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一动不动”（汽车、楼房）、“万紫（五元纸币颜色）千红（百元纸币颜色）”等彩礼名目花样百出。高额彩礼乃至“天价彩礼”成为广大农村家庭不堪承受之重，引发一系列纠纷，引发连锁反应。

治理“高价彩礼”，已连续6年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从治理婚丧陋习，到专项治理，再到综合治理，彩礼之治不断深化拓展，2026年国家又提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彩礼这个在中国延续漫长岁月的婚俗现象，从家庭私事演变为关乎乡村振兴、社会稳定的公共议题，成为国家反复强调的治理对象。

6年过去了，高额彩礼很大程度上受到抑制，移风易俗成效明显。多地因地施策，法理情兼顾，推动彩礼回归“礼”的本意和情感的本质。

新人们在“家国同庆 见证幸福”2024年全国万人集体婚礼宁夏分会场参加婚礼仪式

应当看到，高额彩礼源于性别失衡、经济发展不均衡、不良婚俗文化残存等多重因素。治理高额彩礼不能指望单一措施，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仍需顶层设计、观念引领、制度约束、经济赋能、法治保障多管齐下，持续协同发力。

创意策划：张 曦 褚孝鹏

调研采写：杨 华 张 曦 褚孝鹏 吴 刚 袁慧晶 关俏俏 丁 磊

之一：高额彩礼何以成为国家治理议题

作者：杨 华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要对“天价彩礼”进行治理。此后连续多年，这一议题始终被纳入中央农村工作的视野。它已经从家庭私事，演变成关系国家治理、乡村振兴、社会稳定的公共议题。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调研团队在全国各地的调研数据显示，农村彩礼的平均数额已从2000年前后的1万至2万元，飙升至2021年的14万元左右。彩礼还不是“婚姻标配”的全部，再将在县城购房、购车、婚宴、三金、各类礼金等加总，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为儿子娶媳妇的实际支出，普遍在60万至100万元。2024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3119元，一个农村家庭要不吃不喝工作26到43年，才能攒够给一个儿子结婚的钱。

“结婚穷三代”，高额彩礼引发了连锁反应，老人被后代婚姻负担捆绑，年轻人的生育意愿被成本抑制。高额彩礼已非单纯的民俗问题、道德问题，而是涉及人口结构、城镇化路径、家庭伦理、基层治理的系统性社会问题。

彩礼的前世今生：

从“六礼”之仪到“天价”之殇

彩礼，古称“纳征”，是《礼记》所载婚姻“六礼”中的第四礼。在传统社会，它的核心功能是“成妻”，通过送聘礼的仪式，宣告婚约正式确立。此时的彩礼，重“礼”轻“财”，聘礼多为布帛、雁、鹿等象征性物品，寓意吉祥。它的数额受到宗族规范、社区舆论的严格约束，谁家索要过多，会被视为“卖女儿”而遭唾弃。

这一状况在漫长的传统社会中大体保持稳定，即便到了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农村彩礼依然处于可控范围。在河南驻马店的回溯调查显示，2000年左右当地彩礼不过数千元，2008年前后也仅在1.8万元左右。

转折点出现在2010年前后。随着80后、90后进入婚龄，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开始引起关注。在河南、江西、山东等省份一些传统婚俗浓厚且性别比失衡严重的地区，彩礼率先“起飞”。至2015年前后，这些地区的彩礼普遍突破10万元。

2015年以后，情况发生了质变。高额彩礼不再局限于特定区域，开始向全国农村蔓延。即便在湖北、四川、湖南等传统低彩礼地区，也开始普遍重视彩礼，数额快速上涨。

更值得注意的是，索要彩礼越来越成为城乡通行的“新民俗”。彩礼从一个地方性、仪式性的文化符号，异化为一个全民性的经济负担。

彩礼的异化，本质上是“礼”的退场和“财”的登台。在传统社会，彩礼是“礼仪”的一部分，它的意义在于“象征”而非“交换”。而在今天，彩礼成了女性在婚姻市场中的“定价”，婚姻的缔结变成了一场赤裸裸的经济谈判。这不仅是民俗的改变，更是值得警惕的社会关系不良变迁。

