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要对“天价彩礼”进行治理。此后连续多年，这一议题始终被纳入中央农村工作的视野。它已经从家庭私事，演变成关系国家治理、乡村振兴、社会稳定的公共议题。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调研团队在全国各地的调研数据显示，农村彩礼的平均数额已从2000年前后的1万至2万元，飙升至2021年的14万元左右。彩礼还不是“婚姻标配”的全部，再将在县城购房、购车、婚宴、三金、各类礼金等加总，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为儿子娶媳妇的实际支出，普遍在60万至100万元。2024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3119元，一个农村家庭要不吃不喝工作26到43年，才能攒够给一个儿子结婚的钱。

“结婚穷三代”，高额彩礼引发了连锁反应，老人被后代婚姻负担捆绑，年轻人的生育意愿被成本抑制。高额彩礼已非单纯的民俗问题、道德问题，而是涉及人口结构、城镇化路径、家庭伦理、基层治理的系统性社会问题。

彩礼的前世今生：

从“六礼”之仪到“天价”之殇

彩礼，古称“纳征”，是《礼记》所载婚姻“六礼”中的第四礼。在传统社会，它的核心功能是“成妻”，通过送聘礼的仪式，宣告婚约正式确立。此时的彩礼，重“礼”轻“财”，聘礼多为布帛、雁、鹿等象征性物品，寓意吉祥。它的数额受到宗族规范、社区舆论的严格约束，谁家索要过多，会被视为“卖女儿”而遭唾弃。

这一状况在漫长的传统社会中大体保持稳定，即便到了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农村彩礼依然处于可控范围。在河南驻马店的回溯调查显示，2000年左右当地彩礼不过数千元，2008年前后也仅在1.8万元左右。

2024年9月22日，在宁夏银川市，新人在“家国同庆  见证幸福”2024年全国万人集体婚礼宁夏分会场参加婚礼仪式。

转折点出现在2010年前后。随着80后、90后进入婚龄，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开始引起关注。在河南、江西、山东等省份一些传统婚俗浓厚且性别比失衡严重的地区，彩礼率先“起飞”。至2015年前后，这些地区的彩礼普遍突破10万元。

2015年以后，情况发生了质变。高额彩礼不再局限于特定区域，开始向全国农村蔓延。即便在湖北、四川、湖南等传统低彩礼地区，也开始普遍重视彩礼，数额快速上涨。

更值得注意的是，索要彩礼越来越成为城乡通行的“新民俗”。彩礼从一个地方性、仪式性的文化符号，异化为一个全民性的经济负担。

彩礼的异化，本质上是“礼”的退场和“财”的登台。在传统社会，彩礼是“礼仪”的一部分，它的意义在于“象征”而非“交换”。而在今天，彩礼成了女性在婚姻市场中的“定价”，婚姻的缔结变成了一场赤裸裸的经济谈判。这不仅是民俗的改变，更是值得警惕的社会关系不良变迁。

高额彩礼是如何产生的

高额彩礼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多重社会结构性力量在特定历史时期交汇作用的产物。适婚人群男多女少是高额彩礼最基础、最根本的驱动力。尤其在农村地区，女性成为“婚姻市场”中的稀缺资源，掌握了绝对的话语权和定价权。曾有一位河南农村的婆婆说：“花那么大价钱娶进来的，可不得供着媳妇，要是跑了，哪来的钱娶第二个!”这句话里既有无奈，也折射出高额彩礼扭曲了家庭成员关系。

我们的调查还发现，农民进城买房比例越高的地区，彩礼价格也越高。为什么城镇化会导致彩礼飙升?核心逻辑在于城镇化推高了新生家庭建立的门槛，“在城里有房”成了婚姻的刚性条件。即便男方掏空家底在县城买了房，女方还会在婚前通过索要高额彩礼，将未来的生活成本与风险一次性“转嫁”给男方家庭。

一位江西鹰潭的受访者说，2021年他出价28.8万元彩礼娶媳妇，结果被另一个出价38.8万元的“截胡”了。这就是一些地方婚姻市场竞争的残酷写照。

除了客观的结构性因素，社会心理也在推波助澜。第一是“面子”竞争。彩礼内卷，被推向新高。第二是风险防御。对女方来说，高额彩礼既是约束男方不敢轻易提离婚的“保证金”，也是万一婚姻破裂后“青春损失”的补偿。这种心理借助互联网传播，正在影响越来越多的女性。

