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江贡水相拥，文脉千年流淌。

赣州，古称虔州。这座位于赣江源头、扼守闽粤湘赣四省通衢的千年古城，枕南岭、依武夷，两江环抱、群山拱卫，自古便是“天南重镇”“闽粤咽喉”。

北宋年间，赣州迎来文化鼎盛期，城建格局臻于完善，福寿沟地下排水系统巧夺天工，历经千年依旧润泽城池，成为中国古代城市建设的不朽典范。周敦颐在此开理学之先河，王阳明在此播撒“知行合一”的智慧，苏轼、辛弃疾登临郁孤台写下千古绝唱。

近代以来，这片红土书写下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诗，中央苏区的核心区域在此奠基，红色旧址星罗棋布，铸就了永不磨灭的红色基因。

从客家围屋耕读传家育人，到宋代书院讲学教化乡民；从革命旧址以书启智铸魂，到如今城乡遍开阅读之花，读书明理、向学向善……这座城市，崇文重教的基因从未断流，读书诵文的传统绵延至今。

今天，这座被誉为“客家摇篮、江南宋城、阳明圣地、红色故都”的城市正试图回答一个深刻的问题：如何让奔涌千年的文脉，汇入全民阅读的时代大潮，让书香真正成为城市最温暖的底色？赣州给出的答案，藏在书院的晨读声里，藏在围屋的灯火中，藏在红色旧址的书页间，更藏在每个赣州人捧书阅读的身影里。

书院重开卷

北宋嘉祐八年（1063年）五月，于都罗田岩古寺。一位46岁的地方官，将自己新写成的一篇短文交给当地知县沈希颜。文章仅119字，却字字珠玑。沈希颜读罢，被文中“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士君子品格深深触动，当即决定：刻之崖壁，以垂永久。

这位地方官名叫周敦颐，时任虔州（今赣州）通判。这篇短文，便是后来成为理学开山之作、入选中学语文课本的《爱莲说》。

周敦颐在赣州首作《太极图说》，开坛讲学，程颢、程颐曾前来问学。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后来也专程到罗田岩，追寻周子遗风。

这篇刻在石头上的短文，与书院里的讲学身影，为赣州埋下了崇文重教的种子。

五百年后，这粒种子被另一位思想巨匠唤醒。

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45岁的王阳明从南昌出发，溯赣江往赣州赴任，“巡抚南赣汀韶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彼时南赣地区匪患严重，民不聊生。王阳明到任后，以雷霆手段平定横水、桶冈等地的“山中贼”，随后奏请朝廷设立崇义县。战后，他在崇义思顺乡的绝壁上勒石记功，留下了著名的茶寮碑。

平乱之后，王阳明看到了更深层的问题，“民风不善，由于教化未明”。于是，他设新县、办社学、颁布乡约、移风易俗……推行《南赣乡约》，规范乡民行为，弃恶扬善，恢复社会秩序。另一方面，他完成了“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著名论断，在通天岩系统阐述“致良知”学说。其间，他的弟子薛侃于赣州刻下《传习录》，成为其学术成熟的重要标志。

“崇义被认为是王阳明‘立德、立功、立言’体现最为完整的地方。”崇义县博物馆馆长杨清云说。

如今，在崇义，王阳明“破心中贼”的实践，以另一种方式延续。

每周二晚上7点半，崇义阳明古街的清心书院灯火通明。30多人陆续到来，有机关干部、学校教师、企业职员，也有外地学者。他们围坐一桌，摊开手中的《传习录》，或凝神静听，或低头记录，不时就书中的观点展开热烈讨论。

这是崇义县阳明文化促进会组织的《传习录》读书会现场。当天的领读人是崇义县思源实验学校教师肖鑫鑫。“曰仁云：心犹镜也，圣人心如明镜，常人心如昏镜。近世‘格物’之说，如以镜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镜尚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镜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后亦未尝废照。”翻开《传习录》第十七节，她逐字逐句解读，结合自身生活实例阐释“心即理”“致良知”的内涵，引导大家思考如何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格物致知”，拂去“心镜”上的尘埃。

企业主吴世诚第一个分享读书心得：“经营企业压力大，容易焦虑。读‘心即理’‘心外无物’，才明白很多烦恼源于内心。若能先‘正心’，很多问题便能迎刃而解。”尽管工作繁忙，他依旧会抽时间参与活动。这几年，企业遇到转型困难，他选择从传统文化寻求解题之法。

