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昆仑文化——一个历久弥新的文明母题

昆仑，一个贯穿中华文明史的神圣意象，早已超越其作为地理山脉的指称，演化为一个内涵丰富、意义深远的哲学与文化符号。它起源于中华先民在远古时期对浩瀚苍穹的观测与思索，根植于农耕文明对自然节律的依赖与顺应，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与政治制度、伦理观念、艺术表达和民族交融相互作用，最终凝结成为中华文明精神世界的一座高峰。

昆仑文化，正是以“昆仑”这一核心意象为载体，围绕“天人关系”这一根本命题展开的一系列宇宙认知、信仰实践、符号创造与价值表述的总和。它并非僵化的历史遗存，而是一个生生不息、不断被诠释和再创造的文化生命体。在全球化深入发展、文明交流与碰撞日益频繁、人类社会共同面临可持续发展挑战的今天，重新审视和发掘昆仑文化的深邃内涵与多元价值，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华文明的独特品格与发展道路，也能为应对当代全球性议题提供宝贵的东方智慧与文化资源。本文将从核心内涵与当代价值两个维度，对昆仑文化进行系统性的梳理与阐释。

一、昆仑文化的核心内涵：从宇宙认知到文明象征的演进谱系

昆仑文化的内涵是一个动态发展、不断丰富的体系。其演进轨迹清晰展现了从具体的生存实践升华为抽象的哲学观念，再从普遍的文化符号转化为核心的政治象征，最终形成“一体多样”全覆盖格局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连续性”与“创新性”的辩证统一。

（一）“天人一本”：中华文明宇宙观的集中体现与哲学奠基

昆仑文化的哲学基石，在于其“天人一本”或曰“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这一观念并非凭空产生的玄思，而是深深植根于远古先民，尤其是早期农耕部族人群的生存实践。在对日月星辰的长期观测（“观象”）和依据天象安排农时生产（“授时”）的反复循环中，先民们逐渐形成了对宇宙运行规律（“天道”）的直观把握和神圣敬畏。其核心关切与伟大创造，在于将那个看似“变动不测”、充满威力的自然之“天”，理解和转化为一个“生生不已”、充满德性与秩序的生命之源和价值之“天”。这实现了从“畏天”到“敬天”，再到“法天”的思想飞跃，为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哲学基础。

1. “天”的核心地位与道德化转向：在昆仑文化构建的体系之中，“天”居于无可置疑的最高范畴。它并非一个与人类疏离、对立的冰冷客体，而是与“地”、“人”共同构成一个血脉相连、气息相通的有机整体。正如《周易·乾卦·文言》所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这种“合”的思维，强调的是一种内在的关联性与统一性。“以天为本，效法天德”、“天无私覆，地无私载”（《礼记·孔子闲居》）等经典表述，则将自然之天高度伦理化，赋予宇宙以仁慈、公正、生生不息的道德属性。由此，“天道”成为“人道”的楷模与终极依据，人类社会的伦理秩序被视作宇宙自然秩序在人间世界的延伸与体现。这不仅为个体的修身养性、社会的治理规范设立了崇高的价值标准，也从根本上抑制了极端人类中心主义和无限度征服自然欲望的膨胀。

2. “圜道”观的具象化与符号表达：昆仑文化的物质创造与视觉符号体系，深刻体现了对天体运行规律——“圜道”的尊崇、模拟与形式化艺术表达。“圜”即圆，指循环往复、周行不殆的运动轨迹。古代文献对“昆仑”的释义直接指向了这一特质。《集韵》云：“昆仑，天形。”《康熙字典》进一步阐释：“凡物之圜浑者曰昆仑。”这揭示了“昆仑”原初意象与圆形、浑天观念的紧密关联。考古发现与历史遗迹为此提供了连续不断的证据链：早在约9000年前，黑龙江小南山遗址出土的玉器已呈现对“天形”（圆形）与“天色”（青色/苍色）的模仿；距今约5000年的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其壮观的三重圆形祭坛（“三成为昆仑丘”），被学界认为是直观模拟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太阳运行轨迹的祭祀建筑；直至明清时期北京天坛的圜丘，依然严格遵循“圜象天”的原则建造。与此相伴的，是一套高度程式化又富于变化的视觉符号体系：同心圆纹、涡纹模拟天体的旋转；十字纹、亚字纹象征太阳的光芒和天地四维；八角星纹则寓意“天圆地方”的宇宙结构（外围方形，内切圆形）。这些符号广泛见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玉器，商周青铜器，乃至后世丝织品、建筑装饰中，成为将抽象的“天道”循环观念转化为可感、可知、可祭的文化形态的重要媒介。

