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产业链深度重构与国内经济转型升级的双重背景下，企业出海已成为突破增长瓶颈、重塑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选择。但出海不同于市场扩张，是涉及战略定位、产业支撑、政策合规与风险管控的系统工程，只有置于国家产业战略、区域发展布局与全球经贸格局变迁的坐标中加以审视，才能把握趋势、赢得先机。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已成为全球产业组织者、创新应用场，未来要立足先进业制造基础，打通科技创新、现代服务、全球市场与产业安全的循环通道，加快构建可持续增长逻辑，更好服务企业出海。

企业出海的基础 产业转型升级

企业出海的深度与广度根本上取决于母国产业竞争力与配套能力，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前沿阵地，产业转型升级方向直接影响企业出海的比较优势与模式选择。

强基固本与高端跃升，稳固出海基本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动钢铁、石化、船舶等产业结构调整”“推进电子信息、机械装备等全产业链创新”“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广东双向发力：一方面，巩固电子、机械、纺织等传统产业优势，做强家电、食品、服装等产业集群；另一方面，强化技术改造与基础再造，攻坚关键材料、核心零部件与重大技术装备，通过标准引领与品牌培育提升产业附加值。对湾区企业出海而言，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改造与品牌化运营不仅提升了产品附加值与国际话语权，更为以技术、品牌、标准优势参与国际竞争奠定了产业基础。

优化存量与做大增量，培育出海新动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强调“强化源头技术供给”“培育更多支柱性先导性产业”。广东省将新兴与未来产业置于战略突出位置：重点发展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网联汽车、集成电路、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前瞻性布局第六代移动通信、具身智能、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同时依托机电一体化与软硬件协同优势打造“人工智能+机器人”高技术、高成长产业集群。面向全球竞争，企业出海将更加要求制造能力、算法能力、场景能力、资本能力与全球资源整合能力的系统整合。

融合发展与生态重构协同。国家强调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广东省将“融合化”作为重要方向，一是制造业与服务业互促共进，以制造业优势牵引服务业升级，以优质服务业赋能制造业发展；二是打通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堵点，实现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市场化的全链条贯通；三是聚焦重点领域形成产业集群，构建集制造、创造、交易、要素保障于一体的产业生态。对企业出海而言，融合化意味着企业可以依托大湾区跨境电商、国际物流、金融保险、法律咨询等现代服务业，获得从市场开拓、合规经营到风险防控的全流程支撑，降低出海的信息成本与交易成本。

空间重组与平台重组，构建出海支撑载体。“十五五”时期，广东产业空间布局上将坚持以大湾区为龙头深化广深双城联动，推动珠海、佛山、东莞等节点城市提升能级，同时推进横琴、前海、南沙等重大合作平台建设，强化其开放与创新功能。2026年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建设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这意味着大湾区将成为企业出海的服务中枢、规则中枢与资源配置中枢。对企业而言，要依托大湾区集聚政策信息、专业服务、国际网络和公共平台，加快从自主摸索向平台支撑转变。

企业出海的政策框架、基本态势与模式转变

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深化，出海成为企业国际化重要路径，更是重塑市场边界、能力边界与成长边界的重要路径。

在对外投资管理政策框架层面，我国对外投资实行鼓励、限制、禁止分类管理，由发改、商务、外汇部门全流程监管，旨在规范有序、风险可控、服务国家战略。鼓励方向包括“一带一路”互联互通、优势产能输出、高新技术合作等；限制敏感国家地区投资、房地产及无实业股权投资平台等，其中前三类需主管部门核准；禁止涉军核心技术输出、赌博色情等危害国家利益的投资。管理流程上，企业出海需完成发改核准备案、商务备案、外汇登记三大环节，3亿美元以上重大项目纳入国家事权管理。政策导向上，规范与支持并重，2017年以来，《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经营行为规范》等文件相继出台。“十五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提出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提升风险防控和合规经营能力等措施。对企业而言，理解并遵循这一政策框架，是实现合规出海、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2026年6月1日，国务院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全面整合现有不同部门、涉及对外投资的各类规定，是我国首部系统规范对外投资的行政法规，为促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支撑。