高额彩礼是如何产生的

高额彩礼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多重社会结构性力量在特定历史时期交汇作用的产物。适婚人群男多女少是高额彩礼最基础、最根本的驱动力。尤其在农村地区，女性成为“婚姻市场”中的稀缺资源，掌握了绝对的话语权和定价权。曾有一位河南农村的婆婆说：“花那么大价钱娶进来的，可不得供着媳妇，要是跑了，哪来的钱娶第二个!”这句话里既有无奈，也折射出高额彩礼扭曲了家庭成员关系。

我们的调查还发现，农民进城买房比例越高的地区，彩礼价格也越高。为什么城镇化会导致彩礼飙升?核心逻辑在于城镇化推高了新生家庭建立的门槛，“在城里有房”成了婚姻的刚性条件。即便男方掏空家底在县城买了房，女方还会在婚前通过索要高额彩礼，将未来的生活成本与风险一次性“转嫁”给男方家庭。

一位江西鹰潭的受访者说，2021年他出价28.8万元彩礼娶媳妇，结果被另一个出价38.8万元的“截胡”了。这就是一些地方婚姻市场竞争的残酷写照。

除了客观的结构性因素，社会心理也在推波助澜。第一是“面子”竞争。彩礼内卷，被推向新高。第二是风险防御。对女方来说，高额彩礼既是约束男方不敢轻易提离婚的“保证金”，也是万一婚姻破裂后“青春损失”的补偿。这种心理借助互联网传播，正在影响越来越多的女性。

高额彩礼绝非单纯的民俗变迁，它正在对家庭这一农村社会的基本细胞产生深刻的、破坏性的影响。

警惕婚姻向“包办”倒退

当代的农村婚姻，已实现了从“父母之命”到“自由恋爱”的巨大进步。然而，高额彩礼的介入使得婚姻的决定权再次从青年个体手中滑落。许多年轻人相亲、订婚、结婚的全过程，都处于父母的掌控之下，个人意愿被压制。一名中原农村女青年说：“每次都是父母先去打听对方家庭条件，觉得合适了才让我去见。”

表面上看高额彩礼似乎抬高了女性的“身价”，实际上其基础是女性在“婚姻市场”中的“稀缺性”，而非其独立人格和能力被认可。女性被异化为一种可以用价格标定的“商品”，其价值与彩礼数额直接挂钩。这是一种典型的物化。

高额彩礼问题盘根错节，治理绝非一日之功，更不是出台一个“限价令”就能解决。它需要一场从观念到制度、从家庭到社会的系统性变革。当前，彩礼之所以被越推越高，一个重要原因是在道德和文化层面缺乏强有力的否定性评价。许多人虽然嘴上抱怨彩礼高，但轮到自家女儿时又觉得“不能比别人低”。这种矛盾心态，说明需要国家层面的价值引领。

3月24日，在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古井镇药王村，9对新人在亲朋好友和现场观众 的见证下喜结良缘，以实际行动践行“低彩礼、零彩礼”，倡导文明婚庆新风尚

治理重心要从“限制高彩礼”转向“弘扬新婚俗”。要整合宣传资源，创新传播方式。持续、深入地批判“彩礼等于身价”“彩礼是必需保障”等错误观念。同时，树立先进典型。通过榜样示范和集体婚礼等创新形式，让婚俗新风尚成为新的“面子”。特别是重点针对年轻群体，采取新媒体宣传、校园教育、社区活动等多种方式，让年轻人从内心认同并践行健康婚恋观。

治理高额彩礼，还要重视城镇化带来的生活压力，降低农民进城安居的成本。

——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多本地稳定就业机会。只有让年轻家庭能在城镇“安居”且“乐业”，才能从根本上降低其对“婚前一次性积累”的过度依赖。

——大力发展乡镇寄宿制学校和普惠托育服务。这可以减轻年轻家庭的教育和育儿负担，解放女性劳动力，缓解“男工女陪”模式带来的家庭分离与经济压力。

——审慎反思过度依赖“县城城镇化”的模式。让有能力进城的进城，没能力进城的在农村完成劳动力再生产。

增强治理措施的约束力与震慑力

村规民约的约束作用仍待发挥。在县域和村社层面，要推动将抵制高额彩礼写入村规民约，并通过红白理事会等组织进行监督执行。比如，安徽淮北濉溪县的“大总+”模式，引导党员、能人担任“大总”，组织村民修订村规民约。当然，也要认识到，当前通婚范围已超越村庄甚至跨越县市，单靠一村的村规民约难以奏效。因此，需要在更大范围内推动协同治理。

