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近观德国工商界对华认知之变

文/本报记者 李函林

盛夏将至的柏林，阳光渐渐炽烈，围绕德国对华关系议题的讨论也持续升温。

过去数月里，记者从柏林到慕尼黑，再到因戈尔施塔特、斯图加特和汉诺威，走访德企总部、中国企业驻欧机构以及行业展会。一路走下来不断看到两种并行存在的现实：在电视访谈和政论节目中，“去风险”“中国冲击”和“产能过剩”仍是高频词；而走进工厂、实验室和企业会议室，讨论的却往往是研发、订单和合作。

关于中国，德国社会的讨论时常充满矛盾。竞争带来的压力是真实的，部分领域被追赶甚至被超越所带来的不适应也是真实的。然而同样真实的是，在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压力下，越来越多的德企和州地方政府选择继续加码对华合作。

在一次次投资决策、研发布局和产业合作中，人们关注的往往是更为具体的问题：如何寻找新的增长空间，以及如何在变化的产业格局中提升自身竞争力。审慎与风险权衡之中，这种矛盾心态正逐渐转化为务实的行动。

从“世界工厂”到“创新伙伴”

这种感受，在今年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作为全球工业技术发展的风向标，本届展会上中国企业数量继续保持高位。走进展馆，从工业机器人、智能制造解决方案到储能设备、新能源技术，各领域中国企业的展台前都聚集着大量参观者。

4月20日在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拍摄的宇树科技展台（张豪夫 摄）

在展馆中穿行时，一个细节令人印象深刻：在宇树科技等中国机器人企业展台前，几位德国机械制造企业工程师长时间停留。他们没有匆匆拍照离开，而是不断追问控制精度、响应速度与软件架构等技术细节。一些人记录参数，另一些人则直接蹲下观察机器人的运动姿态。

这样的场景在十年前很少能够见到。那时，中国企业更多被视为市场参与者，德企关注的是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与制造能力。

今年春天与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席希尔德加德·穆勒交流时，她谈起不久前参加北京国际车展的一幕。最令她印象深刻的不是某款新车型，而是展馆里此起彼伏的德语声。“走在展馆里，发现身边很多人都在说德语。”她说。

过去两年间，穆勒已五次到访中国。她观察到，越来越多德国车企正将中国视为观察全球汽车产业变革的重要窗口。与过去不同的是，德国车企曾习惯于仅仅把最新产品带到中国的车展上展示；而如今，越来越多的工程师、高管与供应链企业主动前往中国，关注智能驾驶、电池技术与软件架构的发展路径。

德国汽车产业正在经历从“教别人造车”到“研究别人怎么造车”的心理变化。这种变化带来压力，也带来重新认识中国的过程。

回想2019年记者在上海进博会采访时，德企高管谈论最多的是“市场规模”“消费增长”；而如今在德企内部，“研发能力”“创新生态”正成为更重要的关键词。

在汉诺威工博会期间，博世集团董事会主席斯特凡·哈通向记者展示了一组数据：博世目前在中国拥有38个生产基地与28个研发中心。数字背后，是这家德国工业巨头多年持续加码中国市场的轨迹，更是中国权重在其全球研发布局中不断上升的现实写照。在哈通看来，中国不再只是一个生产基地或销售市场，而是一个可以反向输出解决方案的创新来源。

在日前于柏林举行的博世互联世界大会上，当大屏幕上不断闪现具身智能等关键词时，大众汽车集团管理董事会主席奥博穆谈论最多的却是中国。对于这家德国汽车巨头而言，中国正从重要市场逐渐转变为创新的重要源泉。

“创新速度、数字化能力以及成本优势，是我们持续加大对中国投入的重要原因之一。”奥博穆在分享集团转型经验时说，“借助中国伙伴的协同创新，大众研发周期缩短约30%，研发成本最高降低50%。”

曾经主要向中国输出技术和产品，到开始考虑将中国创新成果带回欧洲，德国企业对中国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的认知正被重新定义。

从“贸易伙伴”到“产业共生”

