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梅世雄

6月的北京，午后的阳光透过茶室的窗棂洒在木桌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记者与著名作家毕淑敏相对而坐，谈论的话题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时空。采访结束后，她缓缓从随身的旧帆布包里摸出一枚贝壳化石——5亿年前的阿里高原曾是汪洋，战友从海拔5000米的冻土层上捡起这枚化石，辗转带给了她。“你看，山会变高，海会变干，但有些东西比石头还硬。”毕淑敏轻抚着那枚布满岁月纹理的化石，语气平淡，目光悠远。

这位古稀之年的“老兵”，履行了一个跨越半个世纪的约定。

毕淑敏的名字，对中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她是国家一级作家，曾任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同时也是一位内科主治医师和注册心理咨询师。从1987年发表处女作《昆仑殇》至今，她的文学创作已走过近40个春秋。著有《毕淑敏文集》十二卷、长篇小说《红处方》《血玲珑》《拯救乳房》《女心理师》等十余部，累计近千万字。王蒙先生曾评价她为“文学界的白衣天使”，这一美誉极为贴切——她的笔下有医生的精准冷静，有作家的细腻悲悯，也有心理师的深刻洞察。

然而，在这一切身份之前，她是一个兵。

1969年，毕淑敏结束校园生活，从北京出发，与4名女伴一起被分配至西藏阿里军分区，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阿里高原的第一批女兵。

西藏阿里，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含氧量不足平原的一半，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毕淑敏在那里一待就是11年，历任卫生员、助理军医、军医，将自己的青春钉在了那片风雪肆虐的国境线上。作为卫生员，她无数次在缺氧的高原上奔跑抢救伤员，在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中为牺牲的战友清洗遗体、钉棺入殓；作为年轻的女孩，她经历了荒凉旷野上的寂寞、濒死边缘的恐惧、战友倒下时的撕心裂肺。有人问她，在阿里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她说：“那里有一千种可能性会死。”这绝不是文学修辞，而是每一个上过阿里高原的人用生命验证过的陈述。

11年后，她转业回到北京，成为一名内科主治医师。生活平稳安逸，但阿里高原的故事一直在她心中翻涌。“我答应过昆仑山，答应过那些长眠在那里的年轻战友，如果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能拿起笔来，我一定要把那里的故事写出来。”

这一等，就是将近50年。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她“怕自己写得不够好，技艺不够，没办法把那些强烈的震撼表达清楚”。于是，她开始在繁忙的医务工作之余自学中文，参加自考，后来又专门到北京师范大学攻读文学硕士。然而，只凭文学训练还不够。46岁时，她进入北师大心理系攻读硕士和博士课程。朋友问她，为什么要学心理学？她的回答很简单：“我对人太有兴趣了。人的身体和心灵是合二为一的，我想知道更多。”

从医生到作家再到心理咨询师，这三重身份在她身上交织、融合、升华，最终共同浇铸了《昆仑约定》这部作品——医学给了她精准与悲悯，心理学给了她深邃与洞见，文学则给了她诗意与人文。

2022年，毕淑敏步入70岁。她终于下决心开始动笔，用整整三年时间，三易其稿，完成了70万字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写作过程中，她三进急诊，四次住进医院。医生拿着检查结果严肃地质问她：“你知不知道你很危险？”直到最后一个字落下，毕淑敏才如释重负：“我对那座山的庄严承诺，已经尽力完成了。”

《昆仑约定》出版后，引发文坛与读者的广泛关注，入选2025年度中国好书。2026年4月，在河南郑州举行的“2026当代文学之夜”上，该书与苏童的《好天气》、陈彦的《人间广厦》、路内的《山水》、范稳的《青云梯》一道，荣获《当代》长篇小说论坛2025年度长篇五佳作品。作家梁晓声评价这是一部“受责任感驱动而创作的长篇”，“填补了为戍边女兵立传的题材空白”。