强化法治手段必不可少。通过公布典型案例、以案说法等方式，明确高额彩礼可能涉及的法律风险。要让“收受高额彩礼涉嫌违法”入脑入心，改变“法不责众”的民间认知。打击职业媒婆、婚介机构哄抬彩礼、从中牟利的行为，切断灰色利益链。

安徽淮北市相山区2025年举办520“汉韵良缘 情定相山”集体婚礼 张锋 摄

高额彩礼问题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国社会快速转型期的阵痛。它折射出人口结构失衡的长期后果、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家庭承受的沉重代价，以及传统伦理在现代社会中的艰难调适。我们应当认识到：治理高额彩礼，绝非简单移风易俗，而是一项涉及人口发展战略、城镇化路径选择、社会文化重构和基层治理能力提升的系统性工程。

我们必须清楚：高额彩礼是“婚姻买卖”的变种，必须旗帜鲜明地予以否定。治理高额彩礼需要“组合拳”，需要顶层设计、观念引领、制度约束、经济赋能、法治保障多管齐下。只要认识到位、方法得当、协同发力，一定能够有效遏制这股不良风气，抵制拜金主义的腐蚀，让婚姻回归情感的本质，让家庭成为温暖的港湾。（作者系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之二：一场彩礼官司背后的法理情

半月谈记者 张 曦 褚孝鹏 吴 刚

“做不成夫妻，也别做敌人嘛!”清明节前夕，河南省洛阳市宜阳县人民法院城关人民法庭的调解室里，常驻调解员李超俊对着手机，分别劝着因务工未能到场的原告、被告双方：“回头看情分，向前看未来，各自都让一步吧!”桌子两侧，坐着庭长阮依娜以及被告所在的镇、村妇联干部、原告代理律师等人。

这是一场因婚姻破裂、男方起诉女方返还包括彩礼在内10万余元财产的诉前调解现场。秉持着“能先调解就调解”的原则，第三次调解如约而至。小小的调解室，法律法规裹在大家浓厚的乡音里，现场气氛少了些冰冷和刻板。

彩礼牵扯的不只是钱款往来，还有乡土人情、家庭生计和婚恋观念的碰撞。当彩礼官司进了法院，法槌落下并不难，难的是把心结一点点解开。法怎么划线、理怎么讲清、情怎么留一分，考验着基层法院的治理智慧。

法立边界，

新规为彩礼归“礼”兜住底

为统一裁判尺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于2024年2月1日起正式实施。《规定》条文只有7条，落到基层，分量却不轻。过去不少案件里，结婚钱款流向混杂，礼金、见面礼、三金、购车款、购房款混在一起，举证难、认定难。新规把几根“弦”拨得更清楚：什么是彩礼、什么是日常赠予等，都有了更明晰的边界。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卢超表示，《规定》的出台有四项重要功能意义：一是整体上重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二条“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的原则性规定；二是明确了涉彩礼纠纷的诉讼主体资格，将实际给付或者接受彩礼的当事人父母纳入诉讼主体的资格范畴；三是以列举方式明确了彩礼与恋爱期间一般赠与行为的司法判断标准，细化了彩礼范围的认定；四是增加了“共同生活期间较短且彩礼数额过高”的特殊情形下彩礼返还的司法考虑因素。

焦作市博爱县人民法院许良人民法庭庭长、一级法官张瑞明对比道，《规定》出台前，男方将女方父母列为被告要求退还彩礼的案件胜诉率非常低。“如今，父母承担的责任明确了，执行到位的可能性也增加了。”

河南省焦作市博爱县人民法院许良人民法庭一级法官张瑞明针对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现场答疑

这几年，“变种”彩礼开始增多。以前的案子大多盯着现金和三金，现在更要盯大额转账、人情红包。博爱县有一件恋爱期间频繁发送520元、1314元转账的案子，当事人以“节日赠与”抗辩。审理发现，这些转账并不集中在节日，有时平常的一天会发十几次，综合发送频率和数十万元总额来看，最终认定为“以结婚为目的的给付”，按彩礼处理退还。

