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仝小林，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中西医结合医学中心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代谢病研究所所长。长期致力于中医药传承与创新研究，首倡并系统推进“两个重构”研究，重构中西医结合诊疗体系和现代本草体系。以重大代谢性疾病为示范，建立了“核心病机-分类分期分证-糖络并治”为框架的现代糖尿病中医诊疗体系。

作者简介

杜庆锋，南方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院长、附属中西医结合医院院长。任国家教育部重点学科（中西医结合临床）带头人、国家一流专业（中西医临床）建设点负责人、国家一流课程《伤寒论》主讲负责人。师承仝小林院士，探索构建中医经典智慧“五进工程”模式，强化了中医经典与基础理论在中西医结合学科发展中的核心地位。

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促进中西医结合，是新时代医学发展的重要命题。站在新的历史阶段，我们不仅要回答“中西医如何结合”，还需要进一步追问：中西医结合为何能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它区别于中医学研究或现代医学研究的根本逻辑在哪里？从临床实践看，疾病并不仅仅表现为某一组孤立指标或某一个病灶，患者既可表现为局部组织、器官、分子和通路的异常，也可表现为宏观状态、功能活动和动态演变的障碍。现代医学长于疾病的精确定位、客观测量和机制阐明，中医学则长于患者状态的整体辨识、动态调节和个体化干预。中西医结合的根本意义，正在于把这两个层面的认识纳入同一个生命过程，使宏观状态与微观事件相互解释、相互印证、相互补充。

在此前的研究中，我们提出“三点论”（元点、支点、落脚点），回答了中西医结合学科由什么构成；提出“道法器”（道为法立向、法为器赋能、器为道反馈），回答了学科如何运转。但这两项研究都会引发读者追问一个更基础的问题：为什么这样的构成和运转是合理的？它的最终依据是什么？这就是“第一性原理”要回答的问题。

“第一性原理”源自古希腊哲学（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指的是一套理论中最底层的且不可再还原的初始前提。它不是从其他命题推导出来的结论，而是一切推导得以成立的起点。

两种医学体系的成就与边界

要确定中西医结合学科的根基和底座，需要先看清它所连接的两端——中医学和现代医学各自发展的成就与边界。现代医学的崛起，根源于16世纪以来科学革命所引发的认识论转向。医学知识的生产方式从依赖权威文本和纯粹的思辨，转向以客观观察、实验验证和逻辑推理为核心的医学研究方法论。

在这一方法论逐步确立的过程中，涌现出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突破：病原微生物学揭示了传染病的病因；解剖学和影像技术将人体从一个不可直视的“黑箱”，逐步转变为结构清晰、可被观察和测量的“白箱”；麻醉术与无菌术使外科手术从冒险变为常规；随机对照试验则为疗效评价建立了科学标尺。这套方法论赋予了现代医学精准定位、严格验证的核心优势，这一优势建立在“还原论”的根基之上——把复杂问题分解为基本单元来研究。

这一策略在面对传染病的“单病因-单靶点”问题时极为有效，但面对复杂慢病时，便暴露了结构性局限。以糖尿病和高血压为例，这些疾病的本质并不是某一个指标异常，而是遗传易感、代谢紊乱、免疫炎症与神经内分泌失调等内在因素，同生活方式、心理应激等外在因素相互交织，并通过细胞和器官间通讯形成复杂的网络失衡。针对单一或数个靶点进行干预，常常可以改善某些指标，却未必能够完全逆转疾病整体进程——如糖尿病并发症的进展，也未必能够充分解释患者真实感受到的疲乏、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和认知功能下降等整体状态。

纤维肌痛、肠易激综合征等则揭示了另一种困境：患者痛苦真实，但现代医学的检查手段常无异常发现，无法为治疗提供明确的靶点。也就是说，现代医学在面对“有症无靶”或“有异常感受、缺少明确客观定位”的问题时，往往难以找到稳定而有效的干预着力点。其困难不在于现代医学缺乏科学性，而在于生命活动本身具有多层级、多通路、多器官相互耦合的复杂性。

中医学走的则是另一条路。它立足于整体观与动态平衡论，把人体视为与自然、社会相互关联的复杂系统：健康是平衡，疾病是失衡，治疗的目标是纠偏以达成再平衡。这套方法论的优势在于：以整体调节应对复杂慢病；以辨证论治填补个体差异；以“治未病”覆盖全周期健康维护；以功能调治应对“有病症、无病靶”的临床难题。

