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中国文学艺术史就是文艺互鉴、融合、创新的历史，实际上整个世界文艺史亦是如此。宏观地看，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发展繁荣并不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下进行的，华夏各地，东西南北，乃至域内域外的文艺，长期处在一种流动、碰撞、互鉴、交融的复杂状态之中。耐人寻味的是，秦汉以来，中国文艺的几次大繁荣、大变革，包括文艺杰作的诞生，都跟丝绸之路的文艺融合有着密切的关联。
在文艺中，音乐和文学的关系至为亲密，脉脉相通。中国上古、中古的音乐，按照约定俗成的说法，分为雅乐、清乐和燕乐。宋人沈括《梦溪笔谈》云：“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者为燕乐。”雅乐、清乐基本是本土化的，而燕乐则主要是国内传统的俗乐与丝绸之路外来音乐融合的结果。
既然关键词是互鉴融合，就不妨简要勾勒一下中国古代音乐、文学互鉴融合的几个节点。春秋战国以前，由于年代久远，互鉴融合固然有，但文献不足征。兹从秦汉时期谈起。秦汉时重要的鼓吹乐、横吹乐，就与丝绸之路的音乐脱不开关系。鼓吹乐这种音乐打仗时用得较多，所谓“鸣笳以和箫声”。横吹乐是西汉李延年根据张骞通西域带回的乐曲改写的。鼓吹多用笳，横吹常用角，都是少数民族流行的乐器，足见从秦汉开始音乐互鉴融合的趋势就非常明显。
汉末著名琴曲《胡笳十八拍》，可谓中原与丝绸之路文艺互鉴融合的典型例证。唐人李颀的名作《听董大弹胡笳弄兼寄语房给事》云：“蔡女昔造胡笳声，一弹一十有八拍。胡人落泪沾边草，汉使断肠对归客。”如果从乐器的角度考察，此曲是匈奴管乐器胡笳和汉族弦乐器古琴的结合。作为乐府歌辞的《胡笳十八拍》，是蔡文姬思念故国、抛撇骨肉矛盾心声的综合表现。“笳一会兮琴一拍”，胡笳之调凄切哀婉，古琴之声深沉旷远，两者不寻常的联结，再加上精妙的文辞，“可令惊蓬坐振，沙砾自飞”（陆时雍《诗镜总论》），故《胡笳十八拍》堪称丝路音乐与文学融合的杰出典范。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纷纷扰扰四百年。虽是乱世，却又为文艺大发展、大融合的时代。南北朝有一首长诗，被誉为“乐府双璧”之一，文学史必讲，即《木兰诗》。作品虽以汉语形式流传至今，但其实并非汉族的诗，其多“可汗之辞”，故是有着鲜卑族背景的叙事史诗。更值得注意的，久负盛名的《木兰诗》非“徒诗”（指仅能朗读），可演唱，实乃一曲“鲜卑歌”，与丝路音乐颇有关联。南北朝还有著名的《兰陵王入阵曲》，中国早已不存，但却远播日本并流传至今。这又是中外文艺传播、融合再反哺中国的重要例证。
魏晋到隋唐的丝绸之路的文艺互鉴融合是广泛并普遍存在的。从地域上看，虽然区域极广大，但如果深入考察，按杨荫浏的观点，丝路的文艺融合是存在所谓“中心地带”的——概而言之，就在西域的中国部分和中国的西凉地区。当时音乐的互鉴融合，以这两个地带最重要，融通的深度、广度亦特别突出。从时间上看，北朝的一百多年间，尤其值得关注，丝路与中原音乐实现了大量、长期、深度的融合。玄奘《大唐西域记》说龟兹“管弦伎乐，特善诸国”，而龟兹乐确可称胡乐诸部之首，起到了一种音乐酵母的重要作用。凉州地区向为丝路要冲，文艺之兼收并蓄、互鉴融合鲜明、突出，主要受龟兹乐的影响，凉州后乃形成西凉乐。从龟兹乐的传入到西凉乐的形成，皆可见北朝文艺互鉴融通的鲜活复杂，堪为经典案例。
有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艺的充分融合，到了隋唐，就水到渠成地出现了中国文艺的一大高峰。史学大师陈寅恪有一著名论断：“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李唐氏族推测之后记》）国家、民族如此，文学艺术何尝不然？大乱之后乃大治。至隋唐，国家迎来大一统，民族呈现大融合，文学艺术也出现了一个翘盼已久的高峰。换言之，南朝的美丽和北朝的精悍，再加上西域塞外的雄朴，不期然而然地融汇在一起，兼容并包，“合璧众美，九转功成”，令唐代文艺结出了硕大甘美的果实——唐诗可谓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正如岑仲勉《隋唐史》所言：“故唐诗之变化，西方乐曲实具莫大之潜移力。”这里的西方乐曲，不妨理解为“胡部新声”，其与唐诗之革新，消息相通。