法条之外，基层也在编织一张更细的治理网，把矛盾化解在前端。宜阳法院与县妇联签订了《家事纠纷联动调解实施意见》，建立起“联合调研、联合调解、联合治理”的三联合机制。16个乡镇各抽调一名妇联业务骨干常驻法庭，参与婚姻家庭案件调解。

“婚姻家事案件中，妇联工作人员往调解桌前一坐，女方当事人就多一层底气，讲调解更能平和接受。”阮依娜的感受很直白。一些基层法院把工作往村口拉，法官、法律明白人、红白理事会、红娘志愿队一道上阵，巡回审判、典型案例展板、公益相亲会提示、婚姻登记处普法，一项项往前铺。

理顺心结，法律背后闪动人性光芒

彩礼纠纷案审理的难点，在于每一方都觉得自己有理，每个案件都需要法官从内心综合去评价，这是基层法官不得不细细掂量的分寸。

彩礼表面看是钱，背后其实纠缠着习俗、关系和情绪。司法解释给出了原则，但真正落实到纠纷里，钱还是得一笔一笔地看、一笔一笔地考量和评判。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很多法官都有同样的体会：婚约财产纠纷办到后来，审的其实是人情世故和法律边界怎样碰到一起。

什么算高额彩礼？很难一句话说清。高额是相对的，对富裕家庭来说30万也不算高，对贫困家庭5万就掏空了家底。治理的目标并不是把彩礼一刀切掉，而是防止它压垮家庭。

焦作市沁阳县人民法院家事审判团队二级法官崔彧璠提到，彩礼很多时候并非由女方本人提出，“是父母与亲戚的面子要求”。谁家收了多少，很快就成了新的参照系。但宜阳县后庄村支书李振民说出了这种约束的“例外”：我们村2012年完成拆迁，拆迁前就已经保持不索要高额彩礼的风气，拆迁后经济条件变好，依然保持这一习惯。如今彩礼多在3万到5万元，改口费最高1001元，谁要多了，村里人会议论。

年轻人的想法也在变。张瑞明说，这两年明显感觉到，年轻人冷静了，“幸福是靠自己奋斗出来的，不能靠一份高价彩礼”。洛阳市妇联副主席李娜也观察到，越来越多家庭也不再把彩礼当成养老金、周转金，而是原封不动地返给小夫妻，甚至再添一笔启动资金。彩礼治理走到今天，可喜的不止是数额的下降，更是婚恋观、家庭观在基层社会的慢慢转向。

情留一分，日子还要向前看

就在半月谈记者离开宜阳城关法庭数日后，阮依娜告诉记者，几轮调解下来，本文开头提及的那起纠纷达成了调解。

基层法院格外看重调解，因为这类案件往往牵扯着两家人的情绪和往后的生活。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服判息诉率2023年至2025年逐年上升，涉彩礼案执行到位率优于整体执行水平；宜阳近三年审结的涉彩礼案件中，真正进入强制执行的不到四分之一；博爱法院2025年调撤率已升至66.67%……越来越多的案子没有一路滑向对抗和强制执行，而是在前期就被拉回到缓冲地带。

宜阳法院副院长马兴远说，彩礼案件牵连家庭关系，一般不轻易采取拘留等强制措施，而是优先通过释法明理、调解沟通推进。年轻人以后还要再结婚开始新生活，采取强制措施，影响不好。

洛阳市宜阳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郏文慧在总结这类案件时说道：“化解不了的，拿时间换空间，先稳住情绪，慢慢等待心态转变。”很多时候，法官守的是法律边界，妇联、村干部、调解员守的是情绪和人际关系。大家一起往前走，就有可能把一场原本要走向撕扯的纠纷，留在调解书上。

“杂草为什么除不完？光除草没用，要种上庄稼，先进观念长起来了，旧习气自然就退了。”李娜这样评价基层婚俗的转变。法条能划边界、判决能托底，观念更新却要靠一次次调解、一场场宣讲、一个个具体的人慢慢松动。

在郏文慧看来，移风易俗是一场持久战，法得立，理得讲，情也得留。让人们看得长远一些，给往后的日子留一点空间，彩礼才会回归到“礼”的本位上。

之三：天价彩礼“身价不再”

半月谈记者 袁慧晶

彩礼，这一延续千年的婚嫁礼仪，在部分地区曾异化为沉重的经济负担，一度让不少家庭谈婚色变，甚至因婚致贫、因婚返贫。国内32个婚俗改革试验区的探索表明，彩礼“身价”正在回归理性，婚姻也正在回归本真。