比奖项更让毕淑敏感动的，是那些普通读者的回响。她目前居住的养老公寓里，老人们自发组织接龙朗读《昆仑约定》全文，每天一人读一段，历时三个多月才读完；一位素不相识的边防战士辗转托人带话给她：“老兵，请放心，你们守过的边防线，我们一步也没有退后。”

2026年5月27日，毕淑敏应北京外国语大学邀请参加读书分享会。那些青春洋溢的学生运用AI技术，创作出小说中的人物画像。她看着那些面孔，久久不能平静：“我觉得那些人，在某种程度上‘活’了过来。”

生命是什么？毕淑敏说：“每个人从降生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向着死亡而生，竭尽全力活出生命的宽度、活出生命的精彩。”在她的作品中，“生命”是最核心的主题，而“死亡”则是理解生命的关键命题。“我在万里雪飘的边防线上保卫着和平与生命，我在手术台上挽救着生命，我在字里行间倾诉对生命的理解、热爱和其中的艰难”，这种对生命的敬畏与悲悯，正是她多重身份叠加后最深沉的精神底色。

从《昆仑殇》到《昆仑约定》，毕淑敏始终没离开过那座山。她兑现了自己对巍巍昆仑的庄严承诺，告慰那些将青春和生命永远定格在雪山之下的年轻战士：你们的故事，不只是云知道。

“昆仑约定”：一次跨越50年的承诺

记者：非常高兴在《昆仑约定》出版一年多后，与您面对面谈这本书。我也是一个去过阿里高原的人，也在那里得过肺水肿。您在书里写“那里有一千种可能性会死”，我在阿里的时候深有体会。您在海拔四五千米的地方，作为那个年代的北京姑娘，是怎么熬过那11年的？这种感觉，用您书里的话说，是不是“尚未盛开为花，就被生活直接拍砸成凝冻的松柏”？

毕淑敏：说实话，到阿里的第一天就把我吓坏了。50多年前，我们5个女兵坐了整整6天汽车，一路颠簸到阿里。满目连绵的雪山、一望无际的荒漠。那一刻正是高原的傍晚，缺氧作用下，脑子不清醒，看哪儿都像是火星表面，又好像地球刚刚凝固时的模样，被原封不动保存下来。

我们把背包从卡车上卸下来，阿里军分区卫生科的同志们来了，绕着我们转了一圈又一圈，端详不止，也不知道他们在看什么。后来，他们一言不发转身走了，回来后才知道，原来，阿里军分区从来没有女兵，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派来的卫生员是男性。事先给我们安排的铺位，都穿插在男宿舍里。瞅了一番，大吃一惊，确定是女生，赶紧回去重新收拾单独的房间。

上世纪70年代初，在阿里拉练。零下40多摄氏度的天气，凌晨3点出发，负重60斤，行程120里，中途穿越无人区，筋疲力竭。那一刻，我年轻生命的所有感官，感知的都是极端困苦。我想，目的地还那么遥不可及，这样痛苦难熬，不如一死了之。正好攀到一处险峻山崖，我想从这里假装失足坠下，就不用受罪了。但回头一看，有个战友离我很近。如果我掉下去，很可能把他也带下悬崖。为了不连累他人，我只好继续向前，却再没寻到适合结束生命的地方，竟一直走到了目的地。这段经历让我体验到，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要崩溃了，其实并不总是生理到达了极限，而是意志先丧失了坚持下去的韧性。

记者：您在今年的“当代文学之夜”上说，《昆仑约定》藏着三重约定——您与昆仑山的约定、小说中人物彼此之间的约定，还有戍边战士与祖国的约定。您说在阿里高原当兵时就曾暗暗发誓，只要能活着回到平原，一定要把戍边将士的故事写下来。从16岁到70岁，从医生到作家，这个约定为何让您惦念了50年？