当然，中医学自身也有边界。它长于整体状态的辨识和动态调节，但其概念体系多源于长期临床经验，往往难以直接转化为现代科学可重复、可测量、可验证的证据形式；它强调个体化辨治，却也因此面临疗效评价标准不统一、群体规律提炼不足的问题；它积累了丰富的方药经验和临床智慧，但对其物质基础、作用机制、适用边界和安全性评价，仍需进一步阐明。换言之，中医学的优势在于把握人的整体状态，其短板则在于如何把这种整体状态转化为可客观表征、可机制解释、可规范评价的现代知识。

两套体系各有长短。这并非格局高低和理论对错问题，而是两种认知框架在面对生命这一复杂巨系统时，各自把握了不同层面的客观事实。当前的挑战，是如何在两者之间构建一个认知框架，能够回答“宏观状态与微观事件如何在同一个框架中被理解、被干预”这一基本问题，以填补中医学与现代医学两个体系之间的结构性认知断层。这个断层，也正是中西医结合学科需要独立发展的深层原因。

学科的第一性原理：宏观与微观的因果耦合

前文的对比分析揭示了一个关键事实：中西医结合学科要处理的根本问题，正是系统科学的核心命题——复杂系统的整体行为不能通过分析其组成部分来完全理解。

人体作为一个典型的复杂系统，其宏观状态（证候、病机、功能演变等）与微观事件（靶点、通路、生物标志物等）之间，存在着不可“还原”的耦合关系。

所谓“耦合”，就是宏观状态与微观事件不是两张皮，而是在同一个人体生命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解释、共同变化。这种耦合关系，既非单纯宏观整体把握就能穷尽（那是中医学的范式），也非单纯微观还原分析就能破解（那是现代医学的范式）。它恰好处于两种认知框架的交界面，一个至今未被现有学科范式系统化覆盖的地带。据此，中西医结合学科的第一性原理可以完整地表述为：寻找、证明和运用生命复杂系统中宏观状态与微观事件之间的跨层级因果耦合。其中，“寻找”是学科的研究任务，即发现宏观状态与微观事件之间的因果传导路径；“证明”是学科的验证任务，即用可干预、可评价的方法确证这种耦合关系；“运用”是学科的实践任务，即将因果耦合关系转化为临床可操作的诊疗方案。三者层层递进，完整概括了中西医结合学科不可替代的核心使命。

宏观状态与微观事件之间的跨层级因果耦合又可分解为三个递进层面来理解。

第一层是“宏观状态”，主要指患者作为整体所呈现出的功能状态、证候特征、疾病阶段和动态演变。中医学在这一层面积累了系统的理论表达和临床辨识方法，如虚实寒热、气血盛衰、脏腑失调、形神关系等。

第二层是“微观事件”，主要指可以借助现代医学和现代科学技术加以观察、测量和追踪的结构、功能，分子、细胞、通路，影像和生物标志物变化。

第三层是“因果耦合”，这一层包含两个递进的判断。首先，宏观与微观不可分离、互为条件。它们不是“谁决定谁”的单向关系，也不是互不相干的两条平行线。人体是一个多层次复杂系统，宏观的整体表现和微观事件是同一个系统的两个侧面，单独拿出任何一面都不足以完整理解这个系统。这是“耦合”的存在论前提。其次，耦合关系的核心是因果，而非简单的相关。“相关”是观察层面的发现，意味着宏观与微观同步变化。“因果”则是干预层面的验证，追问的是：调整宏观状态后，微观指标是否改变？干预微观靶点后，整体状态如何反应？正是这种可干预、可验证的属性，使“耦合”从存在性描述上升为科学命题——“跨层级因果耦合”。这是“耦合”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内涵。“不可分离、互为条件”与“因果”这两层含义共同构成了“跨层级因果耦合”的完整内涵：宏观与微观不仅在同一生命过程中相互关联，而且这种关联可以被干预、被验证、被评价。

正是第一性原理在三个层面上的递进内涵——从界定宏观与微观各自是什么，到揭示两者不可分离、互为条件，再到确认其核心是因果而非相关——将中西医结合学科从宏观与微观的“相关描述”推向“机制验证”。也就是说，学科要回答的核心问题不能停留在证明宏观与微观“有关系”，而是要证明它们“如何相互影响”。据此，学科的核心任务可明确为：为宏观与微观的耦合关系建立一条跨层级、可追踪、可验证的因果链条。这一链条的建立至少包含四个步骤：定义宏观表型、捕捉微观变量、干预验证同步变化、反向验证因果关系。它们共同构成一个从观察到验证的完整研究闭环。在两种认知范式的交汇处，提出、探索和检验单靠任何一方都无法独立回答的科学问题，这正是中西医结合学科存在的根本理由。

