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刘斌去往塔吉克斯坦彭吉肯特的萨拉兹姆遗址考察。当时不远处新发现了一处遗址，中方考古队员提出去帮忙看看。塔吉克斯坦国家科学院考古、历史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波波穆洛耶夫正在那里主持考古发掘，他对中国的技术将信将疑。

中方考古队员从车里取出洛阳铲，选了一些点位，扎进地里，对着带出来的土样观察一番，就搞清楚了地下遗迹的分布，边界在哪儿、哪里有墓葬、哪里是兽骨坑，将其一一标明在地图上。塔方发掘一周后，结果完全印证。一把平平无奇的洛阳铲，给波波穆洛耶夫带来了震撼。那是2019年发生的事。

在中国，洛阳铲是考古勘探的基础工具。就像给西瓜开孔取瓤一样，不必挖开土层，就能得知地底的概况。这个工具最初由盗墓行业发明，后来被考古人征用，使用洛阳铲成为中国考古独门绝技。

现在，这项东方绝技传入了中亚。

如今在中亚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活跃着多支中国考古队。中亚是中国向西通向世界的第一站，也是古丝路上最重要的中转站，两千多年来，与中国有丝丝缕缕的关联。千年以后，当人们重新寻觅古丝路，中亚也成为前哨。

帝国往事

2019年一天下午，一车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考古人像往常一样，前往乌尊城外的考古工地。路过一个名叫契纳尔的村子时，一座十几米高的台地隐约耸立在远处的天际线上。凭着直觉和对此地古代地理的了解，他们觉得这里很像古代人会选择的定居点。他们绕了个道，走上台地，看见地面上赫然散落着很多古代陶片。附近有一座砖厂，常在这里取土，将地底的陶片翻了出来。

做过记录，他们偶尔还回来看看，尤其担心砖厂取土会继续破坏遗址。某天，他们到达台地时，烟尘四起，推土机正在遗址上推土，考古队立刻上前交涉叫停。“这样推下去，一两年就把遗址推完了。”中方考古队员唐云鹏发愁。他们当即联系乌国文化遗产部门，当天下午便有官员到场，砖厂随即停工，下半年就搬走了。

2024年4月，完成其他考古任务后，考古人员终于重返心心念念的契纳尔。两个月的发掘后，一座距今约2000年的古城被揭露出来，命名为契纳尔特佩遗址——“特佩”是乌语里的“高地”。

这是一处贵霜时期的城址——这正是他们要找的。出土的一只完整的双耳罐，是典型的贵霜器物。还有一枚铜币，镌刻着标志性的贵霜图案。东汉时期，欧亚大陆上并存着四大王国，罗马在西，汉朝在东，中间则有安息和贵霜。贵霜帝国是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站，从东汉到曹魏，都有贵霜使节到达中国。契纳尔特佩遗址考古目的明确，就是为贵霜而来。

万里迢迢到中亚寻找贵霜，是为了什么？

据文献记载，贵霜人的“祖籍”在今天中国境内。公元前2世纪，匈奴崛起之前，中国西陲最为强盛的游牧民族是月氏。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月氏居住在“敦煌、祁连间”，有学者考证，祁连就是天山，月氏活动范围，遍布新疆东部的广大区域。匈奴在冒顿单于时期发展壮大，一举击败月氏，月氏人被迫西迁，先是落脚于天山西侧的伊犁河、楚河一带，后遭受乌孙和匈奴夹击再次向西，最终在阿姆河流域定居，即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一带。这一阶段的月氏，史称大月氏，以区分仍留在中国境内的少数月氏人。

又过了约两百年，大月氏统治下形成五个势力较强的诸侯，号称五大翕侯。最强大的是贵霜翕侯，逐渐吞并其余四支，经百年扩张，建立贵霜帝国，横跨阿姆河和印度河流域。贵霜帝国的统治，延续至3世纪，大约是中国的三国时代。

唐云鹏2017年首次进入中亚，几年时间，在乌兹别克斯坦做了多项考古发掘，如今已经独当一面。在契纳尔特佩遗址发掘中，他就是中方现场负责人。乌方常驻现场的人是撒马尔罕考古研究所的博士科米尔。撒马尔罕考古研究所是乌国历史最悠久也最重要的考古机构。