来自深圳的汝瓷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陶一来赣州访友，是第一次参与阳明文化相关的读书会，感慨颇深：“王阳明的功业在这里留下了很多痕迹。这些物质文化遗产，加上王阳明的精神文化遗产，两者结合催生出了适应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文化认知。只要持之以恒，假以时日，影响的人会越来越多。”

“我们不仅要研究阳明文化，更要让它‘活’在当下。”崇义县阳明文化促进会会长黄芳锦说，促进会经常组织阳明文化推广活动，走进乡村、社区、学校，开展亲子共读，让家长和孩子一起，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教育智慧。

在崇义县文昌社区，“知行家”社区公共服务空间已成为周边居民最爱去的地方。这里原是社区闲置场所，2023年由政府投资改造，在全县20个“知行家”示范点中，文昌社区是标杆。

走进“知行家”的阳明文化区，墙上悬挂着王阳明画像和“知行合一”“致良知”等经典语录和社区群众书法作品。书架沿墙而立，陈列着《王阳明在赣州》《传习录》等著作。图文并茂的展板和电子屏上滚动播放的纪录片，生动再现了王阳明在崇义的历史足迹。

“‘知行家’就像一个温暖的文化驿站，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阅读的乐趣，感受阳明文化的魅力。”崇义县文昌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罗中月介绍，“这里的图书主要由文化馆调配，还有自主采购和单位捐赠，支持现场阅读或外借登记，居民自主归还。”

她指着墙上的活动安排表说：“王阳明讲求‘知行合一’，我们设有‘每日一知、每日一行’计划表，从身边小事做起，邀请社区居民一同完成。未来，我们计划进一步完善‘知行家’功能，开展更多形式的文化活动，让它真正成为居民共建共享的精神家园。”

“宋明理学的创始人周敦颐在这里首创《太极图说》、兴办书院，王阳明在这里讲学，历史上著名的哲学家，不少在赣州留下足迹。直到今天这条文脉从未断绝，这是赣州文化的独特之处。”赣州师范大学教授周建华分析。如何接续传统，让千年文脉成为今天普通人可触、可感、可参与的精神生活，则是摆在当代赣州人面前的时代课题。

客家耕读传

“耕读传家”，走进赣州大大小小的村落，在客家民居的门楣、楹联上，总能看到这样的字句。作为客家摇篮，赣州是中原汉民南迁的重要聚居地，客家先民历经千里迁徙，深知知识、教化的重要，即便身处山野，也从未放弃对读书的渴望。

客家先民大多聚族而居，宗族观念浓厚，兴学助教是宗族的头等大事。在过去，客家村落里，族中长辈会集资兴办私塾、设立学田，哪怕家境贫寒的子弟，也能获得读书的机会。

赣州学者王石水研究客家文化30余年，对此深有体会：“崇文重教是客家人的传统，家里再困难，也要集中力量让一两个孩子读书。对知识的渴求，刻在客家人的灵魂深处。”

客家人对知识的崇敬，超越了血缘亲疏，也突破了地理距离。王石水观察到一个现象，每年都有湖南、福建甚至四川等地的客家人来到赣州，除了祭祖，也祭拜当地有名的读书人。“只要你有知识、有文化，就值得尊重、值得学习。”

在宁都县东龙村，这种对知识的尊崇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这座被誉为“江南第一宗祠村”的古村落，历史上曾富甲一方，以“百座祠堂、百口池塘、百间大屋”闻名。耕读传家在这里形成了制度，几乎每间大屋都设有私塾；族中设立“学田”“学产”，将田租专门奖励给学有所成的子弟。

在村中祠堂办学，是客家人的传统。东龙村党支部书记李方华就在祠堂里读完了幼儿园和小学，“最多时有20多位老师”，如今这座祠堂成了东龙村村史馆的所在地。“以前考上秀才、举人、进士，都有相应奖励，包括银两、田地。”李方华说，至今村里仍保留着这一传统，由村集体出钱对考生给予奖励。

“在客家人的传统中，崇文重教、好学上进是很重要的一条。”宁都县原史志办主任邱新民说，“东龙村每房每支都办有私塾，客家人自发把钱捐出来供孩子们读书，清代记载东龙村学田最多时有3000石。”