毕淑敏：人的一生很短暂，但总有一些事铭记在心。我在阿里，亲眼见过年轻生命为保卫祖国戛然而止，听到过那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如果活着的人不说，他们的故事，就只有那里的云知道了。我面向昆仑群峰立下誓言，假如我能活着回到平原，我会把这里的故事写出来，让和平中的人们知道。

但这个和昆仑山的约定，却迟迟没有付诸实施。主要是我觉得自己写作水平差，怕写不好。回到北京后，我开始了大学中文专业的自学。拖到30多岁才尝试动笔，35岁才发表第一篇小说《昆仑殇》，70岁开始动笔写长篇小说《昆仑约定》。

记者：《昆仑约定》的故事人物都有原型吗？读者都觉得郭换金这个人物太真实了，读她就像在读您自己。

毕淑敏：大部分有原型，当然经过了艺术的加工和虚构。郭换金身上有我的影子，也有我们班女兵的影子。书里的很多细节，都是真实的。比如卫生员用汽油喷灯去融化烈士腹部冻住的那只碗，是我刻骨铭心的亲历。

记者：您当年在医院里给那些重伤员做临终收殓的时候，内心是什么样的状态？您在书里写“死亡是一连串摧毁的过程，它不慌不忙地井然有序地收走了当事人所有的生命体征”，这种语言，是一个医生加一个作家的双重视角才能写得出来的。

毕淑敏：做过长达20多年的医生，频频历经生死，久了你自然会感悟到，死亡并不突然，即使猝死也有它的过程。

比如给烈士收殓尸体。烈士的身体被子弹洞穿，肠子流出来。他的战友们想起战地救护教过在肠管上扣一只饭碗能保护伤口。烈士的腹部，肠管、鲜血和那只碗，冻成坚硬的一大盘固体。阿里高原的隆冬，零下40摄氏度严寒所冻成的冰，坚如磐石。那天，我们把屋内温度烧到了30摄氏度，用汽油喷灯融化那块血冰。我是班长，赶紧制止：“不能再烧了，不能让战友再受一次苦。”后来我们只得把军装的背面布料全部剪开，前面的军装扣子才能将将扣上。落棺之后，从正面看，他依然是一名威武的战士。

几十年后，已经90岁的原阿里军分区卫生科领导对我说：“小毕，我当年不该让你们这些还未出阁的女娃娃，为年轻战士清洁遗体，穿最后一次军装。是我考虑不周，但我当时真是无人可用了。”我说：“谢谢您当初的信任。战友牺牲了，他的亲人远在万里之外，无法前来送他最后一程。能成为他最后‘见到’的人，是我们无上的光荣。”临合棺前，我在战士崭新军装的口袋里，放了几块水果糖。我确信，在西藏阿里狮泉河烈士陵园的永冻土层下，不但有血、有冰、有那只碗，还有把周遭的土地染甜的糖。

“军大衣”与“白大褂”：多重身份如何浇铸“昆仑之书”

记者：您是作家，是医生，又是心理咨询师，这三重身份跨度很大，但您说“万变不离其宗，研究的都是活生生的人”。在您看来，这三重身份对《昆仑约定》的创作分别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毕淑敏：这三重身份并不对立，实乃相辅相成。从医的生涯，教我慈悲和精准，写作的第一要素亦是真实，心理学的学习，更让我懂得世界之大，人性的复杂幽深。

医学训练严谨冷静，强调注重观察。患者的面色、体征、细节，像缺氧引起的“勺状指”这种高原病小细节，我力求真切。医学生涯给我打下尊崇众生平等的烙印。无论病前是什么身份，躺在手术台上时，生命并无高下之分。这种平等观念浸润了我，也来到了我的笔下。我的小说蕴含的人文气息，和从医经历有关。

学习心理学这门科学，使我明白人的行为是受深层心理逻辑驱动的，而不仅仅是生理原因。从医之后，特别是担任内科主治医师后，我对人的生理已了解若干，但对人的心理一知半解。比如病人主诉失眠，辗转反侧过程中，令他浮想联翩的究竟是什么？这一切必定夹杂更深的心理因素。