（二）“通天”：沟通天人的文化实践体系及其政治整合

“通天”，是昆仑文化最核心的功能指向与实践形态。它绝非后世所误解的单纯神秘主义或迷信幻术，而是先民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通过一套综合性的仪式、礼器、圣地与知识体系，主动理解、顺应并尝试沟通宇宙秩序，从而为同一文化为基础的族群共同体获取生存合法性、精神指引与社会凝聚力的系列庄严行为。这一实践体系经历了从多元分散到集中统一，从民俗信仰到国家礼制的演进过程。

1. 史前“满天星斗”式的多元“通天”途径：在中华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时代，不同地域、不同生态适应性的先民群体，基于各自的环境与认知，创造了丰富多彩的“通天”方式。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选择在部族聚落附近的山梁或高岗上积石筑坛，通过“登高”接近苍穹，举行隆重的祭天仪式，其出土的“勾云形器”、“筒形器”等玉器应该与通天礼仪相关。东南环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发展出以“玉琮”为核心的通天神器系统。玉琮内圆外方、中孔贯穿的造型，被普遍认为是贯通天地、连接神人的礼器，其上精细雕刻的神人兽面纹，或为巫师通天时所见的宇宙神祇形象。中原及其他广大地区普遍存在的山岳崇拜，则直接将巍峨高山视为“天梯”或“天柱”，是登达天庭的自然通道，如《山海经》中“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的记载，正是这种观念的反映。湖南洪江高庙遗址出土的距今约7800年的白陶祭器，其上刻画有精美的“天梯”（或祭坛）纹饰与獠牙神面纹，是长江中游早期通天观念的物质体现。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墓葬中用蚌壳精心摆塑的“龙虎”北斗天象图，则展现了以星象布局沟通宇宙的独特方式。在这些实践中，“玉”因其温润坚韧、光泽内敛、材质不朽且有半透明天色的物理特性，被普遍赋予通灵、辟邪、象征美德与权力的神圣品质，从而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逐渐成为跨越地域文化差异的核心“通天礼器”，并贯穿于此后夏商周直至清代的中华礼制文化史。

2. 国家形成与“通天”权的国家垄断：距今约5000年前后，中华大地进入早期国家阶段。伴随着社会复杂化与权力集中，“通天”的实践与解释权也逐渐成为王权合法性建构的核心要素。“绝地天通”（《尚书·吕刑》）的记载，隐喻着宗教沟通权从民间收归至统治集团手中。昆仑文化中的“通天”功能，遂与最高政治权力深度绑定。“天下之中”、“帝之下都”的思想开始与现实的王权都城相结合，“昆仑”从一个广泛存在于各地信仰中的普遍性文化符号，升华为代表“天下”唯一王权与神权的至高“神山”象征。此时，对“昆仑山”具体地理位置的指认，往往与王畿附近的圣山（如周代的“南山”——秦岭）相关联。这一“神山”政治地理学的建构，遵循着“先有昆仑文化观念，后有具体地理指认”的历史逻辑。它标志着昆仑文化完成了从分散的、地域性的部落或部落联盟信仰，向统一的、为国家意识形态服务的主流文化符号的关键性转变。掌握“祭天”与“通天”的礼仪，成为“天子”（上天之子）身份认证与行使统治权的神圣根基。

（三）“一体多样”：文化表达的历史性融合与动态拓展

昆仑文化在历史长河中展现出惊人的包容性、适应性与整合力。其核心精神内核如“敬天”、“法祖”、“合和”等历久弥新，但其外在表现形式则随着时代变迁、地域差异和民族交融而不断演变创新，最终形成了“一体多样”、覆盖中华大地的文化表达格局。

