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柴达木盆地西北边缘的青海茫崖市冷湖镇，连续举办多届“冷湖科幻文学奖”，让这片土地成为科幻创作的新高地。图为“冷湖实验室”中的科普装置。新华社发

小朋友在河北石家庄书城儿童区阅读。新华社发

湖北武汉市，小朋友在硬科幻行星科学体验展上参观。新华社发

【记者观察】　

编者按：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本期，我们来关注一个越来越受欢迎的阅读对象——科幻文学。

中国科普研究所日前发布的《2026中国科幻产业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科幻阅读产业总营收51.9亿元，继续保持稳步增长，其中科幻网络文学增速更是高达113.5%。

但繁荣的背后，不乏隐忧——虽然我们有《三体》这样的“破圈”之作，但对于规模和品位都在不断提升的读者群体而言，科幻文学精品仍不够。

中国科幻文学如何创造更多“破圈”之作？请跟随记者的采访，寻找答案。

1261亿元，同比增长15.7%，连续三年突破千亿元大关——这是2025年中国科幻产业交出的成绩单。中国科幻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规模扩张，科幻文学对科幻产业的贡献也越来越大。

然而，当我们将目光从不断增长的数据收回，却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当谈论中国科幻文学时，大多数人能脱口而出的名字，依然还是刘慈欣，依然还是《三体》。

一座高峰耸立多年，群山却迟迟未能连绵。人们不禁要问：《三体》之后，中国科幻文学为何再未诞生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破圈”之作？距离下一部“破圈”的中国科幻文学作品，还有多久？

“头部效应突出，中坚力量相对薄弱。”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王春法指出，中国科幻产业面临结构性隐忧，产业规模的快速增长与原创超级IP的梯队建设之间，仍横亘着一道不易察觉的断裂带。

从边缘到中心：科幻成为大众文化的“新基建”

机械臂缓缓伸展，4米高的汽车机甲在观众注视中，完成从汽车到人形的变换……春光里的北京首钢园，巨大的变形机甲亮相2026中国科幻大会开幕式现场，引起惊叹声一片。在这个科幻迷和科幻工作者聚焦的盛会里，更大的惊叹，来自中国科幻的发展。

“中国科幻的十年嬗变有目共睹。”王春法回忆，十年前，中国科幻还主要停留在文学创作与爱好者文化的狭小圈层，社会认知尚未充分展开，产业结构也未真正形成，“而如今，科幻已从边缘亚文化走向大众文化中间，成为全社会共同仰望星空、思考未来的精神纽带”。

“创作者队伍中既有具备深厚理工科背景的科普创作者，也有能赋予科技以人文温度的文学作家，两股力量的融合极大丰富了科幻的思想内涵。”王春法分析，中国科幻已从边缘亚文化走向大众文化的中心地带，社会公众对科幻的接受度与包容度空前提升。

“从创作规模看，中国科幻文学的供给量已十分庞大。”南方科技大学教授、中国科幻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吴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用翔实的数据勾勒出这一变迁轨迹：最高峰时，我国每年发布科幻新书1000多部，“相当于每天涌现3本新书”。

吴岩说，即便在出版整体压缩的背景下，去年仍有500多部科幻新书问世，“更令人瞩目的是网络文学的井喷，仅在2024年，网络新增科幻作品就达18万部”。

研究报告显示，在2025年的科幻数字阅读中，刘慈欣的作品与《海底两万里》等经典作品持续占据主导；在纸质阅读中，《三体》等经典IP仍发挥主要带动作用；最近五年间，海外主流媒体报道的核心话语体系仍围绕以刘慈欣、王晋康为代表的作家群体，以及他们的《三体》《流浪地球》《崩坏：星穹铁道》等代表作展开。

值得欣慰的是，“刘慈欣”“三体”等专有名词已以音译或直译方式进入国际科幻话语体系，这标志着中国视角的科幻想象在跨文化交流中逐步获得独立话语权。多位与会专家表示，这恰恰也说明，新的、能够承担同等文化输出功能的作品与作家，尚未真正崛起。

繁荣之下：读者变迁与创作滞后的深层矛盾

《三体》之后为何再无“《三体》”？答案隐藏在中国科幻产业“由大转强”的结构性矛盾之中。吴岩从读者变迁的角度揭示了更深层的矛盾。

“这几年，我们研究供给端太多了，但消费端到底怎么样？到底有多少人在读、读什么？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够。”吴岩分析，科幻作品未能充分适应新时代——读者群体的知识结构、阅读习惯和审美趣味都已发生深刻变化，而科幻文学的叙事方式和内容供给尚未完成相应的迭代。