隋唐时，宫廷音乐先后有七、九、十部乐的说法，以唐初的十部乐为例，包括燕乐（杂用中外音乐）、清商（华夏正声）、西凉、天竺、高丽、龟兹、安国、疏勒、康国、高昌。其中，冠以外国或外族之名的乐部，就有七八部之多，且基本来自丝绸之路的国家和民族。由此可见，隋唐本土文艺与外国、外族文艺的流动、碰撞、互鉴、交融，实为隋唐文艺发展的重要特征。当然，上述诸部丝路音乐的层次是不同的，与中原音乐的亲疏关系亦有别。概言之，大约分四个层次：
西凉——中国西北接近汉族的少数民族音乐；
高昌、龟兹、疏勒——比西凉更外围的西北少数民族音乐；
康国——在中国边境流动的游牧民族音乐；
安国、天竺、高丽——属外国音乐。
各种音乐、文艺在丝路上，乃至中原地区，长期相互影响、借鉴、充实、融通，酝酿着微妙的变局；等到隋唐大一统局面的到来，音乐、文艺会找寻合适的时机，发生重大而美妙的“化学反应”，而文艺高峰就顺理成章地出现了。
文艺高峰当然有标志，且应佳作迭出。在盛唐高峰中，大曲中之法曲精品——《霓裳羽衣曲》，集歌舞之大成，是标杆性杰作，显得格外耀眼。此曲的“著作权”通常归于唐玄宗名下。但据《唐会要》，西凉府都督杨敬述向玄宗进献了一个印度的《婆罗门曲》，而《霓裳羽衣曲》就据此改编而成。《霓裳羽衣曲》显然带有西域音乐的成分，据说还吸收了龟兹之声。总之，标杆性作品集众家之长，更离不开互鉴融合。
隋唐文艺兴盛的一大表征是燕乐勃兴，而燕乐是个复杂的概念，“燕”同“宴”，通俗地说就是宴会酒席上用的音乐。燕乐的特征，突出表现为凝聚性、整合性和集大成性。燕乐给中国文艺带来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影响，是助力形成了卓绝千古的文艺品种——词。学术界普遍认为，唐宋词的形成、发展，得益于燕乐，唐宋词的繁荣发达一定程度上亦是燕乐之音乐程式化的结果。
丝绸之路文艺助力中国文艺高峰的另一例证是戏曲。中原文化、音乐固然影响戏曲的发展繁荣，但亦不能忽视边塞草原文化和音乐的重要作用，元曲审美上“蒜酪味”的提法就耐人寻味，而契丹、女真、蒙古族的各种“蕃曲”为戏曲提供了丰富的曲调来源。有清一代文艺的一大成就，是形成了集大成的京剧，而京剧与满族文艺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清代的戏曲，除昆曲外，多用各种“胡琴”作为主要伴奏乐器。在音乐史上，胡琴是个极为复杂的概念，一般认为源自西北少数民族。后胡琴与中原音乐深度融合、创新，更分出许多种类。京剧的主奏乐器京胡，亦胡琴之一种。以京剧为代表的戏曲的繁盛，形成了近世中国文艺的一个高峰。
历史地看，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学艺术，相互参融、妙处相资，乃是文艺发展的不竭动力。从互相慕悦，到转益多师，再到异体相生，乃至创变升华，各族、各国文艺间的互鉴融合有助于发掘文艺的潜能，丰富文艺的手法和技巧，对于创造别开生面的文艺新格局，有着极显著的推动作用。从单一的文艺，到族群的，再到国家的、世界的，文艺在深度互鉴融合中实现涅槃和新生。各种文艺处于一个宏大而复杂的系统之中，相依存、通有无、互助济。如果各国家、民族的文艺都坚壁清野，不与他国、异族的文艺相往来、交流，也就失去了生机和活力。
中华文化气象恢宏、多元复杂，既开放，又包容，属于典型的贯通、通变型文化，其鲜明的融汇通变特色影响到方方面面，自然包含文艺。总之，丝绸之路的文艺互鉴融合，对于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产生了意想不到的重要影响，特别是助力形成了几次文艺高峰。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往知来。当代文艺的发展、繁荣，仍有赖于各国家、民族的文艺更深层次的碰撞、互鉴、交融和创新。（作者：谷曙光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