中国企业在德国的角色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记者在德国这几年的一个直观感受是，赴德设立研发中心、建设工厂或扩大业务布局的中国企业明显增多。从汽车工业重镇沃尔夫斯堡，到科技创新中心慕尼黑，从工业机器人产业链集聚的斯图加特，到数字经济活跃的柏林，中国企业的身影正从传统销售网络向研发、制造和技术协作不断延伸。

4月20日拍摄的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小鹏汽车展区（张豪夫 摄）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发布的《2025年外国企业在德国投资报告》显示，中国以228个项目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德国最大外国投资来源国。其中超过五分之一的项目涉及生产与研发，这一比例高于外国企业在德投资项目整体平均水平，表明中企在德布局正更多向技术研发和先进制造等高附加值领域延伸。

但在实际落地过程中，这类投资并非总能迅速获得当地社会的广泛认同。在德国中部图林根州的小城阿恩施塔特，宁德时代德国工厂项目启动初期曾引发持续讨论。围绕供应链安全、“产业依赖”等议题的争论，一度在地方议会和媒体中持续发酵。当地居民的顾虑不仅限于环境影响，还包括大量外来人员进入后，如何与社区原有生活方式实现融合与适应。

随着项目推进，就业岗位与税收增长逐渐成为可感知的现实收益，当地最初的疑虑逐渐缓和。阿恩施塔特市长弗兰克·施皮林说，一个具有活力的产业和市场领军企业落户当地，不仅带来就业，也在吸引更多供应商集聚，以宁德时代为代表的投资正在“反哺城市发展”，带动住宅区、日托中心等公共项目建设加快推进。

类似的故事正在德国多个地区上演。今年上半年，小米汽车宣布计划在慕尼黑设立欧洲研发中心。此前，理想汽车已在当地布局研发力量；智能驾驶芯片企业卓驭科技则将欧洲总部设在不伦瑞克，距离大众集团总部所在地沃尔夫斯堡仅40公里……它们带来的不仅是资本投入，也包括技术、人才和产业链资源的集聚，为当地产业转型和创新生态注入新的活力。

在一些州政府看来，中国投资意味着产业活力与就业机会；而在另一部分舆论看来，它又被纳入“产业安全”与“技术竞争”的讨论框架。一位长期从事中德投资咨询的业内人士对记者说：“我们几乎每周都能看到新的合作消息，但审批的复杂程度也在上升。”

这种审慎与开放并存的态度，在德国当前的投资政策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数据显示，2025年德国共启动339起外资投资审查，创下近年来新高。例如，中远集团近日拟收购德国百年物流企业齐佩尔集团约80%股份。该项目已通过联邦卡特尔局反垄断审查，在竞争法层面获得放行，但仍需接受国家安全审查，评估其对公共秩序与安全的潜在影响。

对于一些面临产业转型压力的德国地区而言，这种矛盾心态更为突出。以德国汽车工业重镇萨克森州为例。随着欧洲汽车产业转型加速，大众集团部分工厂面临产能调整压力。今年5月，萨克森州经济事务部长德克·潘特公开提出，希望吸引中国汽车制造商参与大众茨维考工厂后续发展。

从建厂投资到研发合作，从供应链配套到技术协同，中国企业在德国的角色正在发生变化。它们既成为当地产业转型的一部分，也不可避免地被置于竞争与安全讨论的聚光灯下。

从“竞争焦虑”到“务实合作”

连续多年增长停滞之后，德国经济正经历近年来最艰难的增长乏力阶段。能源价格高企、制造业外流与竞争压力加剧以及数字化转型滞后，持续侵蚀这个工业强国的竞争优势，大规模裁员、破产和产能外迁成为德媒报道中反复出现的高频词。美国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和美以伊战事带来的能源供应波动，进一步增加了德国经济复苏的变数。

