，让人难以置信这些日记所关照的对象，竟是一百一十六株古柏树。

自秦代至今，翠云廊历经至少六次大规模人工栽植柏树，这些柏树被称为“行道树”，其主要作用是表道、计里、保护道路，并为行人提供荫蔽，便于修筑栈道时就近伐木取材。古柏为人提供方便，人则保护古柏，这是人与古柏间的君子一诺。自明代正德年间开始，明代剑州知州李璧即颁布了“官民相禁剪伐”的政令，并逐渐演化成“交树交印”制度，即地方官员更替时，需要将官印与柏树一同交接。

这成就了翠云廊的浓荫数百里，剑阁境内现存古柏7778株，很多树龄都已超过六百年甚至千年。岁月如流，雨滴从古柏树的枝叶垂落，在冷硬的蜀道石路上穿击出无数深孔，每个孔洞都蓄积着千年的沉默，而古柏的根系已深深扎入这片土地，成为乡土的一部分。

蜀道上的柏树被称为“行道树”，其主要作用是表道、计里、保护道路，并为行人提供荫蔽，便于修筑栈道时就近伐木取材。

和其他土生土长的人一样，杜德生从小就在古柏下乘凉躲雨。在孩子们的眼里，高大的古柏树上长着如老人皱纹一般深深的纹路，慈祥地伸展枝条遮护着他们。“以前如果有小孩身体虚弱，（按习俗）要拜古柏树为干爹干妈，然后把乳名改叫‘树生’。”杜德生说。

古柏是当地人的亲人，虽然沉默不语却与他们根系相连。每一株古柏树都拥有独一无二的档案与编码，编码以“510823”开头，和剑阁县居民的身份证号开头一样。从1991年开始，杜德生就与村民们自发保护古柏，其后又成为翠云廊的护林员，管理翠云廊两公里路段上的116株古柏。在常规日子里，他每天会巡护两遍，碰上节假日则会增加巡护，引导游客有序观览。

也就是在当护林员的日子里，杜德生开始为古柏写日记，记录下那些“正常平安”的日子，也记录下他和古柏的感情。杜德生心疼古柏，每到刮风下雨时，他并不会减少巡护，而是匆忙赶到这些“挪不了窝的老朋友”身边，一守就是一整天。

杜德生与古柏有一套特殊的交流方式。古柏的枝叶发黄，或者落叶比往年增多，便意味着可能出现了虫害或病症，这是古柏向杜德生发出的“求助讯号”，杜德生会立刻上报，协助园林专家检查。他管这个过程叫“把脉诊治”，像请医生给家里人看病似的，“治好了”以后也会陪在古柏左右，直到看见树上发了新芽才能松一口气。

古柏会生病，人也有头疼脑热的时候。前年六月，杜德生在一次巡护后中了暑，在医院打了两天吊针，只两天没看到古柏，他就“心里觉得欠欠的”。好在保护古柏是全村人的共识，他休病假的时候，家里人总会替他去巡护，村里人也总会一起帮忙，因为古柏是他们“自己人”。

杜德生在翠云廊引导游客有序观览。

这是一种朴素却古老的天人共生思想，行道树为人遮风挡雨，而人会在风雨中陪伴在古柏树旁，以无需矫饰的行动，践行着自然与人类间的君子之约。

2.他们在石窟修文物

初见千佛崖时，舒灵扬一度失语。大大小小近千个石龛遍布在三百多米的崖壁上，跨越千年的力与美被刻进造像的衣纹，这让当时在实习期的舒灵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毕业后，舒灵扬进入广元石窟研究所，接手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研究广元千佛崖中的莲花洞。

行走在千佛崖，舒灵扬对每一个造像都如数家珍。

广元千佛崖，是我国西南最早的石窟群，位于嘉陵江东岸绝壁之上，是剑门蜀道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北魏以降，经过不断开凿，历代石窟艺术的精髓被浓缩在了千佛崖现存七千余身造像上。

