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以下简称“学位法”）自今年1月起正式施行。在学位法赋予实践成果与学位论文同等法律地位的元年，全国首批“吃螃蟹”的67名工程硕士，用亲手设计的装备、编写的软件和优化的工艺方案，敲开了学位授予的大门。

在今年首批毕业的2100多名专项试点工程硕士中，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只有67人，占比3%左右。用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以下简称“教育部研究生司”）副司长郝彤亮的话说，这个看似不大的比例，是一次“破冰之举”。

这次破冰，是21所高校在无先例可循的情况下，摸索前行的艰难旅程。

打破固化的学术评价体系

作为全国首批以实践成果完成学业的专项试点工程硕士之一，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和中国石化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联合培养的2022级硕士生张百川拿出来的成果，是一种能替代传统材料的“环保型抗高温降滤失剂”。

“需同时攻克抗180℃高温、耐饱和盐、降低钻井液黏度、降本15%、满足国家海洋排放标准的五重关卡。”面对严苛的行业标准，张百川觉得“既忐忑又兴奋”。如今，他参与研发的这种抗高温降滤失剂已经“中试达标，通过鉴定”，即将开展现场验证工作。

“学校探索工程类专业学位研究生以工程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评价机制改革，为我们量身打造了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工作流程与考核标准。”张百川说。今年，他得以用这项实践成果，顺利获得了学位。

面对学位法新增的实践成果申请通道，多所高校仍在摸索中。天津大学研究生院学位办公室主任刘庆岭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为了提供配套保障，天津大学对首批实践成果申请者提供专家鉴定补贴，并与天津市教委协同建立学位论文抽检保障机制。

刘庆岭解释，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就是要重构工程教育价值取向，把学位授予标准，与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以及国家战略需求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升级的实践创新能力”紧密绑定。他提到，天津大学去年受教育部相关部门委托，参与起草工程类硕士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具体方案，“天津大学早就在为此做准备了”。

这是一场静水流深的破冰之举，而敲破冰层的第一把镐头是学位法。学位法第十八条明确，“通过学位论文答辩或者规定的实践成果答辩”均可获得学位。去年，教育部指导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出台的《工程类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与申请学位实践成果基本要求（试行）》，也为实践成果划定了明确边界：“实践成果应面向国家、行业和区域发展需求，围绕实际工程问题，与重大工程关键技术突破、实现企业技术进步和推动产业升级紧密结合。”

从法律条文到部门规章，是破冰的根基也是起点。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专项试点单位率先制定相关实施细则，明确了实践成果的多种形式和认定标准；山东大学创设学位论文与实践成果“双车道”模式；西北工业大学将实践成果纳入学术积分赋分项目；中国石油大学研制实践成果全流程指导性模板；重庆大学设立“实践成果质量评定委员会”；华南理工大学创新企业现场答辩方式；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立了以创新价值为导向的评价体系。

教育部提供的数据显示，67份实践成果中共有5种形式，其中方案设计31个、产品设计20个、调研报告2个、案例分析报告2个，其他形式12个。此外，这些实践成果共涉及7个专业学位类别，电子信息类占总数50.7%。

它们需打破长期固化的学术评价体系，构建全新的质量保障机制，每一步都意味着对原有培养逻辑的颠覆与重构。正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常务副院长曹庆华所说的那样，“以实践成果授予学位这条路从来没人走过，走上去是冒风险的”。

凿开观念的冰层

更深层的挑战，是凿开观念的冰层。此前，教育部研究生司指导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聚焦“专业学位研究生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落实情况”开展专题调研。结果揭示，尽管79.27%的校内导师和91.46%的行业导师认为实践成果更贴近实际，但中低年级学生中，仅33%表示愿意尝试。

这种认知差源于长期“唯论文”评价塑造的路径依赖，学生担心实践成果费力不讨好，导师忧虑评价标准模糊。一名毕业生在接受专题调研访谈时坦言，“这一选择更具挑战性，实践成果需要根据企业实际问题提出可落地的解决方案，并以实物形式呈现，比一些纸上谈兵的学位论文难度更大”。

“很多学生对这条路也有疑虑，不敢轻易尝试。”曹庆华也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一一列举破冰的难点，从导师和学生观念的转变，到实践成果的认可度，“最后，实践成果本身要能拿得出手，如技术报告需企业严格评审归档，专利需授权，标准需发布状态或装备已产生价值”。