独特的激励机制催生了科举盛况。“宁都县城曾经设有考院，宋到清，宁都的进士，以家谱记是135位，官方记载有档案可查的是125位。”邱新民说。

村里至今还保留着农历七月学子祭祖诵经的传统。“每年农历七月，村里的生员、童生都要在这里念诵经文，这叫‘诵经会’。”李方华回忆，“小时候能来诵经的都是村里读书拔尖的。现在外出就业的人多了，许多在外地生活的家庭也要带孩子回来参加。”

李方华从祠堂樟木书架上取下手抄的《玉皇经》。翻阅可知，其中“圣云，我欲仁斯仁至矣”“以孝悌为根本，指仁义为基础，使人有所敬持”等句，多化用《论语》等儒家经典。

历史悠久的耕读传统，催生了对文学创作的追求。“宁都素有‘文乡诗国’的美誉，从五代起就有文学创作的传统。”宁都县作协名誉主席罗荣介绍，明末清初的“易堂九子”将耕读精神推向极致。他们隐居翠微峰，一边垦荒种地自给自足，一边讲学著述传承文脉，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种崇文重教的精神至今仍在宁都延续。位于宁都老城区的建国街全长不足一公里，十年间陆续走出了十几位作家，甚至还涌现出兄妹作家、夫妻作家、农民诗人等现象。

“三优园”公益图书馆创始人黄水发，是客家耕读传统的受益者。他出身农家，父亲是一位爱书之人，家中书房摆满了书籍，父亲生前经常鼓励家人亲友读书。受父亲影响，他萌生了“将自家的书房变成社会的书房”的念头。他将用多年积蓄购买的三室一厅改造成公益图书馆，取名“三优园”（优品、优学、优行）。2006年，“三优园”正式向公众免费开放，成为宁都县第一个民间教育事业公益性团体。

20年来，“三优园”从黄水发家的三室一厅，走向了乡村、学校、家庭，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图书公益机构合作，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的书房”。

“三优园”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运营模式。“我们没有一个专职管理员，全靠志愿者。”黄水发说。志愿者被称为“园丁”，采取轮值主席负责制，由其安排图书馆内外事务。目前“园丁”团队有30多人，有退休教师、公务员、企业职员、大学生。他们不仅值班，还组织读书会、讲座、亲子阅读活动。

每天早上6点，“园丁”们自发集结，开启线上一小时读书活动。“线上群人数越来越多，线下活动也抢着参与、组织，看到读书的队伍像滚雪球一样壮大起来，我觉得很幸福。”“园丁”陈梅说。

阅读的点点星火，照亮了客家耕读文化的传承之路。从围屋的灯火到田间的书声，从老人的讲古到青年的分享，客家先民“耕读传家”的基因，正以最鲜活的方式融入现代生活。

每逢节假日，铁牛轭新时代文明实践点都是瑞金九堡镇富民村最热闹的地方。走进图书室，没有精致的装修，却充满了乡土气息与人文温度。书架上摆放着农业技术、客家家训、文学名著、少儿读物等各类书籍。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翻开了借阅登记表，从病虫害防治、养殖技术到儿童绘本——借阅记录密密麻麻。

农闲时节，村民们放下农具，品读客家历史故事，陪伴孩子阅读绘本，乡村因读书声变得热闹起来。

红色润初心

1932年夏，瑞金叶坪，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图书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国家图书馆正式挂牌。

图书馆的第一批藏书，是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后所缴获。毛泽东同志高度重视这批珍贵的物资，指示将其全部运回瑞金，并委托时任教育部代理部长的徐特立同志负责筹建图书馆。在徐特立的倡议和组织下，苏区军民在短短两个月内捐赠图书两万余册。

中央图书馆的创办，成了苏区的一道风景。徐特立指导工作人员将部分藏书目录和读书知识印成宣传品，并多次主持召开“读书会”“荐书会”。瑞金周边县区、乡村的干部群众，因路途较远，不方便常来借书，中央图书馆就协助他们建起“俱乐部”“列宁室”，批量、定期借出书报。

在战火纷飞的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军事斗争的同时，也展开了一场深刻的文化建设与思想启蒙运动。从图书馆的建立、“读报运动”的推广，到开展“扫盲运动”、普及义务教育，一系列举措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构建了苏区独特而充满活力的文化生态。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写道：“群众教育在情况稳定的苏区有了很大的进展。在有些县里，红军在三四年中扫除文盲所取得的成绩，比中国农村任何其他地方几个世纪中所取得的成绩还要大。”识字，意味着能读懂书报，能看懂分田布告，能理解党的政策。阅读，成为最彻底的革命启蒙。