1.上下一贯的传承体系：昆仑文化的影响力渗透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各个层面，形成了国家礼制与民间习俗上下贯通、相互滋养的传承体系。在社会上层与国家层面，它集中体现为延续五千余年的国家祭天（南郊祭天）礼制，以及与之配套的庄严仪轨、神圣建筑（如天坛、圜丘）和玉、青铜礼器系统。这一制度化的实践，不断强化着“君权天授”的政治伦理和“奉天承运”的统治秩序。在地方与民间社会，昆仑文化的核心观念则化为千百种接地气、富有生命力的民俗活动与文化形态：北方草原部族的“敖包”祭祀，其圆形石堆与插柳枝的形制，蕴含着祭天、祭山、祈福的内涵，与“腾格里”（天）信仰紧密结合；青藏高原的藏族、蒙古族等族群中盛行的“煨桑”（烟祭）、转神山（如冈仁波齐）仪式，同样是敬仰天神、沟通自然的重要方式；中原传统建筑讲求“天圆地方”的格局（如祠堂、四合院、亭台楼阁），民居中的影壁、瓦当纹饰常出现昆仑符号的变体；西南地区诸多少数民族，如壮族、纳西族、彝族、羌族等，保留着形式各异的祭天古俗与关于“昆仑”或“天梯”的神话传说。这些分布广泛、形式多样的昆仑文化实践，共同分享着“敬天法祖”、“天人合一”、“天下一家”的核心文化基因。

2. 动态拓展的地理观念与疆域认同：昆仑文化最具历史张力的特征之一，是其“地望”（地理位置所指）随着中华文明共同体空间的拓展而不断向西移动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绝非简单的地理知识积累或勘误，而是一部生动的中华文明疆域拓展史、民族融合史与“天下”观念深化史的文化缩影。早期，“昆仑”常与中原王权所在的“天下之中”观念相连。至《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西巡会见西王母于“昆仑之丘”，昆仑开始被想象为西部遥远的神话之山。西汉武帝时期，根据张骞“凿空”西域带回的信息，并出于“威德遍于四海”的政治与文化考量，正式将西域于阗的南山定为“昆仑”。此后，随着中原与西部边疆地区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日益紧密，尤其是元、清等统一多民族王朝的经营，“昆仑”的地理与文化内涵不断扩容。清代最终形成了囊括帕米尔高原（葱岭）、喀喇昆仑山、天山、祁连山乃至整个青藏高原的“大昆仑”地理文化观念。历代王朝对“河出昆仑”（黄河源头）的持续探求，既是昆仑水文地理的科学探索，更是一种意义深远的政治与文化行为，象征着对领土主权和文化源流的确认与宣示。昆仑地望的西移轨迹，以文化符号的叙事方式，确证了中原与边疆、农耕与游牧文化在漫长历史中不断交往、交流、交融，最终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文化共同体的伟大进程。

二、昆仑文化的当代社会价值：古老智慧的现代回响

昆仑文化所承载的厚重历史内涵与哲学智慧，在人类步入21世纪的今天，非但没有过时，反而因其对根本性问题的深刻关切，焕发出新的生机与独特的价值。它为应对全球性挑战与中华民族自身发展课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思想资源、文化支撑与精神动力。

（一）为全球生态时代提供古老的宇宙智慧与伦理资源

工业革命以来，“征服自然”、“主客二分”的西方现代性思维在带来巨大物质进步的同时，也导致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与环境灾难。人类亟需一种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促进人与自然和解的新文明范式。昆仑文化“天人一本”的宇宙观及其实践体系，恰好提供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源远流长的生态哲学与生存智慧。

1. 生命共同体意识与整体性思维：昆仑文化将天、地、人乃至万物，视为一个同源同构、相互依存、共生共荣的有机生命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人类不是自然的统治者或掠夺者，而是其中的一员，负有“赞天地之化育”（《中庸》）的道德责任。这种“民胞物与”的整体性思维，彻底打破了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近代现代哲学范式，与当代深层生态学、生态整体主义的核心主张高度共鸣。它提示我们，解决生态问题不能仅靠技术手段，更需要一场深刻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变革，重建对自然的敬畏之心与伦理关系。