记者：医学带给您“精确”，心理学带给您“深度”，写作带给您“传播”，三者的叠加，才有了这样一部让人一读就忘不掉的作品。

毕淑敏：谢谢您的理解。医学和文学的差别，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它们的研究对象都是人。通过心理学，我明白军人之间的情感克制和内心深处的暗流涌动，既要充分表达勇敢坚定，又要有时代印记和高原军人的特殊点。

记者：您的处女作《昆仑殇》发表的时候35岁，那是您第一次发表文学作品，从一个写病历的医生转变成一个写小说的作家，那一步跨出去难吗？

毕淑敏：说难也难。我当时对文学所知甚少，连中篇和短篇的文体区分都不清楚。我平日和文字打得最多的交道，就是写病历、病程记录、死亡报告什么的。但为了我的战友们，为了那一段难忘岁月，为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我决定努力试一试。不过，想归想，一冒出下笔的念头，就被自己用各种理由打压下去。但心中的使命感煎熬着我。拖来拖去，我都三十多岁了，再不开始写作的话，就要失信于昆仑山。

说不难也不难。心中拥塞太多想说的话，不吐不快。记得写作是从某个傍晚开始，动笔时无意间往窗外看了一眼，正是黄昏与夜晚的交界时分，暮色暗沉。写得忘了时间，过了许久，又看了一眼窗外的天，还是灰蒙蒙的。我心里说，哦，也没过多长时间啊。待仔细再看，才发现那已经是黎明的灰色了。整篇写完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是算了算字数，哈！有五万多字呢。当时很惊奇，写了这么多字啊。把我过去一年间写的处方加在一起，也没有这么多字啊。

稿子投出去后，解放军文艺编辑部打电话来，说小说让他们很震撼，要我和丈夫一块去编辑部谈谈。我先生奇怪道，谈稿子还得一家人一起去吗？去了才知道，编辑们不相信那是一个没有名气的女性作者写的，猜想或许有其他人的助力，所以叫我先生一道去谈谈。通过交谈，他们方相信真是我写的。女作家的写作确实容易受到传统性别观念的局限，人们多以为崇高感、雄浑感是男性专属的。

记者：但正是这种“偏见”带来的压力，造就了您独特的写作视角——女性的细腻温暖与昆仑山的硬朗雄浑融为一体。您这一写就是40年，从《昆仑殇》到《昆仑约定》，一直没离开过那个维度。您觉得写作这件事难在哪里？

毕淑敏：写作最难的其实不是技巧，而是真诚。我觉得写作“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尽量不在写不出来的时候硬写。

对我来说，还有一个难点是真实与想象之间的平衡。几十年前积攒的素材在脑海中反复酝酿，逐渐成形。想象力是文学的权利，也是文学的桎梏——要忠实于现实，又要超越现实。

记者：您曾获各种文学奖三十余次，长篇《昆仑约定》获得了《当代》2025年度长篇小说五佳作品，还有2025年度“中国好书”。这些奖项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毕淑敏：奖项是鞭策。我已年逾古稀，重要的不是奖状上的金字，而是读者把书拿在手里，一页页翻过后的记忆。我目前住在一家养老公寓，《昆仑约定》发表后，院内的老人们聚在一起，自发接龙朗读全文。正是去年北京最热的时段，七八十岁的老人们，一人每天念一段，共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才念完全文。结束那天，老人们还组织了一个纪念活动谈读后感想。有个年轻的男生，攻读博士后，告诉我他一边读这本书一边不停地洗脸。我纳闷，读小说为什么要不停洗脸？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因为在不断流眼泪，书上的字模糊了，看不清了，只有去洗脸。那一刻我知道了，50年前雪域边防线上的故事，并没有被永远埋在雪山下面。这比任何奖都让我高兴。