千佛崖的命运，曾被两次改道所改写。

“北魏占领此地后，对金牛道进行了改道，这使得千佛崖的开凿过程进入了非常兴盛的时期，人们大规模开窟造像，使整个壁面基本布满了洞窟的遗迹。”行走在千佛崖，舒灵扬对每一个造像都如数家珍，“大云古洞主尊佛像上衣纹的处理，比如腿部衣纹的同心椭圆状的表现，就和龙门同时期的这个衣纹处理形式是类似的”。

由于蜀道的改道与拓宽，连接长安与西南地区的古代秦蜀走廊进入兴盛期。“唐朝有一句话，叫‘扬一益二’。全国经济实力、发达程度，扬州是第一，益州是第二。扬州靠着海和长江成为长期发达的地方。四川呢？靠蜀道。它联系着关中，从关中进一步联系着关东。”葛剑雄说。

依托蜀道，远在中原的文人得以梦想着西南山林的云横积翠，他们纷纷进入蜀地，让心中的壮志在山河雄阔间得到淬炼，形成了“天下文人皆入蜀”的文脉传奇。“西晋的张载有《剑阁铭》，梁朝的人也写《蜀道难》，但李白的《蜀道难》一出，前面的《蜀道难》尽废。杜甫也到过这里，写了《剑门》。还有陆游，‘细雨骑驴入剑门’反映的是另一种意境。”戴建业说。

蜀道承载的不仅仅是走在道路上的人，更是一种古道精神——艺术交相辉映、文脉古今相继。这种精神在如今依旧繁盛，在千佛崖，总能见到那些从不缺席的身影，他们在风里雨里，与摧铁碎岩的岁月变迁抗衡，拼尽全力保护这座承载文化交融与古今传承的石窟瑰宝。

“1935年，民国政府修筑川陕公路时炸崖开路，造成了千佛崖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破坏，半数造像被毁。”每当说起这件事，广元石窟研究所的杨栋都心痛不已。在他刚参与广元石窟保护工作时，川陕公路上每天都有大量货车经过，震动与尘灰对造像造成了持续影响，他们上班路上往往“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

转折发生在2008—2012年，千佛崖灾后重建被纳入广元市委、市政府十大重点工程，保护范围扩大为300多亩。川陕公路改道则新建3.9公里，以保护千佛崖遗址，千佛崖终于迎来了“重生”。

千佛崖位于嘉陵江东岸绝壁之上。

专业技术人员会不定期对造像的情况进行评估并针对性开展日常保养或保护修复。广元石窟研究所文物保护中心主任赵希介绍：“我们安装了监测设备，实现了对整个崖壁的土壤温湿度监测、环境气象监测、震动监测以及部分重点洞窟的内部微环境监测等，为后期的保护修复工作提供数据支撑。”

修复工作并非刻板印象里的“翻新”，每一次修复背后，都需要大量的研究工作。“我们始终坚守两个原则，第一是不改变文物原状，保存文物的真实历史信息和遗存状态。第二是坚持最小干预原则，仅对危及文物安全的病害部位进行必要处置，严禁毫无依据的臆造性修复。”杨栋说。

自北魏金牛道改道，到当代川陕公路改道，两次改道形成了古今互文：北魏改道打开了文化交流的兴盛之门，促成了广元石窟的诞生；川陕公路改道则令古代璀璨文化焕发新生。而在两次改道的背后，君子的身影不可或缺，虽然时光无情，但总有君子愿意与之对抗，在岁月江流中守住珍贵的文脉。

3.行万里路，画一张图

“长城和大运河在北京交会，形成一个大写的‘人’字。从天津、北京到呼和浩特拉一条横线，把草原文明、农耕文明、海洋文明结合起来，和‘人’字合并为‘大’。中国一直以来追求太平盛世，‘太’的这一点就是秦蜀古道。”梁中效以一个“太”字的构造，串联起中国几条重要的道路组成。

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蜀道没有标准地图。有的太过笼统，而不同省份绘制的蜀道地图，也常受主观因素影响，画得并不符合比例尺。这个长期问题被生在蜀道、长在蜀道的陈洪放在了心上。

