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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山洪寺村发现金代塔幢构件

石刻将录入新版《北京辽金史迹图志》专家表示对研究辽金史具有较高价值

塔幢构件局部刻字

房山区文保所制作的拓片

1153年，金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改称中都，北京开始以国都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历经岁月变迁、朝代更替，北京金代的地上文物已寥寥无几。在北京建都870周年之际，有市民在房山区洪寺村发现一件石刻，上刻“良乡县弘业寺悦禅师塔记”，经专家鉴定系金代塔幢构件，距今已有866年，是研究金代历史文化的珍贵实物，现已被房山区文物保护所收藏。据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这件石刻将被录入新版的《北京辽金史迹图志》。

市民野外发现金代石刻

房山文物部门收藏保护

今年2月27日，李先生和家人在房山区城关街道洪寺村附近发现一块刻字的石头，怀疑会是文物，随即将这一情况反映至房山区文物保护所。当天，房山区文物保护所所长金超与李先生取得联系，初步判断这块石刻系辽、金时期的塔幢构件。担心石刻丢失，金超等人立即赶往现场。

由于洪寺村进行棚户区改造，缺乏明显的标志性建筑，且当地人烟稀少，金超和同事在洪寺村附近寻找了一个多小时，并和李先生反复确认方位，终于在一处小山坡找到这件石刻。随后，他和城关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商议，决定将石刻运回房山区文保所。

石刻重量大不易搬运，更要避免其在运输途中受损。房山区文保所、城关街道办事处一共7名工作人员，利用吊装带、圆木等辅助工具，将石刻小心翼翼搬上货车，运至文保所后，工作人员用木板铺设滑梯，并用废旧轮胎和棉被做避震保护，将石刻从车上缓缓移至地面。这件石刻重约500斤，5名男子合力才将其扶正。

“为表示对提供线索群众的感谢，我们向李先生及家人颁发了《捐赠证书》，以及现金奖励，李先生收下证书，婉言谢绝了物质奖励。”金超告诉北青报记者，从他2017年担任房山区文保所所长开始，就建立了公众参与文物保护的台账，近六年来，公众主动向房山区文物部门捐赠文物，或发现文物及时向他们提供线索共计25次，这还不包括公众递交的“文物认定申请”，可见老百姓的文物保护意识越来越高。

石刻出自1157年

记录消失的弘业寺

北青报记者在房山区文物保护所看到，这件石刻为整块石料打磨雕刻而成，呈八棱柱造型，八面皆刻有汉字，除少数字迹因磨损难以辨识，多数刻字清晰锐利，能辨识出“良乡县弘业寺悦禅师塔记”等内容。在八个面的上下两端边沿，还有线刻花卉纹装饰。经测量，石刻通高77厘米、直径为45厘米。金超告诉北青报记者，该塔幢构件仅为残件，按照经验判断，八棱柱上绘有伞盖，下面是宽厚的底座，遗憾的是在现场并未发现其他石构件。

为了解石刻上的文字信息，房山区文保所工作人员对石刻进行了拓印。金超介绍说，这件塔幢的内容包括墓主人的生平、传记、经文。他在刻字中发现“正隆二年”（1157年），这是金海陵王完颜亮的年号，证明石刻出自金代，距今已有866年。

与此同时，刻字中出现繁体字“弘業寺”引起金超的注意。“弘業寺”与石刻的发现地点洪寺村具有怎样的关联？金超查阅了1928年的《房山县志》，记载清代房山有座“宏業寺”，而发现石刻的洪寺村，清代名为大宏寺村。金超判断，石刻上的“弘業寺”与志书中记载的“宏業寺”很可能是同一座寺庙。北青报记者查阅《北京市房山区地名志》，记载洪寺村元代以前便已成村，此地旧有弘业寺，后改称洪寺。但北青报记者实地走访了解到，在房山区，无论弘业寺还是宏业寺均已无存。