2025年9月10日，人们在德国慕尼黑国际车展的宁德时代展台洽谈。（张帆 摄）

德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自2019年以来，德国汽车行业已累计流失约10万个岗位；到2035年，预计较2019年将累计减少22.5万个岗位。协会主席穆勒对此并不讳言：“德国作为生产基地的条件正在持续恶化。高税负、高能源价格以及高劳动力成本，正在削弱工业竞争力。企业不得不将部分生产和投资转向德国以外地区。”

在这一背景下，围绕德国经济承压的讨论中，中国在新能源汽车、电池等领域的快速发展，常被部分德媒视为加剧传统制造业压力的外部因素之一。

在与德国政商界人士的交流中，这种讨论又逐渐延伸至对中德经济运行方式的对照。中国五年规划所呈现出的政策连续性与清晰的未来产业导向，被不少受访者反复提及。

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曾多次提到工作时长问题：德国劳动者年均工作时间约为1337小时，而中国约为2000小时。不少受访者也说，这种差异不只体现在“工作时间”本身，也反映在工作效率与流程繁冗程度上。他们认为，中国在审批协调和项目落地上的推进往往更为集中高效，而在德国，项目落地周期更长、环节更多。一个常被提及的例子是特斯拉柏林工厂：马斯克曾说，为获得建厂许可，特斯拉向德国政府提交的申请材料“几乎装满一卡车”。

由此，德国社会内部呈现出一种矛盾心态：一边是对中国制度连续性与产业效率的承认与赞赏，一边是对竞争加剧的现实焦虑与“去风险”叙事的持续强化。然而，真正走进德国商界，听到的往往是另一种更加务实理智的声音。

“在中国汽车市场，我们面对的是数百家新兴竞争对手，但竞争本身是一件积极的事情。”奥博穆认为，“就像体育比赛一样，强大的对手会促使你不断进步。良性的竞争环境是推动创新的重要动力。”

“我们确实常听到‘中国冲击’之类的说法，但在企业层面看到的却是另一番现实。”德国联邦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协会主席米夏埃尔·舒曼对记者说，目前仍有5000多家德国企业在中国经营，“如果没有回报，它们大概早就离开了”。在他看来，围绕中国的争论往往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德企的持续投入与布局，本身就是一种回答。

在德国多个经济论坛和研讨活动期间，记者与长期关注中国发展的德国学者、企业界人士交流时发现，一个较为普遍的共识是，在今年总理默茨访华后，德国社会关于中国的讨论出现了一定调整和反思。

一个更直观的感受是，越是身处一线的德企高管和工商界人士，越能够坦然面对这种竞合现实。他们普遍接受竞争已成为常态，也在重新审视自身短板；既应对来自中国企业的压力，也没有因为当地舆论对所谓“中国冲击”的渲染而减少接触。相反，他们更加频繁地走进中国的生产车间，观察中国企业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方面的实践。

西门子董事会主席博乐仁在德国《商报》上撰文指出，竞争的意义是承认他人的成绩，并从中汲取动力，使自身变得更强。他说，与中国的比较也让德国更清晰地看到自身短板。中国在技术创新方面展现出极高效率，新技术能够迅速完成试验、实现规模化并投入实际应用，这种将创新快速推向市场的能力值得认可。

这种从一线体验到企业高层表达的共识，也在逐渐改变德国对中国产业角色的整体认知。几十年来，德国从中国市场获得丰厚回报，也见证了中国工业体系从追赶者成长为重要竞争者。今天，这一曾经长期处于产业领先位置的国家，在面对中国企业逐步进入部分领域并与德企同台竞技的现实时，难免伴随焦虑、争论甚至排斥。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德企也开始意识到，今天的中国早已不只是市场和工厂，更是重要的创新来源。面对这一变化，它们正不断调整自身战略，在变化中寻求自我革新。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早已是中德经贸合作的现实写照。竞争带来的压力是真实的，开放合作创造的机遇同样真实。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从联邦德国引进首位“洋厂长”格里希，到如今德国政要和企业家到中国企业参访、近观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细节，跨越几十年的双向奔赴，意味着中德这两个同样重视制造业的国度完全有潜力摒弃零和思维，共同谱写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刊于《参考消息》2026年6月18日第10版

编辑 范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