从“劝不动”到“降下来”

“天价彩礼”曾是多地农村家庭的“心头刺”。“18.8万起步、28.8万免谈”的潜规则盛行，让许多适婚青年望婚却步。彼时，基层干部上门劝导，往往换来“彩礼是面子，少了丢人”的回应，“劝不动、管不住”成为治理的最大难题。

破局，始于制度的创新。江西贵溪市建立了“适龄青年、职业媒婆、婚宴酒店”三本动态台账，对职业媒婆进行登记备案，严厉打击哄抬彩礼等行为。同时，与辖区酒店签订《婚宴服务承诺书》，明确宴席规模与收费标准。

山西吕梁市统一制定移风易俗村规民约范本，倡导彩礼不超过10001元（寓意万里挑一）、礼金不超200元，划出礼金“红线”、待客“底线”；大同市灵丘县指导各村统一彩礼、宴席、随礼标准，并与星级文明户评选、项目扶持等挂钩，让村规民约真正长出“牙齿”。

在制度之外，还有服务的柔性引导。贵溪市依托“掌上贵溪”App，搭建数字化婚恋服务平台，动态登记适婚青年4万多名，实现政策宣传、婚介服务等功能一体化。江西抚州市妇联打造的“玉茗花”红娘驿站，成为破解“婚恋难”的重要阵地。驿站组建了84人的公益红娘队伍，为上千名单身青年建立婚恋档案，搭建诚信交友平台。“公益红娘不抽成、不哄抬，反而主动劝导双方量力而行。”驿站副站长李聪告诉记者，仅营上巷社区驿站就促成107对新人领证，且多为低彩礼或零彩礼。

治理成效直观体现在数据上。2026年初，贵溪市新婚对象彩礼平均金额降至6.84万元，较改革前下降近40%，最高金额控制在8.8万元以内；江西广昌县“零彩礼、低彩礼”红榜户达201户。曾经“劝不动”的顽固旧俗，如今已成“降下来”的新常态，简约温馨的婚礼渐成乡村新风尚。

越穷彩礼越高?

“双管齐下”破解深层困局

“天价彩礼”的背后，是盘根错节的经济社会根源。在部分传统农业县，曾普遍存在“补偿心理”：父母将彩礼视为养育女儿的“成本回收”，甚至作为儿子的“娶亲周转金”；部分农村家庭将彩礼当作“养老储蓄”，承载了超出婚嫁本身的经济功能；女性外流导致“娶妻难”，进一步推高了彩礼价格。

洛阳市宜阳县后庄村：在抑制高额彩礼方面，自治组织发挥了很大作用 张曦 摄

“高价彩礼问题在欠发达地区乡村更突出。”南昌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建生认为，要从根本上破解高价彩礼难题，必须加快推动乡村振兴，不断缩小城乡差距。

破解结构性困局，产业赋能是根本之策。贵溪市依托铜基新材料产业集群，开设“铜能匠”定向培训班，推行“送培训进企业”，2025年带动2万余名群众就近就业，其中女性占比超四成。当女性在家乡有了稳定收入与体面工作，不再需要通过彩礼寻求婚姻保障，“低彩礼”便有了经济底气。女工孔涵恩坦言：“自己能赚钱，就不用靠彩礼证明价值，更看重两人一起奋斗的未来。”产业兴旺，还有效减少了本地适婚女性外流，从根本上动摇了天价彩礼的生存根基。

打破观念枷锁，榜样示范比生硬说教更有效。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的官雪琴是全区首例“零彩礼”新娘，在乡间引发热议。2025年3月，安徽淮北市渠沟镇鲁楼村李楼东组，新郎鲁孟奇挽着新娘王荣荣的手走进婚姻殿堂。这对新人在村党总支副书记的见证下庄严宣誓：“我们承诺，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让爱情回归本真，爱情无需价签。”两家仅花费了1万元的“见面礼”。

江西广昌县全国文明家庭代表卢响亮夫妇，作为“好岳父母”典型，经常在讲评会上分享“不要彩礼要幸福”的故事，让“面子不如里子重要”的观念深入人心。

江西还创作了《彩礼风波》《零彩礼姐妹花》等接地气的小品、三句半等，在乡村广场巡回演出；余江区举办集体婚礼，让新人在简约仪式中感受婚姻的神圣。这些潜移默化的日常作为，让“低彩礼、零彩礼”从“少数人践行”变为“多数人认同”。

