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山东青岛市琅琊台战国秦汉时期遗址入选“2025年中国考古新成果”，引发关注。史书记载，秦统一六国后设三十六郡。考古专家推断，其中“琅邪郡”郡治就设在“琅邪县”。文献记载中，秦始皇“徙黔首三万户”修筑的“琅邪台”，正位于“琅邪县”东南方向数公里外。

这座古老高台，不仅是秦朝的国家工程，更成为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生动注脚。城与台之间，一个由中央政权直接管辖、辐射至东方海疆的统治网络，正穿越两千多年的时光，逐渐清晰起来。

夯土高台见证统一规划

史书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三次东巡至琅琊。《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

在考古队领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战国秦汉研究室主任吕凯带领下，记者登上位于黄岛区琅琊镇的琅琊台遗址核心区——“大台”。

“这里是整个遗址的中心和制高点。”吕凯指着脚下说，根据勘探和发掘，推断这里曾经存在一处秦汉时期的高台建筑，建筑的基础就是这层层夯土。山顶夯土的平面大致呈“T”形，总面积约45000平方米，可见当时建筑规模非常宏大。

台基西侧有一处台下房间遗址。在房间地面北部，一个由多块长方形、梯形、三角形石板严密拼合的石砌地漏清晰可见，石板由四边向中间下倾，中间凿有方形孔洞。它与地下管道、室外石砌水池共同构成了一套精巧的排水系统。

记者看到，现场还有一条南北向石铺道路，石块经过精细加工，形状规整，部分石块呈弧形凹面，整齐排列后路面一侧明显下凹。“这样它既是路，又是排水渠，一举两得。”吕凯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瑞说，这些严谨的规划、高超的技艺，都表明这是一处由国家意志驱动、统一规划建造的顶级官式建筑群。遗址出土的夔纹大半圆瓦当，其形制与陕西秦始皇陵等秦代核心建筑出土的同类器物甚为接近，是秦高等级建筑的标准建筑材料。结合文献记载综合判断，这里就是秦始皇所筑的“琅邪台”。

窑址炉火服务“国家工程”

山顶的建筑并非凭空而起。离开“大台”，记者随考古队员来到山下一处名为“窑沟”的平地。一条大型冲沟旁，10座马蹄形半倒焰窑的遗址已揭露出来。窑址均为西北—东南向，较大者长约8米、宽约3米，由操作间、火膛、窑床、烟道组成，操作间均朝向冲沟。

据吕凯介绍，这里出土了很多珍贵文物，其中有大半圆形夔纹图案的瓦当，最大的一件复原后直径超过80厘米，其图案与秦始皇陵、辽宁姜女石等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一致，这是当年高等级建筑的“标配”。他们推断，当年修建“琅邪台”的砖瓦基本出自这里。

窑址旁的冲沟内有一道东西向的条形夯土，经过分析，那是服务于窑业生产的堤坝，用来蓄水。吕凯说，两千多年前，这里应该存在一处完整的、为国家工程服务的手工业作坊区，包括建材制作、运输和建筑建造等多个环节。

在距离“大台”东侧约1.2公里外的海边，一处名为“小台”的遗迹则呈现着完全不同的面貌。这里依托自然山体夯筑而成，发掘出的部分夯面上夯窝密布，几乎没有发现其他古代遗物，说明台上应没有大规模建筑。

“它和‘大台’差别巨大。”吕凯说，就其庞大体量来看，应是官方营造的、有特定目的、有严密规划的大型工程，环境特征非常符合《史记》记载的有关古人祭祀选址“高山之下、小山之上”的特点。

“琅县”陶文映射统治网络

从“大台”制高点向西北眺望，约5公里外即是琅琊镇政府驻地。2025年3月至5月，考古队在该镇营前村遗址取得重要收获。

在1号井的发掘过程中，一件泥质灰陶罐得以显露。考古队员发现，该陶罐外壁近底处印有“琅县”铭文。随后，考古队员在2号井底又发现一件“琅县”铭泥质灰陶片。经比对，其铭文位置、字形与1号井出土陶罐的铭文基本一致。

为了加强统一，秦始皇推行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于琅琊台上刻石，“东抚东土，以省卒士。事已大毕，乃临于海”。

“经过系统调查以及‘琅县’陶片的出土，我们推断今天的琅琊镇就是秦‘琅邪郡’郡治所在地。琅琊台遗址，有皇帝的驻跸之所。城与台之间，有道路相连。琅琊台、琅琊城与遥远的统治中心，又由更复杂的路网连接起来。一个由中央政权直接管辖、辐射至东方海疆的统治网络就浮现出来了。”吕凯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白云翔说，“徙黔首三万户”，按照秦代每户人口数，推测有十万余人从内陆迁到海边，他们带着家乡的技艺，开采山海之间的草木土石，在这里筑台、烧窑、生活，最终扎根。

“随着秦大一统王朝的建立，通过琅琊台大型建筑群的修建，秦文化迅速扩散到东部沿海地区，东周齐国的地域文化迅速汇入到了秦文化的洪流之中。”白云翔说，琅琊台遗址的发现，正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过程的又一实物例证。

如今，琅琊台遗址的考古发掘已阶段性收尾。对吕凯和他的同行们而言，这是新的起点——他们还将从黄土、高山和海涛中，深入解读更多关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演进的故事。（记者吴书光、王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