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8年来，我国已快速成长为消费大国。尤其是近几年，我国在绿色消费、数字消费、智能消费等方面已走在世界前列。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做强消费，将赋能中国经济未来发展。

“中国制造”与“中国消费”，是中国大市场的两大基本要素。2024年，“中国制造”占全球比重达到28%，已成为我国发展的突出优势；2024年，中国的最终消费规模占全球比重为12.98%。初步估算，如果我国最终消费的全球占比达到或接近制造业增加值的全球占比，将新增不少于10万亿美元的消费市场。

当下，我国“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正在形成中，拉动消费已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

一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取得重要突破。未来5-10年，我国仍处于经济转型升级进程中。一方面，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催生新供给不断涌现；另一方面，城乡居民消费升级蕴藏规模巨大的新需求。例如，我国城乡居民服务型消费占比至少还有15-20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到2030年，若居民服务型消费占比提升至50%以上，初步估算将形成13万亿元左右的新增消费市场，并推动居民消费率提升4个百分点左右。

二是，实现“投资于人”的重要突破。初步估算，到2035年，全面“投资于人”预计需要80万亿-100万亿元。若将10%-15%的国有资产“投资于人”，将成为公共服务投资的重要战略支撑。同时，以“两个倍增”为重点进一步优化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争取到2030年，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目前的50%左右提升到55%以上。

三是，推动结构性改革取得重要突破。现实地看，推进消费升级，需要破解消费与投资、城市化与工业化、政府与市场等结构性矛盾。例如，城市化是实现消费拉动、消费升级的根本之策。2024年，我国城市消费占消费总额的86%；其中，上海等五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消费额约占全国的1/8。未来，可加快推进以人为本的城市化进程，充分发挥中心城市在释放消费潜力、引领消费升级中的重要作用。

在从消费大国走向消费强国的过程中，需要以高水平开放破解服务消费与服务供给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我国经济运行目前整体呈现“供强需弱”的特点，但在服务型消费领域，特别是中高端医疗、教育、养老、交通等领域“有需求、缺供给”的特点比较突出。为此，要在服务业市场开放中更好发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的重要作用。例如，扩大服务业市场开放，打破服务业行政垄断，并在深化数据、资金、土地等要素市场化改革中实现数字技术与服务型消费的更好融合。

同时，需要推动服务领域的制度型开放。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相当一部分体现在具有国际水准的产品与服务领域，尤其是服务型消费方面。客观看，服务型消费对制度型开放的需求明显高于商品消费。2024年，我国主要消费品与国际标准一致性程度达到97%，但在服务消费领域的标准对接上仍有较大空间。可在医疗健康、养老服务、教育文化等国内居民需求升级领域，更多采用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推动国内服务业转型；大幅缩小海南自由贸易港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实现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贸易一体化，打造服务贸易新高地；以制度型开放倒逼服务消费市场监管变革等。

此外，还需有序扩大服务领域的单边开放。我国扩大单边开放正在逐步由商品领域向服务领域拓展。到2035年，我国服务贸易总额有望达到2.7万亿美元，服务贸易占外贸比重有望达到20%以上，接近全球平均水平；其中，服务进口额将达到1.2万亿—1.5万亿美元。主动扩大服务进口，不仅将对我国消费升级产生重要影响，也将促进我国外贸平衡。

实现从消费大国走向消费强国的重要突破，不仅将推动我国内需主导、消费拉动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而且将深刻影响中长期的全球经贸格局。进而言之，这不仅将重塑全球分工协作模式，也将助力提升我国在全球经贸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作者：迟福林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海南自由贸易港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