打破“藩篱”的跨省协同机制

随着人口流动加剧，跨省婚姻日益普遍，新的治理难题随之浮现：两地彩礼标准不一，单边治理往往“按下葫芦浮起瓢”。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跨省联动”，正是针对这一痛点，推动治理从“单兵作战”转向“协同攻坚”。

洛阳市宜阳县后庄村村规民约 张曦 摄

已有一些地区开始了探索。聊城地处冀鲁豫三省交界，当地强化统筹协调，探索开展联动共治，推动省际毗邻地区农村高额彩礼综合整治。“以前总听说跨省结婚彩礼难谈，两边标准不一样，很容易闹矛盾，没想到我们的婚事这么顺利!”山东省聊城市冠县东古城镇的范明义感慨道。在跨省公益红娘队牵线下，他与来自河北省馆陶县的王雯相识相恋。在两地政府移风易俗政策的积极引导下，女方家长主动表态，不索要高额彩礼、不要求购房及其他额外财物。

浙江丽水市安南乡与福建南平市岭腰乡启动“浙闽边移风易俗”行动，联合制定边界村规民约，对彩礼上限、宴请桌数、礼金金额作出细致规定，实现了移风易俗的同频共振。

“协同攻坚”的背后，体现的是尊重差异、分类施策的智慧。正如网友在半月谈社情民意中心联合北京民生智库共同策划的“结婚彩礼问卷调查”中所言——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不同民族和宗教背景的群体，其彩礼习俗的成因和表现各异。基层治理必须深入调研，避免“一个方子抓药”，要在顺应本地婚礼习俗的基础上，抓住“高额”这个不合理部分进行靶向治疗。

6年移风易俗，成效有目共睹。从“天价”压身到“零彩礼”为荣，从“单边治理”到“跨省联动”，这场关乎民生福祉的变革，不仅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文明动能，更让“婚姻始于爱，归于简”的理念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

之四：“奶茶会”里移风易俗

半月谈记者 关俏俏 丁 磊

“彩礼要少点，日子才能过得好点!”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县吉里于孜镇弓月社区的“伊犁人的奶茶会”上，红白理事会成员卡米努尔·艾莎江用通俗易懂的案例给村民们算“经济账”。从伊犁河谷的“奶茶会”到喀什的村晚舞台，从集体颁证到积分试点，新疆的彩礼治理正在从“硬约束”走向“软浸润”。

一场以中央政策为指引、立足民族民俗特色的彩礼改革，悄然改变着天山南北的乡风民情，让婚姻回归真情本质，让家庭卸下经济重担。

从“礼”到“利”的异化之痛

新疆地处祖国西北边陲，汉、维吾尔、哈萨克、回等多民族聚居，婚嫁习俗各具特色，不尽相同。曾经，牧区牧民以牛羊抵作彩礼，农区则多赠金银首饰。然而，随着城镇化推进与消费主义影响，彩礼逐渐从“礼”向“利”异化，成为许多家庭的沉重负担。

“你敢想吗？彩礼仅现金就要40万元。”在新疆经营婚庆用品的一位店主将自身经历发在网上，引发网友共鸣。店主介绍，店里的礼金盒最多能装30万元，一位顾客却要买能装40万元的盒子。“顾客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说省吃俭用攒钱，结果还要借钱才能凑够彩礼。”店主说，这在当地可算是天价了。

“伊犁人的奶茶会”现场

“准备彩礼加上拍婚纱照、订宴会厅，至少要准备10万元。”25岁的依力牙尔·尼扎买提说，对于南疆农村家庭，这个经济负担可不轻。在新疆部分地区，因彩礼纠纷引发的家庭矛盾时有发生，部分青年因无力承担高额彩礼而被迫推迟婚期。

除了现金、三金以外，还要买房、购车，“村里一套房、城里一套房”并不少见。2024年初，小张的父母向小林家支付了18万元彩礼，并赠送包括金项链、金手镯、金戒指在内的三金。婚后，夫妻二人频繁争吵，共同生活仅3个月便分居。小张称彩礼是向亲戚借来的，家庭经济压力较大。最终，在伊宁市人民法院“老法官调解室”调解下，小林同意返还12万元彩礼，分六期支付。