陈洪进入广元历史与文献研究中心工作，他认为这是一种幸运，因为“我最热爱这门工作”。蜀道的青石板与古柏树构成了广元人的家乡记忆，而当陈洪走在这条路上，一个近乎天方夜谭的想法产生了——要为蜀道绘制标准地图。

绘制蜀道标准地图谈何容易。这意味着需要收集海量的文献资料、无数次实地走访调研，方能通过严苛的国家审定。

文献收集是陈洪面临的第一道难关。“高校和地方有一个最大的区别，高校拥有非常丰富的文献资源，而地方上是不具备这个条件的。”但陈洪是个行动派，从2015年起，他就与同事着手建立蜀道文献数据库，只要与蜀道有关的都收集，有的是国内各地收集来的原件、副本，有的则是海外通过各种渠道传递回国的珍贵文献。十几年过去，如今广元历史与文献研究中心已收集四万册文献，成为中国最全的蜀道文献保存单位。

与文献收集并行的，是大量的田野调查，用以与文献交叉比对。有时为了寻找栈道遗迹，陈洪需要拉着电缆垂吊而下进入峡谷，人在悬崖峭壁间显得如此渺小，仿佛带着蛛丝的小小蜘蛛，但信念的力量却能将那些被淹没在时间里的真相重新发掘。一次，陈洪意外发现了一排栈道，所用的横梁采用的是石条。“以前有一些（文献）说法，认为栈道用的是木材，但根据我们从田野调查看到的实物，可以证明在嘉陵江线上的晚期栈道一定用的是石头而不是木材。”

栈道建在峭壁之上。

无数个日夜的研究与行走，最终换来了蜀道标准地图的诞生。

陈洪曾分享过一句话：“平凡坚守初心。”他的身上有一种君子的执着和坚韧，在行走与研究中，“知行合一”的君子品格被陈洪用脚步不断践行。

与之深度契合的，是习酒的核心IP“追寻君子的足迹”活动。自2023年启动以来，活动以君子精神为内核，从先贤的精神故里，到书院的文脉源流，再到城市的时代精神，在不断的行走中，“知”在不断升华，并影响着行进的方式。2026年，“追寻君子的足迹”与“君品谈”首次深度融合，这意味着习酒进一步深度探索和挖掘中华文脉中的君子品格。

君品习酒。

何为君子品格？它并非高悬于庙堂之上的抽象教条，而是深植于中华文明血脉之中的生命实践。而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在数千年间生生不息，正是因为有中华文脉的承载与传递。文脉，看不见、摸不着，却如血脉般贯穿古今；而古道、山川、河流，正是文脉生动的具象。

而要在追寻君子的足迹中窥见中华文脉具象化的君子品格，绝非一朝一夕之事，亦非纸上谈兵的空论，而是在纵横神州的千年古道上一步步的叩问与沉思。重新踏上这些古道，就是要更清晰地体验先人圣贤开路问道的艰辛和不辍——那是一种以血肉之躯对抗天堑的勇毅，是一种以毕生之力传承文脉的执着，更是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君子气概。

当双脚真正踏上古道，你我便不再只是旁观者。正如杜德生用四千个日夜守护古柏，正如舒灵扬、杨栋和赵希用专业与敬畏修复石窟，正如陈洪用十几年光阴绘制蜀道地图——君子的足迹，从来都是在具体的行动中踏出的。

戴建业评价李白的《蜀道难》：“只有生命力极端强悍的人，他才能够欣赏一些巨大的危险的东西，把古蜀道作为审美对象。”

而在今天，也许很难再出现像李白那般惊才绝艳、冠绝天下的人物，但更多平凡的君子，正在用双脚丈量、用双手绘制蜀道的故事，用他们同样顽强的生命力，追随古君子的足迹，走出自己的蜀道。

从剑门蜀道出发，习酒将继续陪同诸君，沿着中华文脉的千年古道一路前行。因为习酒相信，每一段古道都藏着一个君子的故事，每一座山川都回荡着先贤的回音。追寻君子的足迹，就是追寻文明之源、文化之根；而当我们真正踏上这些古道，将先人的足迹走成自己的道路，君子之道，便在这行走中得以延续，得以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