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甘肃省庆阳市境内最大的一块塬面——董志塬。董志塬塬面开阔，田野铺展，与周边千沟万壑形成鲜明对比。如今的村庄之下，还埋藏着另一座“城”——一座距今约5000年的都邑性聚落。

近期，庆阳南佐遗址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处仰韶文化晚期遗址，规模宏大、布局严整、遗存丰富，也让人们开始重新追问：在中国文明化进程中，黄土高原和黄河中上游曾扮演怎样的角色？

黄土之下，藏着怎样一座城

1984年至1986年、1994年至1996年，南佐遗址先后开展两个阶段6次考古发掘，一座仰韶文化晚期大型夯土建筑F1逐渐显露出来。

它坐北朝南，建筑面积约690平方米。建筑内部由隔墙分为“前厅”和“后堂”，隔墙上开有左、中、右三门，中门正对一个直径3.2米的大型火坛。此外，其室内地面和墙体表面均涂抹了六层白灰面，经过了细致“装修”。

对于一处距今约5000年的史前遗址而言，这样的建筑规模和结构并不寻常。“它不像普通居住建筑，更像一处高等级公共建筑。”南佐遗址联合考古队队员、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博馆员张小宁说。

在9座夯土台外侧发现的两重环壕进一步说明，南佐遗址不止是孤立的建筑，可能是一处经过规划、结构复杂的大型遗址。

2021年，南佐遗址启动新一轮考古工作。过去五年的考古发掘工作，让遗址的布局轮廓逐渐清晰。考古工作初步确认，南佐遗址总面积约600万平方米，主体区约230万平方米，核心区约30万平方米。遗址主体年代为仰韶文化晚期，碳十四测年距今约5100年至4700年。

核心区地处整个聚落的中心，由F1为核心的大型建筑区、9座大型夯土台及环壕组成，是迄今所见中国北方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布局最严整、保存最好的高等级夯土建筑群。

核心区之外，多个集中、连片的居址区围绕分布，小的3万至5万平方米，大的7万至8万平方米，对核心区形成拱卫之势；更外围，在约100平方公里范围内，还分布着多处遗址点。

“这已不是一个普通村落的规模，可理解为是一个经过统一规划和布局、呈现出多圈层结构的城市，若把这里当作都城，那F1所在的高等级院落相当于是‘宫城’，南佐遗址正处于黄土高原的区域中心。”张小宁说。

谁划下了最早的都邑聚落中轴线

让南佐遗址区别于普通史前聚落的，不只是规模宏大的布局，也与其所呈现的早期王权气象息息相关。

后世中国都城中，中轴线是礼制的空间表达，也是人们理解城市秩序的重要线索。

考古工作显示，南佐遗址核心区存在一条贯穿南北的中轴线。这条中轴线以最高等级“宫城”F1的中轴线为基准，延伸至整个聚落核心区。中轴线东西两侧，大型夯土台和建筑遗迹均呈现出对称分布特征。

“这是中国古代目前所见年代最早、最为清晰的都邑聚落中轴线，对研究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和礼制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南佐遗址联合考古队领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陈国科说，南佐遗址择中建宫、择中建殿，形成了主次分明、层层递进的空间格局，体现出神权与王权紧密结合、以王权为中心的建筑特征，具有鲜明的中华文明特色。

壕沟则折射出大型工程的营建现场。已试掘区域显示，壕沟局部宽约20米、深约10米，底部以2至4米宽的夯土逐层加固。层层淤泥沉积在壕沟内部，显示其可能兼具防护和水利功能。

“南佐遗址的主体部分应是在较短时间内经过统一规划建成的。若按5000人参与建造计算，整体可能需要2至4年才能完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韩建业认为，这种动员能力已经突破单纯以血缘关系维系的氏族社会，指向一种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公共权力或者王权。

观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窗口

距今5000年前后，古国林立，多元并进，长江中下游、黄河下游、西辽河流域的社会均已高度复杂化。有的区域以大型墓葬和玉礼器显示等级秩序，有的区域以水利系统和古城营建展现组织能力，有的区域以宗教礼仪凝聚人群。

南佐遗址则以中轴线建筑规划等，呈现出黄河中上游黄土高原地区的另一文明高峰。

“其等级之高、规模之大、布局之严整，迄今为止在仰韶文化中还从未见到过。”陈国科表示。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郭伟民认为，南佐遗址将社会组织力推向了都邑性聚落的最高层次，是黄土高原仰韶文化晚期的最高成就。

更耐人寻味的是，南佐并不是一座封闭的“高原之城”。

一份南佐遗址考古报告显示，南佐遗址出土白陶所用原料为高岭土和瓷石，瓷石原料可能产自南方；部分白陶表面的海洋结晶涂层原料，可能来自海岱地区。绿松石、朱砂并不见于黄土高原，其原料可能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

陈国科表示，南佐遗址已与外界建立了广泛的交流和联系，甚至不排除存在远距离控制绿松石、朱砂等稀缺资源的可能。这些跨越山河的联系，也让南佐遗址成为观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一扇窗口。（记者何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