金超认为，在洪寺村附近发现关于弘业寺的石刻，证实了金代弘业寺的存在，并进一步证明洪寺村是因寺得名，这件石刻对研究地名变迁具有一定价值。

“弘业寺悦禅师塔记”石刻

将录入新版《北京辽金史迹图志》

根据记载，在北京三千多年的建城史中，辽南京和金中都时期是一个重要阶段。辽朝是北方契丹族建立的王朝，占据燕云十六州后，于会同元年(938年)升幽州为南京，后改称燕京。金朝是东北女真族建立的王朝，贞元元年(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今黑龙江阿城)迁往燕京，改称中都。北京亦是从金中都开始成为北部中国、进而成为全国政治中心。

从2002年开始，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现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对北京地区的辽、金遗迹进行了系统调查，并于2003年、2004年先后推出《北京辽金史迹图志》上、下册。今年是北京建都870周年，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开展了《北京辽金史迹图志》的修订工作，新书预计在10月底与读者见面。

据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负责修订工作的李影女士介绍，新版《北京辽金史迹图志》将对图书体例重新调整，例如将同一件文物的相关信息进行集中展示，以方便读者查阅；将核实修订原版图书内容，对石刻类文物保存地点进行核实，同时修正文物简介及录文错误。

值得一提的是，新版《北京辽金史迹图志》将新增2004年以后北京地区发现的辽金时期遗迹及石刻资料。在洪寺村发现的“良乡县弘业寺悦禅师塔记”石刻，将录入新版《北京辽金史迹图志》。此外，2023年2月18日，北京青年报曾经报道平谷区一位七旬老人，向当地文物部门捐赠金代“三泉院茔记碑”，这件碑刻也将录入新版《北京辽金史迹图志》。

对话

塔幢构件文字对研究辽金史具有较高价值

对话人：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研究馆员、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刘卫东

石刻是记载人类社会思想的载体，在北京现存已知的辽、金石刻，其中碑类多为佛教文化遗存。在洪寺村发现的石刻反映出哪些历史信息，又具有何种价值？为此，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了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研究馆员、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刘卫东。

北青报：请您介绍一下这件石刻的形制。

刘卫东：洪寺村发现的石刻系金海陵王正隆二年，为圆寂的良乡县弘业寺悦禅师所刻立的塔幢的一部分。此“塔”即师僧的灵塔，由于是幢形故名塔幢，“幢”是一种与密檐式塔接近的佛教特有的石雕建筑形式，往往是由多件石雕拼砌而成，唐代、辽代、金代、元代多有之，但由于年代久远，故今存完整者不多。

在洪寺村发现的石刻，只能算是塔幢的部分构件。人们惯于将塔幢称之为“经幢”，因其在记事之前往往会镌刻一部佛经或几部经咒，此幢所刻即“佛顶尊胜陀罗尼”，此“陀罗尼”或“经”或“咒”或“真言”，在唐代约有十个版本，此为不空大师所译版本。此塔幢构件不单纯刻写佛经，还记录了对悦禅师这位高僧大德有纪念意义的内容。

北青报：关于塔幢的主人“悦禅师”，碑文呈现出哪些具体信息？

刘卫东：塔幢构件上的文字显示，“悦禅师”系卢村人，卢村今名芦村，属于房山区窦店镇。其家世以“保”为业——或许是“中保”“中人”之类的职业。其父陈得昌，其母姓赵，他在兄弟三人中排行末位，十一岁时因有向佛之意，于是皈依佛门，同年受戒做了和尚，不久得主此寺。关于“悦禅师”，是按世系图若干字排列，主要体现僧人在某宗、某派、某支中的辈分。“悦禅师”正隆二年三月九日圆寂，十七日荼毗（类似于火葬），十九日以其舍利建塔供养。

北青报：您如何评价洪寺村塔幢构件的价值？

刘卫东：北京地区元代以前的石刻，能留存至今的相对稀少。在洪寺村发现的塔幢构件，并非简单的石雕，而含有大量文字，涉及经文、人物生平、地名等信息，并且展现出较高的书法造诣和石刻水准，这就更加弥足珍贵。这件石刻对于研究辽、金时期的佛教文化、地方史等具有较高价值，进而结合相关史料及其他同时期文物进行全面研究，或许还能有更重要的发现。（本组文并摄/本报记者 崔毅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