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日本加快情报体系改革步伐，自卫队和政府层面都在整合并新组建专门的情报力量。此举被普遍视为战后日本安全体制的一次关键重构，其未来走向与地缘影响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突出“信息作战”权重

整合情报力量、强化信息作战能力，成为日本自卫队此轮调整的重点。

3月25日，日本海上自卫队新组建的“情报作战集团”在日本防卫省举行成立仪式。该集团约3200人，由海上自卫队下辖的承担情报、网络、通信及海洋观测任务的4支部队整合而成。海上幕僚长（参谋长）斋藤聪表示，此举旨在统一指挥原本分散的相关部队，强化对网络、太空、电磁及认知领域多源信息的处理能力，作为海上自卫队C4ISR系统的核心，支撑快速决策，并深化与美军信息部队的协同。

3月29日，日本陆上自卫队正式成立“情报作战队”，并在东京朝霞驻地举行授旗仪式。陆上幕僚长荒井正芳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支编制约80人的新部队直接隶属陆上总队，整合此前分散在各部队的信息分析、舆论监测与情报搜集职能，专职负责信息作战、网络攻防与电子对抗。

评论认为，上述调整表面是强化情报能力，实则标志着自卫队开始着手建立统一的信息作战力量与指挥体系，更释放出清晰信号：日本防务战略乃至安全保障战略的重心，正从传统的物理空间持续向信息空间延伸。日本防卫省曾多次声称，信息作战是现代战争中“不流血的主战场”，它不是单纯的情报保障或被动的虚假信息应对，而是通过主动信息操控，影响社会心理、政治决策乃至系统性博弈。

日本自卫队上述认识及转型动态，与近年来北约各国强调的“混合战争”概念一致，其所针对的并非传统武装冲突，而是包括舆论引导、叙事塑造、信息解释等在内的“灰色地带”竞争。这是日本政府近年来安全观念持续转向进攻性的鲜明体现，预示着日本的安保及防务战略将不断从“自然边界攻防”向“塑造认知环境”延伸，更加注重遮蔽美化其历史罪行，淡化、推卸乃至否定战争责任，在思想意识领域适配和服务于“再军事化”进程。

扩编升格太空力量

3月23日，日本航空自卫队所属“宇宙作战群”（2022年3月成立）正式升级并扩编为“宇宙作战团”，规模从约310人增至约670人，并计划在2026财年内进一步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人员增至约880人。按照防卫省规划，航空自卫队拟于2026财年底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声称，此项扩编将提升自卫队在太空领域的情报、监视与侦察能力。

日本太空军事力量从仅有20人的“宇宙作战队”起步，仅用6年时间，就从一个辅助性的监测单位即将变为拥有独立指挥权限的作战集团。评论认为，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和规模升级，而是战略维度的跃升。“宇宙作战集团”预计将担负太空监视、数据分析、电子干扰乃至反卫星等任务，围绕太空导航系统和通信链路展开制信息权争夺。换言之，日本正在构建“空天一体”的作战体系，其侦察的“掩饰外衣”越来越稀薄，对抗的内核愈发暴露。

随着日本太空军事力量编制到位并完成向“常态化战斗值班”转型，日本将加速采购高性能深空探测雷达和部署小型低轨卫星群，为远程精确打击力量提供实时天基情报支持，并可能展示针对太空目标的软杀伤能力。未来，日本将充当美军在亚太的“太空哨兵”，其太空监视数据可实时接入美军作战体系，推动美日军事同盟加速向太空领域延伸。

打造国家情报中枢

3月13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关于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负责具体事务的“国家情报局”的法案，计划最快在今年7月设立上述机构。4月10日，日本众议院内阁委员会开始同步推进两项议程：启动审议设立“国家情报会议”的法案，将出台“国家情报战略”。

“国家情报会议”将由日本首相担任负责人，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11名内阁官员，负责审议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与间谍相关的海外情报活动。该机构若如期成立，预计将在今年内发布日本首个“国家情报战略”，作为日本中长期情报政策的基本方针，以制度化方式规范情报收集、分析与运用流程。

日本“国家情报局”作为“国家情报会议”的事务性机构，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来，并从现有情报机构调派人员充实实力。原内阁情报调查室负责人“内阁情报官”将升格为政务官级别的“国家情报局长”，对首相及内阁官房长官负责，可直接向首相汇报。该局将通过卫星影像分析、大数据筛选等手段开展情报活动，同时被赋予“综合协调权”，可汇集各职能部门的情报并进行整体分析。据报道，该局将成为日本未来情报收集与分析活动的指挥中枢，地位与2014年成立、直接隶属“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国家安全保障局”相当，被称为日本版“中央情报局”。

重蹈覆辙值得警惕

日本本轮情报机构调整，是强化情报能力的系统性转型，标志着日本正式开启情报体系的全面升级。这是日本架空“和平宪法”、推进新型军国主义、对外政策持续转向的配套动作和节点性制度布局。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蓄意挣脱“战后体制”束缚。在2022年底出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日本将“指挥控制与情报能力”列为国家防卫战略重点发展的七大能力之一，并提出构建“无缝衔接的情报收集体制”，更加凸显对抗性与进攻性。

此次自卫队情报机构改组，呈现出“适应体系联动、空间立体拓展、博弈形态升级”等特点，意在为自卫队发展所谓“反击能力”，进而主动介入区域热点问题提供全方位情报支撑。新设中枢情报机构和制定“国家情报战略”，则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对内便于首相掌控各项事务，对外注重强化情报监控以支撑军事行动。日本全面对标美国情报体系，意在深度对接和融入美国全球情报体系，借势美日同盟延伸军事触角。

从近现代历史维度看，日本情报能力的发展进程始终与军国主义扩张深度绑定。日本情报权力高度集中和机构权限大幅扩容，已引发其国内舆论对于社会监控泛化、侵犯民众人权的深切担忧。日本《东京新闻》等媒体称，政府当前的一系列举措令人回想起二战战前和战争时期——当时日本情报与治安机关凭借自身权力压制言论与思想自由，裹挟民众走向战争，最终将日本带向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