他以2025年的畅销书数据为例进行剖析：在去年最卖座的10部科幻图书中，4部是刘慈欣的作品，《三体》三部曲最早的版本累计销量已接近900万册，每年仍能稳定销售50万到60万册。除此之外，还有4部改编自网络小说的作品上榜。“这4部作品的内容都是科幻加上中国传统文化，并试图给予科学解释，将其纳入科幻体系。”吴岩分析指出，总体来看，销量超过10万册的科幻新书凤毛麟角。

“读者既喜欢刘慈欣那样把前沿科技综合在其中的作品，又喜欢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幻故事，对国外的经典也有持续的兴趣。”吴岩认为，“我们需要细功夫描绘出科幻读者的画像，把谁在看、看什么、喜欢什么主题弄清楚，我觉得这有利于破局。”

王春法则从产业宏观层面概括了三大挑战：其一，“大而不强”，缺乏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顶级原创IP。尽管产业已迈入千亿级发展阶段，但具备持续引领能力的超级IP仍显不足，呈现出“头部突出、中坚薄弱”的断层格局。其二，“科”与“幻”疏离，部分科幻创作的科技密度与信度不足，未能精准传递科学知识、科学精神与科学逻辑，科幻与科普协同发展的路径仍有待打通。其三，理论滞后，产业研究体系仍主要沿袭文学研究逻辑，尚未完成向产业经济研究逻辑的转型，内容供给能力、产业协同能力和理论支撑能力存在明显落差。“如果不能在理论层面形成更加清晰的产业认知框架，就难以在实践层面突破‘大而不强’的瓶颈。”王春法分析。

“中国人从来不缺乏‘幻’的自觉与能力，但科幻是基于科学的幻想，是近现代的事情，不能把神话传说都当作科幻。”王春法特别强调了一个容易被混淆的概念。

下一站：从产业共振到未来文学

面对上述瓶颈，业内专家并未停留在问题诊断层面，而是给出一系列建设性方案。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熊澄宇提出“夯基、立柱、架桥”三策：所谓夯基，是通过开源协同融入全球技术生态；立柱，是构建数据驱动的IP工业化中台，打造核心知识体系；架桥，则是通过全球共创平台争夺叙事定义权，建构从“产品出海”到“规则出海”的跃迁路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创意与可持续发展中心咨询委员会主席汉斯·道维勒说，过去科幻主要被视为一种娱乐类型，因此未被列入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的独立类别，现在有必要明确数字技术在维护文化多样性方面的作用。“科幻小说通过想象人类应对环境挑战的未来图景培育人才、推进想象极限，而中国在这方面完全有能力取得领先地位。”

“科幻文学发展到今天，其形式已远远跟不上时代。”吴岩则将思考推向了更远。他分析，历史上最繁荣的文学现象之一，出现在19世纪，因为那个时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造就了狄更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作家。“今天，又是一个新的时代——这是‘未来已来’的时代，甚至‘未来昨天晚上就已经来了’。”

吴岩进一步解释：“现实与未来的高速穿插，尤其是人工智能时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激烈矛盾，要求文学做出根本性变革。”

为此，他建议创造一种“未来文学”——它不一定是传统意义上的科幻，但能深刻反映这个时代的变化。

吴岩本人也在这方面做出尝试。据悉，他的团队创作的话剧《云身》探讨了当人工智能的道德水准超越人类时，我们该如何自处；话剧《量子幽灵》则通过量子科技直面人口与环境压力下，思维上传与数据化生存的伦理困境。吴岩说，这些作品受到意料之外的关注，“说明大家都重视这件事了”。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我们拥有令世界惊艳的技术转化能力，拥有将想象力锻造成金属关节的工程实力，但真正驱动变形机甲的心脏——那颗能够持续输出原创能量、链接科学与人文、抵达不同文化心灵深处的叙事内核，仍需要更长时间的锻造。

千亿产业只是科幻发展的序章。当科幻文学真正完成从“一部作品”到“一种生态”的跨越，当创作者敢于发明新的“未来文学”以回应这个“未来已来”的时代，下一个“破圈”之作，或许就会在这片日益肥沃的土壤中破土而出。

项目团队：本报记者 王美莹、陈海波、詹媛 本报通讯员 王舒禾、韦小可、王悦翔

学术支持：中国科普研究所、中国科普作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