中西医结合的第一性原理在“态靶辨治”理论与实践中均得到了有力回应。我们在长期临床实践中观察到，传统中医“调态”存在三个核心短板：一是“刻”强而“轴”弱，关注就诊当下的“刻下症”，缺乏对疾病全过程的把握；二是“个”强而“群”弱，强调个体化治疗，缺乏对群体共性规律的研究；三是“态”强而“靶”弱，擅长整体调态，但针对现代医学理化指标的精准“打靶”是明显的短板。其中，“态强靶弱”最为关键，因为它暴露的正是宏观与微观之间缺少系统化认知通道的结构性困境。

针对这一困境，我们构建了从宏观到微观的完整诊疗路径。这一实践探索，本质上正是将“宏观与微观的因果耦合关系”这一原理判断，转化为诊疗层面的具体操作框架。宏观与微观的耦合，不是理论推演出来的假设，而是临床实践中必须面对的真实问题。这也正是本文所论第一性原理的临床根基。

第一性原理如何统摄“三点论”与“道法器”

所谓“不可还原”，是指“宏观与微观的因果耦合”不能再被拆分为更基础的单元。一旦拆分，学科便失去独立于中医学和现代医学之外的存在理由。若抽掉这一耦合关系，中西医结合便容易停留在两套医学知识、方法和评价体系的并行使用：中医学按照自身理论理解证候、病机、整体状态与调治规律，现代医学按照自身体系开展疾病诊断、病理生理分析、临床评价和规范化干预。二者虽各有完整体系和独立价值，也可在临床中形成互补，但若缺少围绕同一生命过程的概念转译、证据互证与因果耦合关系说明，就难以体现中西医结合学科的独立学科价值。耦合关系正是学科不可再分的研究对象，是宏观状态与微观事件相互作用、相互定义的那个动态过程本身。

以此为基础，此前提出的“三点论”和“道法器”便获得了统一的逻辑根基。“三点论”中，元点是“寻找”的起点，它提供了学科赖以辨识宏观状态的经典智慧、临床经验和整体辨治方法；支点是“证明”的工具，它指向现代科学技术与规范化研究体系，是实现宏观状态与微观事件之间概念转译、证据互证与因果耦合的关键支撑；落脚点是“运用”的归宿，它回到临床疗效、患者获益和健康改善，是检验因果耦合关系是否真正贯通的最终标准。

“道法器”中，道锚定的是在宏观与微观之间建立因果关系的必要性，法提供的是实现宏微耦合的操作程序，器承载的是耦合关系的具体技术实现，器为道反馈则意味着每一次临床实践对耦合关系的新发现都会反过来修正我们对方向的判断。耦合关系是地基，回答了学科存在的根本理由。三点论是结构骨架，回答了学科由什么构成。道法器是动力系统，回答了学科如何运转。三者不是并列关系，而是层层奠基的关系：第一性原理为三点论提供了逻辑前提，三点论为道法器提供了要素基础，道法器为第一性原理提供了运转验证。只有当这三个层次的问题都得到回答，学科才真正从“自发实践”走向“理论自觉”。这正是我们从三点论、道法器一路追问到第一性原理的意义所在。

基于第一性原理的知识生产

“寻找、证明和运用”的行动纲领，最终要落实到具体的知识生产上。以“寻找、证明、运用”为内在逻辑，以这一原理审视学科的研究对象，所引发的核心问题可归纳为四个依次递进的层次。

第一层是基础性知识。它要回答的是：中医用阴阳、寒热、虚实等概念描述的宏观状态，如何获得可测量、可验证的现代科学表达，为“寻找”其与微观事件之间的因果传导路径奠定基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肖小河教授的研究，正是在这一关键环节上做出了示范性探索。他另辟蹊径，从热力学和能量代谢的角度切入，研究中药与人体相互作用的能量特征。他提出了“中医药（药性）热力学观”，并创建了冷热板差示法和微量量热法。前者通过监测生物体在用药前后的温度变化来评估药性的寒热属性，后者通过测量药物与细胞作用的微量热量变化来量化其能量效应。这两项技术将“寒热”这个几千年来靠患者口述和医生揣摩的经验概念，转化为可以用数字精确表达的科学参数。基于这些方法，他的团队实现了数百种方药的药性客观辨识，在人体状态评估和药物属性表征两个层面，都让“寒热”获得了可量化、可验证的现代科学内涵。正是通过这种转化，宏观的“态”才成为一个可以被精确刻画、定量追踪的研究对象，为“寻找”其与微观事件之间的因果传导路径提供了可靠起点。