2. 循环平衡的生存之道与发展理念：对“圜道”的尊崇与模拟，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系统循环规律、动态平衡与自我更新能力的深刻认知。农业生产中的休耕轮作、水利工程中的疏导顺应、日常生活里的节用惜物，都是这种思维的具体实践。这与现代工业文明推崇的线性增长、无限索取、大量废弃的“从摇篮到坟墓”的发展模式形成鲜明对比。昆仑文化的循环智慧，为当今倡导循环经济、推动绿色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一个古老而常新的文化参照系和哲学基础。

（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深层的历史叙事与文化认同框架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项根本性、战略性的时代任务。昆仑文化以其真实可感、脉络清晰的历史演进轨迹和“一体多样”的表达形态，为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化认同依据和历史叙事框架。

1. 诠释“多元一体”起源与结构的文化密码：昆仑文化并非起源于单一源头，而是萌发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满天星斗”式的多样性地域实践（小南山、高庙、红山、良渚、仰韶等文化各具特色）。然而，这些分散的实践却共享着一个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对“天”的敬畏与“通天”以求和谐有序的集体诉求。这种“多样性中蕴含统一性”的起源模式，正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基本特征的史前文化原型与生动诠释。在历史进程中，昆仑文化从一种普遍的文化理念，逐步演变为整合不同地域、不同族群（如农耕聚落与游牧部族）的政治文化象征，成为连接中原与边疆、凝聚不同群体的重要精神纽带。

2. 确证“共同开拓”疆域与“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符号史诗：昆仑地望由东向西的历史性移动，以及最终“大昆仑”观念的形成，本身就是一部气势恢宏的疆域拓展史与民族融合史的符号化表达。它以文化隐喻的方式向世人表明。今日中国辽阔疆域的形成，不是某一民族单独扩张的结果，而是历史上中华大地东西南北中众多居民在漫长的岁月里，通过贸易与通婚、迁徙与杂居、战争与和平等多种形式，共同开拓、共同建设、共同捍卫的结晶。历代中央政权对昆仑的追寻、认定与祭祀，既是行使文化统合与政治管辖的象征性行为，也持续强化着对不同地理区域的文化整合与认同塑造。这为“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这一重大历史论断，提供了深邃、具象且充满感染力的文化注脚。

（三）为坚定文化自信提供坚实、鲜活且可参与的文化传承载体

在全球化浪潮与本土文化自觉交织的背景下，尤其是在“国潮”兴起、公众对辨识独特文化身份、寻找精神原乡需求日益强烈的今天，昆仑文化凭借其“广谱表达”与“活态传承”的特性，能够有效地满足社会各层面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丰厚的滋养与坚实的底气。

1. “活态”的文化遗产与立体传承网络：昆仑文化绝非博物馆中静态的考古遗物或文献中僵死的文字记录，而是一种渗透于中国人物质生活与精神世界方方面面的“活态”文化遗产。它既是国家级典礼（祭天、祭祖）的精神内核，也是民间日常习俗（风水堪舆、节庆仪式、祭祀祖先）的观念基础；既在古典诗词歌赋（从屈原《离骚》的“登昆仑兮食玉英”，到毛泽东诗词的“横空出世，莽昆仑”）中被反复咏叹为崇高、永恒的原型意象，也具体体现在传统建筑（天坛、园林）、服饰纹样（圆内十字纹、万字纹（卍或卐）、云气纹、卷草纹）、器物造型（玉琮、玉璧、玉环、玉珏）乃至民间美术（剪纸、年画、刺绣、毡绣）的视觉符号体系中。这种立体、丰富、与生活水乳交融的传承体系，使得昆仑文化极易被社会公众在不同层面感知、理解、认同并主动参与实践。