高额彩礼绝非单纯的民俗变迁，它正在对家庭这一农村社会的基本细胞产生深刻的、破坏性的影响。

警惕婚姻向“包办”倒退

当代的农村婚姻，已实现了从“父母之命”到“自由恋爱”的巨大进步。然而，高额彩礼的介入使得婚姻的决定权再次从青年个体手中滑落。许多年轻人相亲、订婚、结婚的全过程，都处于父母的掌控之下，个人意愿被压制。一名中原农村女青年说：“每次都是父母先去打听对方家庭条件，觉得合适了才让我去见。”

表面上看高额彩礼似乎抬高了女性的“身价”，实际上其基础是女性在“婚姻市场”中的“稀缺性”，而非其独立人格和能力被认可。女性被异化为一种可以用价格标定的“商品”，其价值与彩礼数额直接挂钩。这是一种典型的物化。

高额彩礼问题盘根错节，治理绝非一日之功，更不是出台一个“限价令”就能解决。它需要一场从观念到制度、从家庭到社会的系统性变革。当前，彩礼之所以被越推越高，一个重要原因是在道德和文化层面缺乏强有力的否定性评价。许多人虽然嘴上抱怨彩礼高，但轮到自家女儿时又觉得“不能比别人低”。这种矛盾心态，说明需要国家层面的价值引领。

3月24日，安徽亳州，在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古井镇药王村，新人们在参加复古集体婚礼。

治理重心要从“限制高彩礼”转向“弘扬新婚俗”。要整合宣传资源，创新传播方式。持续、深入地批判“彩礼等于身价”“彩礼是必需保障”等错误观念。同时，树立先进典型。通过榜样示范和集体婚礼等创新形式，让婚俗新风尚成为新的“面子”。特别是重点针对年轻群体，采取新媒体宣传、校园教育、社区活动等多种方式，让年轻人从内心认同并践行健康婚恋观。

治理高额彩礼，还要重视城镇化带来的生活压力，降低农民进城安居的成本。

——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多本地稳定就业机会。只有让年轻家庭能在城镇“安居”且“乐业”，才能从根本上降低其对“婚前一次性积累”的过度依赖。

——大力发展乡镇寄宿制学校和普惠托育服务。这可以减轻年轻家庭的教育和育儿负担，解放女性劳动力，缓解“男工女陪”模式带来的家庭分离与经济压力。

——审慎反思过度依赖“县城城镇化”的模式。让有能力进城的进城，没能力进城的在农村完成劳动力再生产。

增强治理措施的约束力与震慑力

村规民约的约束作用仍待发挥。在县域和村社层面，要推动将抵制高额彩礼写入村规民约，并通过红白理事会等组织进行监督执行。比如，安徽淮北濉溪县的“大总+”模式，引导党员、能人担任“大总”，组织村民修订村规民约。当然，也要认识到，当前通婚范围已超越村庄甚至跨越县市，单靠一村的村规民约难以奏效。因此，需要在更大范围内推动协同治理。

强化法治手段必不可少。通过公布典型案例、以案说法等方式，明确高额彩礼可能涉及的法律风险。要让“收受高额彩礼涉嫌违法”入脑入心，改变“法不责众”的民间认知。打击职业媒婆、婚介机构哄抬彩礼、从中牟利的行为，切断灰色利益链。

高额彩礼问题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国社会快速转型期的阵痛。它折射出人口结构失衡的长期后果、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家庭承受的沉重代价，以及传统伦理在现代社会中的艰难调适。我们应当认识到：治理高额彩礼，绝非简单移风易俗，而是一项涉及人口发展战略、城镇化路径选择、社会文化重构和基层治理能力提升的系统性工程。

我们必须清楚：高额彩礼是“婚姻买卖”的变种，必须旗帜鲜明地予以否定。治理高额彩礼需要“组合拳”，需要顶层设计、观念引领、制度约束、经济赋能、法治保障多管齐下。只要认识到位、方法得当、协同发力，一定能够有效遏制这股不良风气，抵制拜金主义的腐蚀，让婚姻回归情感的本质，让家庭成为温暖的港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