他用一句话总结，这是中国工程教育从“论文导向”向“实践本位”的历史性转身，最终要“培养真正能服务国家、具备工程创新能力的人才”。

“学生想用实践成果拿到学位，就得证明你的成果对国家是有用的，对发展是有用的。”曹庆华说。

在这样的背景下，选择拿出实践成果的学生，都带了一点摸着石头过河的孤勇。

重庆大学的工程硕士董震在论文和实践成果当中进行抉择，最终选了储能系统设计。“有一定不确定性，”他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坦言，“但根据学校提供的工程硕士毕业要求的文件，我感觉自身材料符合要求”。

但真正让他下定决心的，是他发现正在准备中的论文，无论如何都无法完整呈现自己一直以来进行的工程实践内容。

“改用实践成果形式展现效果更好。”他总结。

华南理工大学的工程硕士刘杰的经历更加曲折，他已经按照学位论文的要求完成了论文，也给导师看过，“达到了硕士毕业的要求”。

但他最终还是决定，以实践成果的形式申请学位。这件事“没有先例”，让他难免心里没底。他在网上查了很久的案例，才查到哈尔滨工业大学某位学生的实践成果申请记录。

“实践成果对在企业实践的学生更有利，更关注工程价值而非理论创新。”如今已经拿到了学位证，刘杰一边回顾来时路一边感慨。

这个年轻人当时还不知道，他和自己查到的那位哈工大学生一样，都是今年以实践成果获取学位证的专项试点工程硕士之一，他们是坐在同一张桌上“吃螃蟹”的67人之一。

张百川也是“吃螃蟹”的一分子，目前已成为联合培养企业的一名正式员工。在他看来，真正的考验在工程现场。

张百川的实践成果，是用实战中数不清的失败堆起来的。为合成理想树脂，他跟着团队经历了大半年“合成-评价-失败-再合成”的循环，至今记得连续30次实验数据异常的那些夜晚。在德州的车间里，连续40天的实验，黏度失控、原料溶解等问题接踵而至。产品终于达标时，车间里爆发的欢呼声“让我热泪盈眶”。

“这种‘真刀真枪’的实战环境，是书本和实验室无法比拟的。”他忍不住感慨，“把论文变成产品的路，是用汗水与坚持铺就的”。

以实践成果为工程教育破冰

张百川吃上了“螃蟹”，帮他稳稳当当坐在这张桌子前的，是两年来4本沉甸甸的手账，10万余字翔实记录了每一次实验参数、失败教训和思维碰撞的火花。

“我认为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它的要求和难度更高于学位论文，更适用于校企联合人才培养，更能体现申请者的应用创新能力，也更符合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培养目标，与行业企业实际的人才需求更加适配。”张百川说。

对此，刘庆岭的看法是，实践成果是道选择题，可以选论文，也可以选实践成果，但目前并不是所有学校、所有工程硕博士，都适合选择后者。

“天津大学由于历史积累较好，与企业合作基础扎实，因此比较有信心。但对于其他学校，可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定。”他说。

半年来，刘庆岭在许多高校进行过宣讲，几百个学校的负责人坐在台下看着他。刘庆岭明白，当中许多高校的老师并不是那么容易能拿到项目。

“这种情况下还要‘逼’学生拿出实践成果，可能就不太现实。”他一针见血地说。

以实践成果为工程教育破冰，少不了项目的牵引。刘庆岭认为，这将鼓励相关高校真正把工程教育的立足点放到“为国家经济和企业解决实际问题”上，而不是把学生关在象牙塔里写论文。

“这种导向鼓励人才培养下基层，抓真问题，有助于促进国家的发展。”他建议，相关院校可以和地方企业联动，从小项目开始积累经验。“只要肯与企业对接，总能找到合作机会。”

刘庆岭感慨地提到，当前，许多科研型企业的研发能力和水平，甚至“已经超过高校”，如果不尽早与这些龙头企业对接，高校可能会被甩在后边。此外，如果学生能在读硕士期间就与企业密切接触，“就业会更容易”。

未来的实践还需验证。眼下的67份工程实践成果，则是已经将创新突破的战场从纸面论文转向车间工地，证明了如果法律赋权、政策配套与高校改革能形成合力，就能为工程人才开辟出一条以实战能力为核心的评价通道。

在专题调研中也提到，高校领导和相关管理部门普遍认为，实践成果是专业学位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切入口，“突破了以学位论文申请学位的唯一标准，标志着评价标准向应用价值导向转变”，“让学生在真实的工程和工作场景中完成学术训练，也逼着学校反思和重构专业学位培养模式”。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对工程人才的培养规格、层次和质量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必须探索形成更加符合教育规律、更加符合人才成长规律的培养标准，以评价改革为牵引推动培养模式的迭代升级。”教育部研究生司有关负责人说。（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