第二层是方法论知识。它要回答的是：如何通过严谨的研究设计，在宏观状态与微观事件之间建立可检验的因果链条，从而完成“证明”的核心任务？哈尔滨医科大学张亭栋教授从民间“砒霜治癌”验方中获得启示，明确三氧化二砷是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的有效成分。此后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竺的团队进一步阐明了其分子机制，即三氧化二砷靶向降解PML-RARα融合蛋白，恢复细胞正常分化程序，诱导APL细胞凋亡。这一研究构建了从“以毒攻毒”这一宏观治则，到微观靶点的确认，再到细胞分化调控机制的阐明。如果说砒霜治APL的研究展示了从民间验方到有效成分再到分子靶点的因果验证路径，那么中国科学院院士沈自尹教授的研究则展示了从肾阳虚证到神经内分泌调控机制，再到补肾法验证的另一条路径。沈自尹教授从20世纪50年代起围绕中医“肾”的本质开展系统研究，发现肾阳虚证患者普遍存在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功能低下，随即通过一系列递进式实验确证了“补肾”治则能够调节这一轴系功能。其实验设计从肾上腺皮质功能测定起步，推进到下丘脑促激素的兴奋试验，最后以补肾药物干预后的轴系恢复验证收尾，层层递进地完成了因果验证。两个方向一纵一横，共同构成了“证明”的方法论基础。

第三层是应用性知识。它要回答的是：在因果耦合关系得到证明之后，如何将这种关系转化为临床可操作的诊疗方案，以完成“运用”的最终目标？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可冀教授的研究，是这一知识类型的典范。在血瘀证的宏观状态与微观指标之间的因果关系得到充分研究之后，他没有止步于机制的阐明，而是将目光投向了一个更具挑战性的问题：这些研究成果如何成为临床医生手中的工具？他带领团队系统规范了血瘀证的辨证诊断标准，将宏观的舌象、脉象、症状与现代医学的血液流变学、微循环、血小板功能等理化检查纳入同一诊断体系，创建了“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诊疗方法。在此基础上，他针对血瘀证的不同病因、病机，开发了一系列活血化瘀的有效方药，使“血瘀证”从中医经典中的一个抽象概念，转变为可以被精确诊断、规范治疗、客观评价的临床实体。其主持的“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研究”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这项研究的范式意义在于：它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寻找—证明—运用”闭环，使“宏观改善与微观指标变化如何权衡”这一根本问题获得了具有可推广价值的解决方案。

第四层是元知识。它要回答的是：如何判断一项围绕“寻找、证明和运用”跨层级因果耦合的研究是成功的？这类知识并不直接生产新的因果发现或诊疗方案，而是对整个知识生产过程进行自我反思，为学科提供评价标准和科研组织规范。它的核心任务可以概括为两个追问。其一，什么样的证据足以确认宏观状态与微观事件之间存在因果耦合关系？这涉及研究设计的规范、证据等级的判定、可重复性的检验等标准问题。其二，如何组织和管理这类跨学科、跨层级的研究项目？这涉及多团队协同机制、数据共享标准、成果转化路径等组织问题。元知识的积累和应用，是学科从自发探索走向自觉发展的标志。这四类知识的生产，均主要发生在宏观状态与微观事件的交汇处。这一交汇处不是中医学或现代医学某一方的简单延伸，也不是两套知识的机械拼接，而是在两种认知范式相互转译、相互验证、相互生成的过程中形成的新知识空间。由此，“三点论”所描述的学科定位和“道法器”所阐释的学科运转方式，便在知识论层面获得了具体回应：在“元点”与“支点”交汇之处，“落脚点”需要什么样的知识，“道法器”的循环运转又如何实现持续的知识产出。

任何学科存在的根本理由，都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它创造了其他学科无法独立创造的知识。中医学创造的是“通过辨识宏观整体状态重建平衡”的知识；现代医学创造的是“通过客观观察、机制阐释、诊断分类和循证评价来认识和干预疾病”的知识。中西医结合学科创造的是关于“宏观状态与微观事件如何在同一个复杂系统中实现跨层级因果耦合”的知识，它只能产生于宏观与微观的交汇处。

中西医结合不是权宜性的技术组合，也不应停留在中医学与现代医学的简单并置。它面向的是人的生命整体，回答的是复杂疾病中整体状态与局部机制、功能变化与客观指标、临床经验与科学验证如何相互贯通的问题。

从“三点论”到“道法器”，再到对第一性原理的追问，目的都不是制造新概念，而是为中西医结合学科发展寻找更加清晰的逻辑起点和实践路径。这个逻辑起点能否真正成立，最终要回到临床，回到患者获益，回到可观察、可验证、可推广的实践之中。面向未来，中西医结合应在传承创新中不断完善自身的理论体系、评价体系和临床体系，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医学体系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