昆仑精神：只有云知道的故事，必须被更多人知道

记者：《昆仑约定》的扉页和结尾用的都是“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可您写这本书，正是为了不让故事只有云知道。对于今天的年轻官兵和年轻读者，您想通过这本书传达什么样的理念？

毕淑敏：和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理所应当的。我们享受的安宁生活，是无数人用生命挺立在前，替大家英勇抵挡。希望年轻官兵和年轻读者都珍惜和平，努力守护这份宁静，把昆仑精神传承下去。

记者：5月27日，您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读书会上，学生们用AI技术生成《昆仑约定》的人物画像，年轻人对这部长篇的痴迷出乎您的预料吗？

毕淑敏：很出乎意料。北外的学生大部分学外语，青春洋溢，我觉得他们所处的当下，和我书中所描写的戍边战士们的生活，距离很远。但他们读这部小说时，眼神那么认真，讨论那么热烈。有同学还用AI生成小说中的人物肖像，有郭换金、景自连、楚直、潘容等。看到AI画像那一刻，我觉得这些书中的人物，某种程度上“活了”。年轻人的理解和创造力让我钦佩敬重，他们不是在看已经消失的故事，而是投入切身思考。上个世纪60年代的年轻人与当代的年轻人之间的情感共鸣，到底在哪里？文化就像生生不息的河流，源头有活水不断补充与注入，饱含朝气。我们那一代人的青春和情感，能够被今天的年轻人理解，让我觉得殚精竭虑地写作是值得的。

虽然过去了50多年，但中国年轻一代珍惜和平、维护尊严、守护领土的热血依然滚烫，他们渴望在短暂人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共鸣跨越代际。

记者：现在年轻官兵面临的社会诱惑多、任务重，缺乏沉静下来读书的氛围。您对他们有什么建议？特别是写作方面。

毕淑敏：我特别想和年轻官兵说，热爱我们的文字。汉字多么优美，流传了几千年。单纯的文字，永远有一种特殊神秘的力量，可以直抵内心。

古人的精当语言不能被现代千篇一律的表达所替代。比如形容美丽，古人会用壮丽、秀丽、瑰丽、昳丽等，现代有人动不动就“哇塞”，一言以蔽之，替代万千感想。这太可惜了，单一的表达简陋且千篇一律，汉字之美被淹没了。希望大家珍重文字的力量。你若写边防生活，要用准确的词汇，以自己的感动去感动别人，不要用僵化的套路。

记者：其实，很多人从您的作品里都能感受到，您不只拥有作家、医生、心理咨询师三重身份，您更是一个始终对世界、对人保持好奇的观察者。您觉得好奇心在您的人生里扮演了什么角色？

毕淑敏：每个人好奇的东西不一样，没有高下之分。我的好奇心主要集中在人身上。从当卫生员起，就是和病人打交道，人并不是一个盛着疾病的空洞容器，而是和世界有着万千联系的活泼整体。后来我更对人的心理产生了兴趣。文学就是人学，人与世界、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核心都是人。我对此充满好奇和探索欲。

记者：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精神对您当年的阿里戍边岁月有什么影响？您觉得长征精神对今天的年轻官兵意味着什么？

毕淑敏：长征是一个奇迹，我们的军队，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历经千难万险，百折不挠地坚持下来，走向胜利。这种精神，中国军人当永远铭记，且一代代传承下去。在阿里的艰难岁月中，我们时刻受到长征精神的滋养和鼓舞。长征精神，就是不被任何艰难困苦所打垮，不被任何磨难所消磨折损，不在绝望状态下放弃最后的希望。这就是长征给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留下的最宝贵财富。

今日边关：从老阿里的苍凉到新时代的精神坐标

记者：您现在还关注阿里和边防的变化吗？当年您走过的那些哨卡，还想去看看吗？

毕淑敏：我一直在关注。老战友们经常给我发来阿里的照片和信息。现在的阿里和50年前相比，变化太大了——通了公路，有了网络，营房的设施也改善了很多，还有蔬菜大棚。但我最关注的始终是人。