企业出海模式面临结构性转变，当前企业出海呈现四大关键转变趋势：一是从贸易逻辑转向产业逻辑，由“卖产品”转向研发、制造、仓储、渠道、品牌等全链条全球化布局。二是从集中布局转向多元平衡，减轻对少数成熟市场的过度依赖，对共建“一带一路”、非洲、欧洲等多元区域投资提速。三是从成本导向转向技术品牌导向，依托制造基础与服务优势实现技术、品牌、场景、服务协同出海。四是从自主摸索转向平台支撑，2026年国家海外综合服务平台上线，覆盖市场开拓、合规防控等出海全流程，出海行为从个体化探索转向体系化支撑。

企业出海面临的风险和建议

企业出海面临复杂多样的外部风险，未来有竞争力的出海企业将是看得清趋势、准备充足、风控稳健、落地深入的企业。

风险识别方面，从学理上可将风险划分为宏观与微观两大类型，二者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形成企业出海面临的复杂风险体系。宏观风险源于全球格局变化与东道国发展环境，覆盖面广、影响深远，直接关系企业海外投资整体安危，包括东道国经济风险、汇率波动及相关风险、东道国政局风险、大国博弈风险等，决定企业出海的整体环境与发展空间。微观风险聚焦企业海外运营环节，发生频率高、防控难度大，包括合规风险、专业服务滞后风险、沟通协作风险、突发事件风险等，影响海外运营效能。

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企业要实现走得出、站得稳、做得强，须牢牢把握四项原则：一是战略先行，企业出海存在市场寻求、资源获取、成本优化与品牌技术提升四种逻辑，不同逻辑对应不同目标国别、组织模式与风险结构，成熟的出海行为应做到战略先行。二是机会与风险并重，综合评估政策稳定性、汇率波动、税务制度、关务环境、用工规则、能源价格、物流效率与地缘政治影响，充分利用国家与区域服务平台、国别指南、营商环境报告与风险提示等公共产品。三是合规前置，合规是涵盖投资架构、税务、数据、劳动、知识产权、反垄断与出口管制的系统工程，须前置到项目立项阶段并贯穿运营全过程。四是深耕扎根，能够穿越周期的企业往往不是最先进入市场的，而是最先完成属地化的，须逐步建立本地团队、合作伙伴、服务网络与品牌沟通体系，提升本土响应能力。

基于上述原则提出七点具体建议：第一，紧跟国家战略，严守投资底线，紧扣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坚持“危地不往、乱地不去、危业不投”，规避高风险区域与限制类、禁止类行业。第二，依托权威渠道获取信息，常态化查阅外交部、商务部、国家发改委与国家外汇管理局官方发布，用好国别风险报告等权威产品，做到决策有据。第三，用好综合服务平台，依托各类“走出去”服务平台和综合服务基地，获取政策解读、风险预警等服务。第四，借力境外产业园区，优先入驻中方建设的经贸合作区，借助园区配套、政策保障与管理服务实现抱团发展、风险共担。第五，深化协同合作，加强与行业协会、龙头企业联动合作，共享资源、共防风险，避免单打独斗。第六，严守东道国法律与文化底线，尊重当地习俗，强化环保、劳工、税收与数据安全等领域合规管理。第七，规范海外竞争行为，杜绝无序竞争与低价倾销，维护行业长远利益与中国企业整体声誉。

企业出海正从产品输出演进为市场边界、能力边界与成长边界全面重塑，大湾区以其坚实的先进制造业根基、完善的现代服务体系与持续的制度创新，为企业出海提供了独特的产业支撑与平台优势。面对全球产业变革，湾区企业既不可盲目乐观，亦不必过度悲观，唯有将产业优势转化为全球资源配置力，将风险防控内嵌于战略与运营全过程，方能在不确定性中建立确定性，实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再到“走上去”的跨越。企业与湾区共生共荣、相互赋能，方能行稳致远，在全球产业竞争中赢得主动，未来最具竞争力的区域必是能够高效连接先进制造、科技创新、现代服务与全球市场的区域，这正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前景所在，也是企业出海最值得依托的战略腹地。（作者：宋葛龙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张文涛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