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智技术的裂变式发展，正在全方位重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存续方式、呈现形态与传播范式。故宫博物院借助8K超高清影像精准复原《千里江山图》的笔墨神韵，敦煌研究院运用AI算法完成200幅壁画的智能修复，良渚古城遗址通过激光雷达将五千年前的文明密码转化为可交互的数字叙事。这些生动实践，不仅昭示着文化传承新纪元的到来，更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开辟出数智路径。
构建数字文化生态体系，激活文明传承新动能。首要的是，要筑牢文化数字基座，实现资源系统化归集。文化遗产的数字化绝非简单的技术移植，而是古老文明基因的现代转译，亟须构建“天—空—地”立体采集网络。运用卫星遥感监测大遗址整体风貌，利用无人机倾斜摄影可细致记录建筑细节，借助高精度扫描仪捕捉文物微观肌理。例如，故宫“数字文物医院”已建成涵盖186万件／套藏品的数字资源库。这种“分子级”数字化技术不仅完整留存文化本体，更通过语义标注和知识图谱构建，赋予文物新的生命力，使其成为可计算、可关联的文明数据单元，为文化传承奠定坚实的数据基础。其次，创新数字叙事体系，重塑文化表达范式。数智技术助力突破传统的“展柜＋解说”模式，构建起跨媒介叙事矩阵。三星堆遗址通过混合现实（MR）技术复原古蜀祭祀场景，苏州博物馆借助文化元宇宙推出“文徵明数字分身”，这些数字虚拟世界与现实物理世界深度整合的叙事革命，极大地拓展了数字时代的文化认知视域，让观众深入理解和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再次，培育参与式传承生态，释放大众创新活力。数智化与百姓生活的有机融合，帮助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通过抖音短视频展示苏绣针法，让更多人了解到这一传统技艺的精妙。互联网用户参与式内容生成模式，将文化传承从专家参与系统拓展为全民参与的数字公共领域。通过开放式创作平台建设，提供文物3D模型、传统纹样数据库等数字生产资料，每一位网民都可能成为文化再创造、产品再创新的“数字工匠”。
创新技术应用场景，开拓活化利用新境界。要攻克文化遗产修复难题。数智技术正深刻改变着文物保护范式，推动其从传统的“抢救性修复”向“预测性干预”转变。多光谱成像技术揭示出被烟尘覆盖的布达拉宫清代壁画原貌，纳米材料3D打印技术可以精准复原出秦始皇陵青铜水禽的鎏金纹饰，生物计算通过DNA标记追踪书画纸张的纤维老化规律并建立预防性保护模型，均在不断将文化遗产的“后抢救”前移至“先预防”，让珍贵的文化遗产得以长久保存。要再造传统文化体验空间。文化的虚拟特质需要通过真实感官来满足人们的主观缺憾和情感需求，数智技术营造的直观影像为此提供了理想场景。“数字豫园”通过5G＋AR技术将明代园林与二十四节气数字景观巧妙叠加，让游客在游览中感受四季变换的美妙；大唐不夜城部署的全息投影装置让李白穿越时空与游客对诵《将进酒》，带来沉浸式的文化体验。通过参数调整观察不同经济政策下的文化演变，深层次的空间重构与临身体验正在具象化发生。要赋能文化全球传播。人类正在进入一个由短视频、直播等形塑的全球化数字交往空间，数智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增强中华文明的全球影响力。“数字敦煌”资源库全球访问量突破2200万人次，“丝绸之路文化大数据平台”已接入17国200余家文博机构数据，智能传播系统形成文明对话的数字纽带，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鉴。
完善制度保障体系，筑牢持续发展新根基。要构建新型基础设施。一方面，推进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在长三角、粤港澳等区域布局数十个国家级文化算力枢纽，打造“东数西文”的算力调度体系。另一方面，打通文化遗产保护、修复、传播等诸多领域的“数据孤岛”，建立起涵盖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展览传播的全链条数据标准体系，实现文化数据的互联互通和高效利用。要创新制度供给安全。一方面，要完善促进文化数字化的制度条例，明确数据确权、收益分配等规则。另一方面，亟待建立文化数据安全分级制度，开发文物数据“量子加密”技术，防范数字时代的文化安全风险。要培育供给复合型人才。特色高校开设“数字人文”交叉学科，培养既懂甲骨文又通Python的“两栖学者”。社会科研组织与文保机构合作共建“文化遗产数字创新中心”，为行业输送大量“数字修复师”，构建起文保领域的“师徒制”，即国家级传承人指导AI训练，算法工程师学习传统技艺。
深化价值引领，谱写文明发展新篇章。解码精神标识体系，用算法破译文明密码。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从四库全书中提取出“仁、义、礼、智、信”等核心概念的千年语义流变；推进“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建设，打造包含9000条术语的多语种数据库，为全球汉学家提供数字研究工具，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传播与交流。创新美育实践模式，让传统文化浸润每个心灵。工信部与教育部合力推进的“5G＋”智慧教育试点，借助VR技术，帮助乡村学生临摹《富春山居图》，让美育资源跨越地域限制。鼓励教育机构以及社会组织开发“数字书法教室”等数字美育精品项目，利用AI实时分析运笔力度与结构美感，消弭美育资源鸿沟，让每一个人都能在传统文化的浸润中提升审美素养。构建学术话语体系，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数智技术与中华文明话语体系相结合，彰显出学术话语表达的后发优势。“数字敦煌学”已产出3000篇国际论文，改写了西方主导的敦煌学研究范式；“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建立起多学科数字工作平台，用大数据实证解析五千多年文明史，推动“数字考据学”“计量文献学”等研究新范式的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站在数字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历史交汇点，我们必须警惕“技术至上主义”对文化深度的消解，避免“文化保守主义”对创新活力的束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不是简单的形态变迁，而是文明基因在数智时代的进化重生。唯有坚守文化主体性，善用技术工具性，方能在虚实交融的新天地中，为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东方智慧，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数智时代迈向更加辉煌的未来。（南京林业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农春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