有次我遇到一位边防现役的同志，他管我叫“老兵”。他说：“老兵，我可以告慰你，当年你们守住的边防线，我们一步也没有后退。”我听了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今天的年轻官兵。因为世界在变化，而他们在高原，面对的缺氧、单调、寒冷……并没有丝毫变化。战士们日复一日坚守着国境线，岿然不动。每当这时，我都深切感受到，昆仑山的精神已融进每一代中国军人的骨子里。

记者：您说的这段话让我深受感动。我跑边海防27年，每一次到边防连队，最让我震撼的就是战士们的那种眼神——清澈、坚定、无怨无悔。无论时代怎么变，军人的本色没有变。您觉得这一代官兵和您们那一代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最大的相同又是什么？

毕淑敏：最大的不同在于环境条件。现在有公路了，有网络了，有更好的装备了。最大的相同是那份对祖国的忠诚、对使命的坚守。在边防一线，不管是哪个年代的兵，脚下站的都是同一片国土，身后守护的是同一个家园。

当你站在国境线上，面向苍茫高山，会觉得个人得失、个人烦恼变得微不足道。站在那里，就会明白什么叫责任，什么叫信仰。这是边关对我们的精神馈赠，也是昆仑山的精神内核——它让你从渺小的个体，融入到永恒的博大追求中。守护祖国山河的完整与尊严，义不容辞无上光荣。

记者：您现在74岁了，还会继续写下去吗？

毕淑敏：关于昆仑山的作品，写得差不多了。只要生命尚在，若还有向这个世界表达的欲望，就会坚持写，但不会硬写。现在生活节奏变化如此之快，灵魂里还有许多好奇。下一部作品的题材也许和昆仑不一样了，但精神本质会一脉相承。

记者：假如变回1969年那个小姑娘，您还愿意去阿里吗？还愿意面对那片“地球凝固时的荒凉”和极致的寒冷吗？

毕淑敏：肯定会。我之所以是今天的毕淑敏，就是当年把自己交托给了那片高原。没有那片土地，没有那11年残酷和温暖并存的军旅岁月，没有和那些付出年轻生命的战友相伴，就不会有后来的作家毕淑敏。那里蕴藏着我灵魂的一部分，也是我生命与文学的一部分。所以，若能回到半个多世纪前，我还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视频摄制：段薪海，郭泓序

记者手记

采访结束，毕淑敏老师从随身的旧帆布包里拿出一枚贝壳化石。她说，这是当年一位老战友从阿里高原深处捡来送给她的，亿万年前，那片极寒之地曾是汪洋。她把化石轻轻放在桌上，沉默了几秒：“你看，山会变高，海会变干，但有些东西比石头还硬。”我知道她说的是什么——是承诺，是记忆，是一种叫“昆仑”的精神。

与毕老师相对而坐的两个半小时里，我时常走神。不是不专注，而是她描述的许多场景，我也曾亲身经历过。我多次前往青藏高原采访，2023年12月，我再次踏上青藏高原，作为新华社记者跟随边防部队巡逻。半个月后，在海拔5000多米的某点位，剧烈的头痛和胸闷让我整夜无法入睡，第二天被确诊为高原肺水肿。医生说，再晚半天，可能就有生命危险，建议立即后送治疗，但我坚持就地治疗，住院十二天基本痊愈就前往边防连队采访。因为，我是一名军事记者，不能当逃兵。当然，现在阿里的医疗条件跟毕淑敏老师那个年代已经发生了巨变。那一刻，我想起了毕老师在书里写的：“那里有一千种可能性会死。”这不是文学修辞，是每一个上过阿里高原的人用生命验证过的陈述。