据瑞金九堡镇密溪村村志记载，1932年至1934年间，村里不少祠堂都曾作为红军学校印刷厂。八旬老人罗振坡回忆，自己年幼时，村里祠堂还摆放着大量苏区时期印刷物，家中墙面还贴着《红色中华》报。

历史的红色火种，在当代赣州被一群人小心翼翼地守护、传递。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历史博物馆的讲解员管冬梅，是其中之一。

2017年，管冬梅参加清华大学的一个文化论坛。一位专家的发言深深触动了她：“不了解1840年以前的历史，就不能理解中国有多么伟大，不可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爱国。”

“这句话像一针清醒剂。”管冬梅回忆，“我当时就想，我是博物馆人，如果我自己都不具备这个知识体系，怎么向观众讲解？”

此后，管冬梅开始系统性地阅读、学习传统文化。读经典，遇到难以消化的问题，又四处找学者请教。管冬梅还带动博物馆的年轻讲解员一起学习。她说：“红色文化是魂，传统文化是根，扎根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里，只有读懂了根脉，才能讲好红色故事，让初心代代相传。”如今，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历史博物馆的讲解团队，已成为传播红色文化与传统文化融合的重要力量，越来越多的观众在他们的讲解中，感受到跨越时空的精神共鸣。

有人守住文脉火种，也有人点亮阅读之“灯”。于都县的段爱华，是其中最执着的“点灯人”。

2012年，时任于都县教研室语文教研员的段爱华，踏上了阅读推广之路。县域阅读推广困难如山：资源不足、意识淡薄、专业人才匮乏、资金短缺，但她坚信“方法总比困难多”。

她做的第一件事是“让自己先读起来”。凡是推荐给师生读的书，她一定先读好几遍。每月至少研读一本文学著作，撰写6000字以上的深度书评。十多年来，她的足迹遍布1000多个场地，受益人次超10万，覆盖赣州市全域，辐射5个省份。

之前，最让她揪心的是农村学校的“书荒”。她奔走在公益组织之间，感召爱心人士携手。功夫不负有心人，近5000个图书角如繁星般点亮了于都的乡村校园，10间美育教室先后落地。

段爱华先后荣获“全国阅读推广先锋人物”“全国阅读点灯人”称号。“我的目的很简单，要让乡村孩子能和城里孩子一样，享受高品质的阅读。”她说。

2017年3月，面对“假阅读”“老师不会教”“家校脱节”等痛点，段爱华创新开展“一校一品牌，一月一开放”阅读推广活动。每月以“盲盒”方式抽取一所学校展示阅读成果，组织全县骨干教师观摩，邀请家长参与。如今，这已成为于都阅读推广的“金字招牌”，在省内外多个地区复制推广。

于都县城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旁的长征源红军小学，就曾是段爱华的“试验田”。

走进校园，红色书香处处可见。课前三分钟，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大声诵读诗词。每个班级都设有“阅读角”，定期更换图书。学校还开发了红色校本教材，将长征历史、于都红色故事编成适合小学生阅读的文本。更具特色的是“红娃讲解团”——从三到六年级选拔小讲解员，培训他们讲解长征故事、红色歌曲、长征诗词。这些小讲解员不仅在校内讲，还到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长征渡口实地讲解。

学校负责人张政说：“我们的理念是，书籍要像空气一样触手可及，阅读像呼吸一样自然而然。要让孩子去读书，就要打破所有障碍，让书触手可及，不再有负担和压力。”

“我喜欢钱理群先生的一句话：教育就是爱读书的校长和爱读书的老师，带领着学生一起读书。”张政自己就是个爱书之人，“我常对老师说，我们要做读书的种子，在孩子心里播下爱读书的种子。不要想着读书马上就见成果，马上就出成绩。坚持去做，不问收获。慢慢地走，走的人越来越多，这条路也就顺了。”

书香漫虔城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在安远县书香公园，稚嫩的童声伴着湖面的粼粼波光，在春风中飘荡。一场由读者“点单”、县图书馆“接单”配送的“春日诗词吟诵会”正在举行。东江翡翠小学的孩子们围坐在柳荫下，手捧诗卷，用清亮的声音诵读着描写春天的经典名篇。

“我们想带孩子在大自然里读诗，能不能在书香公园组织一场户外诵读活动？”几天前，东江翡翠小学的语文老师唐翠君通过社区“心愿墙”留下了这条“微心愿”。让她惊喜的是，县图书馆很快联系她，不仅根据她列出的书单配送了50册诗词读物，还联动“恋上书吧”提前布置好了场地。