2. 统一核心与包容多样的弹性认同机制：昆仑文化提供了一个极具包容性与弹性的文化认同系统。其核心精神（敬天法祖、天人合一）深邃而崇高，关乎宇宙天道与终极价值；其表现形式则千姿百态、贴近生活，可以融入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具体文化语境。这使得无论是当代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无论是北方人还是南方人，都能在昆仑文化的宏大谱系中找到与自己文化传统相契合的连接点与共鸣点，同时又通过共享的核心符号与价值，强化对整个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归属感与自豪感。这种“美美与共”的认同机制，是文化自信得以真正树立并深入人心的社会心理基础。

（四）为文明互鉴与人类和平发展提供内在的文化基因与历史范例

面对当今世界“文明冲突论”沉渣泛起、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逆流涌动的复杂局势，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促进不同文明间的平等对话与交流互鉴。昆仑文化的历史实践与内在特质，为此提供了悠久的经验背书与宝贵的文化基因。

1. “无私”与“包容”的普世性价值理念：昆仑文化蕴含的“天无私覆，地无私载”精神，本质上是一种超越特定部族群、地域与文化的普世性宇宙伦理。它所推衍出的“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大一统原理，其理想形态是基于道德教化与文化认同的“以天下观天下”、“近者悦，远者来”的和平融合，而非依靠武力征服与民族压迫。这种以“德”与“文”化育天下的文化特质，使得中华文明在历史上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开放、包容、内向凝聚而非外向侵略的态势，对其他文化更具吸引力与亲和力。

2. 跨文化交融互鉴的成功历史范例：历史上，昆仑文化成功地扮演了文明交流、吸收与融合的桥梁与容器角色。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后，其宇宙观中的“须弥山”（Meru）观念，便与中土固有的“昆仑”为“天下之中”的理念相互比附、融合，加速了其中国化进程。丝绸之路流通的器物（如金银器、织锦、琉璃器）上，常见融合了中亚、西亚风格的昆仑文化符号变体，成为东西方审美与技术交流的视觉见证。甚至古代波斯、印度等文明中关于“世界中心之山”的神话观念，也可能与昆仑文化存在悠久的交流与互鉴关系。这些案例生动展现了中华文明以文化融汇、创造性转化而非宗教排他、文明取代的方式接纳、消化并提升外来文明的独特智慧与能力。昆仑文化所体现的“和而不同”、“有容乃大”、“和谐万邦”的古老智慧，为今天推动平等、尊重、互鉴的文明对话，倡导和平、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照与深邃的思想资源。

三、结语：穿越时空的精神力量与当代使命

综上所述，昆仑文化是一个内涵深邃、结构多层、价值多元的宏大文化体系。其核心内涵——以“天人一本”的宇宙观为哲学基石，以“通天”的礼仪实践为沟通路径，以“一体多样”为表现形式与拓展逻辑——完整地经历了从生存性宇宙认知到普遍性文化符号，再到整合性政治象征的历史演变，深深烙印在中华文明的精神基因与集体无意识之中，成为其突出特性的集中体现者。昆仑文化源流之悠久，展现了“连续性”；其形态之演变，体现了“创新性”；其整合之功用，强化了“统一性”；其海纳之胸怀，彰显了“包容性”；其化合之方略，蕴含了“和平性”。

在当代社会，昆仑文化的多重价值得以全面凸显与重新激活。它为人类应对严峻的生态危机提供了超越性的东方宇宙智慧与伦理资源；为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阐释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连贯而有力的历史叙事与文化认同框架；为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语境下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复兴提供了鲜活、可感、可参与的文化传承载体；为应对“文明冲突”叙事、促进不同文明间平等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内在的和平基因与成功的历史范例。

因此，对昆仑文化的关注、梳理、研究与创造性弘扬，已经超越单纯的学术考据或历史兴趣范畴，上升为一项连接历史智慧与现实需求、梳理中华文明根脉与未来走向、凝聚民族精神力量、思考人类共同未来的重大时代课题。深入挖掘昆仑文化的精神内核，推动其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实现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必将使这一古老而伟大的文化传统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成为滋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沃土，并为促进人类文明的和谐共生与可持续发展贡献独特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这正是昆仑文化能够穿越浩瀚时空，在当今时代持续引发广泛而深刻共鸣的根本生命力所在。（巫新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