27年边海防采访，我听过了一个又一个感人故事。从鸭绿江口的零公里处出发，到喀喇昆仑上的神仙湾哨卡，从漠河北极村的雪原，到南海中建岛的礁堡。我见过冬天零下53摄氏度坚守哨位的战士，睫毛结满冰霜；也见过南海高温高湿环境下，年轻水兵的后背长满痱子却依然紧握钢枪。我曾在西藏边防连队和战士一起过年，看他们用手机给千里之外的父母视频拜年，挂了电话偷偷抹眼泪。我也曾在新疆边境线上，目睹一位守边三十年的老班长最后一次巡逻，他跪在地上捧起一把土装进口袋，说“带回去，留个念想”。

正是这27年、4万多公里的跋涉，让我对毕淑敏老师笔下的昆仑山有着超越文本的共鸣。她写女兵用雪水洗脸、因缺氧晕厥、指甲凹陷成勺状，我见过；她写战士肺水肿发作时嘴唇乌紫、瞳孔散大，我见过；她写遗体整容、钉棺、亲吻逝去的战友，我在边防采访中听亲历者含泪讲述过。她说“死亡是一连串摧毁的过程”，我在高原边防线上亲眼看见一个年轻的生命在担架上慢慢熄灭——那个战士才19岁，临死前最后的意识是抓住班长的手，说“帮我交最后一笔党费”。

读《昆仑约定》，我曾在一段话前整整停了十分钟。那是小说将近结尾时的一段内心独白，一个女兵站在昆仑山上，望着连绵的雪峰，想起那些永远留在这片土地上的战友，想起自己年轻时发下的那个誓言。我反复读了三遍，每一遍都读到视线模糊。我知道，那些埋葬在雪山下的英魂，那些把青春钉在国境线上的人，他们的故事如果真的只有云知道，那该是多么巨大的遗憾与不公。毕老师用了五十年的等待、数年的病痛挣扎，写下这七十万字，就是把云里的故事拽回人间，刻进文字，让它们不被风雪掩埋，不被时间风化。

采访中我问她，有没有哪个瞬间让你觉得一切都值了？她想了想，说起一件事。有个素不相识的边防战士，辗转托人带话给她，说读了《昆仑约定》，在哨所哭了一整夜，第二天擦干眼泪，照常站岗、巡逻、写请战书。那个战士说：“老兵，您放心，你们守过的边防线，我们一步也没有退后。”毕老师说到这里，声音微微发颤。我在采访本上飞快地记下这句话，笔尖也停了一瞬。

2026年5月在北外的那场读书会，学生们用AI生成小说人物画像的时候，毕老师说她在台下看了很久，觉得那些年轻的战士以这种方式“活”了过来。这让我想起她当年在阿里亲手钉上的那口棺木——她用钉钉子的手，半个世纪后把同一群人的故事钉进了中国文学史上。有读者问她：“您是不是一边哭一边写的？”她回答：“你见过跑马拉松的一边哭一边跑的吗？”但我在想，也许真正的长跑者不是不流泪，而是把泪流在了别人看不见的地方。

960多万平方公里，不只是一个数字。从毕淑敏那一代“老阿里”，到今天的年轻官兵，一代代人用生命兑现着同一个约定——寸土不让，寸土不丢。作为一名跑了27年边海防的军事记者，我比大多数人都清楚这条防线有多长、有多苦、有多重。我曾在无数个夜晚翻越达坂，在暴风雪中记录边防战士的脸；也曾在南海的礁堡上，在闷热的夏夜听水兵唱起《军港之夜》。每一次，我都会想起毕老师的那句话：“爱让人愿意承诺，死亡让承诺变得紧迫而庄严。”

这或许就是为什么，这篇对话录的标题，我最终选择了“精神昆仑，生命约定”。昆仑，不只是一座山，更是一种海拔——精神的海拔；约定，不只是她与雪山、与战友、与自己的诺言，更是每一个穿过军装的人、每一个守护过这片土地的人，在心中刻下的无声誓言。

感谢毕淑敏老师，用五十年的坚守，完成了这部长篇。感谢那些永远留在昆仑山下的年轻生命——他们的故事，不只是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