“读者的每一条需求，我们都会认真对待。”“恋上书吧”运营负责人介绍，作为安远县“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标杆项目，这里不仅实现了与县图书馆通借通还，更建立起“读者点单—书店接单—图书馆配单”的快速响应机制。今年以来，已根据读者需求调配图书2000余册，举办“点单式”阅读分享活动16场。

傍晚6点，赣州市图书馆“虔图拾光”24小时城市书房座无虚席，暖黄色的灯光早已亮起，不时有读者穿梭在书架间挑选图书。“书房配有扫码进门、智能感应灯光，不管多晚来都有灯亮着，能找到想读的书。”赣州市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与研究部负责人胡良喜告诉记者。从清晨到深夜，这座不打烊的书房，见证着赣州人对阅读的热爱。

近两年，胡良喜观察到一个明显的变化：短视频满足不了人们对深度阅读的渴望，读者开始主动回归纸质阅读。“去年的世界读书日，我们公开借阅榜单，龙南一户三口之家全年借书超400册。有读者看到榜单专门找到我们，要求分享阅读计划，形成了很好的正向激励。”

“现在图书馆不只是借还书的地方，更是综合性城市会客厅，要做好‘文化+’的整合文章，让更多人重视阅读。”赣州市图书馆副馆长符一品介绍，“我们一直深耕服务创新，尽全力打通阅读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精准匹配市民读书需求。”去年全年，赣州市图书馆接待读者120万人次，同比增长30%；图书借阅77.79万册次，增加了21%。

公共图书馆之外，在城市街巷守着纸墨余温的民营书店，也在默默坚持。

在章贡区的永宣书店，一场关于赣南诗联赏析的读书分享会正在进行。不大的空间里，十几位听众围坐在一起，有戴着老花镜的退休教师，有抱着笔记本的大学生，还有带着孩子的年轻父母。店主朱开健提着水壶，笑着为读者添茶。主讲人张伟从书中收录的50副诗联中挑出10副一一品读赏析，书页翻动的声响与交流的低语交织。

小小一方天地，却像城市里的一块磁石，吸引着爱书之人聚集于此。

“我们做读书分享会都是公益的，主讲人也是无私奉献，不收任何费用。”店主女儿朱俊美告诉记者，去年5月起，这家主营旧书与纸质收藏品的书店开始举办小型公益读书会，至今已十一期，从苏东坡赣南诗意到诗联赏析，每场活动都紧扣本土文化。

为了扩大活动影响力，书店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传播体系：每场活动提前通过公众号发布预告，依靠老书友和主讲人朋友圈转发引流；活动现场借助视频号直播，打破空间限制；活动结束后制作总结视频，留存文化记忆。

不少听众在听完分享后，会主动购买相关书籍。“我们提供交流服务，读者愿意为这份体验买单，这比单纯推书更有效。”如今线上购书便捷、价格低廉，实体书店客流锐减，赣州不少小型书店已悄然退场，永宣书店同样面临着巨大压力。但朱俊美始终相信，纸质书承载的触感、墨香与沉思节奏，是屏幕无法替代的精神刚需。

“这些年我感受到全民阅读氛围上最明显的变化，是社会力量参与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民间的读书组织越来越多。”作为赣州市文广旅局二级调研员，张伟见证着赣州全民阅读推广工作的深刻变化。近年来，赣州立足本土文化底蕴，构建起覆盖城乡、普惠全民的阅读服务体系，让阅读走进每一个角落，惠及每一位市民。从城市到乡村，从老人到孩童，在阅读中收获知识、感受快乐，全民阅读，已然成为赣州最动人的城市风景。

书香漫虔州，弦歌承千年。

清晨，赣州文庙在薄雾中苏醒。几步之遥，厚德路小学的读书声已穿过围墙，与大成殿的寂静形成奇妙应和。

一座始建于北宋的文庙，一所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小学，一墙之隔，共享晨曦与书声。孩子们每天走过状元桥上学，在慈云塔下嬉戏。他们或许还不能完全懂得其中意义，但文化的种子，已在这日复一日的穿行中悄然扎根。

千年前，周敦颐在罗田岩刻下《爱莲说》；五百年前，王阳明在赣南“破心中贼”；百年前，苏区扫盲运动让“识字明理”成为最彻底的革命启蒙。

今天，在无数人的守护下，这粒种子长成了参天大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