破立并举：一村一策为彩礼减负

治理高额彩礼，最忌“一刀切”。新疆伊宁县摒弃以往“千村一面”的笼统公约，严格按照“四议两公开”程序，一村一策、一族一策量身制定标准，让婚俗治理既有刚性约束，又不失人文温度。

“伊犁人的奶茶会”是伊宁独具特色的基层协商议事平台。它以各族群众喜爱的奶茶为媒，在农家院落、文化大院、田间地头搭建起茶话议事场景，党员干部、红白理事会成员与村民围坐一起，边煮奶茶、边拉家常。

移风易俗推进过程中，“奶茶会”成为彩礼减负的主阵地。各村社区定期召开主题奶茶会，共商共议婚嫁标准、彩礼限额、婚宴规范等事项。对不同民族习俗差异，大家坦诚交流、相互尊重，共同制定彩礼约束标准；细算高价彩礼“经济账、亲情账、长远账”；集体讨论婚礼流程简化方案，协商确定宴请规模、随礼上限等细则。

吉里于孜镇弓月社区的“奶茶会”上，一对维吾尔族、回族青年的婚事曾引发热议。男方家长按传统拟准备12万元彩礼，女方家庭也准备大办30桌宴席。红白理事会成员卡米努尔·艾莎江连续3次邀请两家人参加奶茶会，一边端上热奶茶拉近距离，一边细算小家庭的债务压力。双方家长随后达成共识：彩礼降至4万元，婚宴精简为12桌，婚礼时长从3天压缩至1天。“一碗奶茶暖了心，几句家常明了理。”新人热合曼·阿布都拉感慨道。

“伊犁人的奶茶会”现场

弓月社区通过“奶茶会”、入户走访等形式提前介入，将婚礼时长从三四天压缩至一天，既保留了民俗精髓，又省去铺张环节。“都是乡里乡亲，他们说的话我们信得过。”刚办完婚礼的村民李娟说，在理事会帮助下，她的婚礼节省了近10万元。

走进伊宁县萨地克于孜乡下萨地克于孜村，张贴在公示栏的移风易俗村规民约写着：倡导回族干礼不超8万元，哈萨克族彩礼不超5万元，维吾尔族彩礼控制在6万元左右……下萨地克于孜村结合回族婚嫁传统，明确“彩礼中干礼不超8万元、婚嫁全包费用不超15万元、宴请桌数不超20桌”。

新疆牧区富蕴县杜热镇的哈斯木·沙布尔，在儿子阿勒恒·哈斯木婚期敲定后，打算大办婚礼。95后阿勒恒·哈斯木和父亲观念不同。他说服家人不搞高价彩礼、不摆排场宴席。婚事简办后不仅被评上“新风示范户”，省下的钱还用在了搞种植养殖上。

文明新风浸润天山南北

2025年以来，新疆在9个县市就高额彩礼、大操大办等农村移风易俗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整治试点。如今，全区已在3710个村、617个社区设立“新风礼堂”。经过整治，彩礼均价下降约40%，群众随礼负担减轻30%，节约婚庆费用3000余万元。

新疆巩留县出台婚丧喜庆事宜操办倡导性“十条”标准，明确彩礼上限不超6万元、随礼不超300元、婚宴时长不超过1天；阿克苏市阿依库勒镇推行积分制管理，将遵守村规民约、简办婚丧嫁娶等行为量化积分，村民可凭积分在“爱心超市”兑换生活用品；乌什县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统筹基层宣讲队伍和文艺宣传载体，通过正反典型案例对比，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婚事新办带来的实惠与便利。

从“硬杠杠”到“软引导”，从基层自治到法治保障，新疆以尊重民族习俗为前提、以减轻群众负担为目标，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彩礼治理之路。

“现在村里比的不是彩礼多少，而是谁家风好、谁更文明。”伊宁县曲鲁海乡皮芽子村妇联主任热孜万说，公示栏上白纸黑字的村规民约、村民家中拉家常式的宣传、村晚舞台上的文艺小品，正在一点一点地改变着人们对婚姻的理解。

因儿子婚礼简办，哈斯木·沙布尔如释重负：“脸上的光彩一点没少，日子反而过得更舒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