贵霜帝国位于亚欧大陆之心，也是世界文明的十字路口。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征，最远所及之处正是此地，他将希腊文化带入中亚。而经由丝路，中国文化也强烈影响到这里，东西文化在此熔于一炉。在世界史上，贵霜帝国大名鼎鼎，20世纪30年代，法国人就在阿富汗东北发现了贝格拉姆遗址，其中两间房子里宝物堆积成山：罗马的铜像、印度的象牙雕刻、中国的漆器……这两间房子像博物馆，反射出整条丝绸之路的多元文化和贵霜帝国的繁盛。这里被认为是贵霜帝国的夏宫。

对于这个世界史上的重要地区，还有很多问题没有搞清楚。

比如，虽然学界主流观点认同，贵霜是大月氏的分支，贵霜帝国由大月氏人建立，但争议仍然存在。西方古代文献对希腊化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灭亡至贵霜帝国建立前的历史记载很少，这一阶段甚至被称为“黑暗时代”。在大月氏和大夏生活过一年的司马迁，虽留下一手信息，但他到来时，贵霜时代尚未启幕。更多的问题，还得依赖考古。

唐云鹏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此前外国考古队在贵霜帝国南部发现过不少遗迹，这些发现显示的族群特征，与月氏相差很大，让人怀疑他们是否真是同一族群演化而来。中乌联合考古队如今发掘贵霜遗址，就是为了寻找更多证据。“寻找并确认大月氏遗存和贵霜帝国建立之前的早期贵霜遗存，并厘清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是从考古学上研究古代大月氏与贵霜关系的重要突破点。”唐云鹏说。

西北大学团队认为，贵霜是以农业为主的族群，与游牧民族大月氏并非一个族群。这个颠覆性的结论，挑战着国际学术界主流观点。更多的证据，他们还需要不断找下去。

追迹张骞

最早，唐云鹏的关注点不在贵霜，而是大月氏。这是西北大学团队进入中亚的初衷。

历史发出了回响。汉武帝时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初衷就是去西边找到大月氏，谋求合击匈奴。月氏这个曾经显赫一时的游牧民族，今天已经消失在烟尘中，虽然东西方文献中都有它的一席之地，但无论从西方还是东方出发，它总是孤悬边缘，历史处处是留白。张骞“凿空”两千年后，又有一群人追着他的足迹再次西出，再度寻找月氏，试图填写空白。

今年上半年，西北大学考古队前往塔吉克斯坦苦盏地区进行了一次考古调查。秋天，将有中、乌、塔、吉四国学者汇聚在这一三国交界地带。这将是四国2019年来的第三次联合考察。

领头的人叫王建新，如今是西北大学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他年届七旬，留着长长的白发，身材高大，声如洪钟。1999年，王建新在中国考古学会年会上呼吁，中国考古学应该尽快走出国门。随后他身体力行，以月氏作为学术牵引，将中国的考古力量拉出国门。

从2000年开始，西北大学团队自甘肃到新疆，持续展开考古调查，寻找月氏西迁之前在中国境内的活动遗迹。那时人力和财力匮乏，考古专业的师生只能利用暑假开展野外调查和小规模发掘，举步维艰。王建新说，长期以来，无论是在境内还是在境外，古代月氏人的考古学文化遗存都没有得到确认。在境内工作的基础上，一旦时机成熟，就可以延伸到境外。课题设计缜密而务实。

2009年，西北大学考古团队终于进入中亚，开展起大范围考古调查和精准发掘，继续追踪月氏西迁后的足迹。西北大学团队与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考古界合作，对乌国东南部和塔国西南部的西天山区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发现了一批重要的古代游牧遗存。迄今，中外联合考古队先后发掘了撒扎干遗址、拉巴特墓地、谢尔哈拉卡特遗址等遗存，合作已成常态，连年不断。

2023年9月，王建新牵头组织的四国联合考察在疫情后重启。在费尔干纳盆地的一个晚上，结束一整天的考察交流，他依然精神抖擞地对《中国新闻周刊》讲述起他长达20多年的中亚情结：“国际上，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兴起了‘月氏研究热’，这个热风没有刮到中国。我是1991年才通过日本考古学家樋口隆康知道的。月氏的故乡在中国，但中国有哪些月氏文化遗存，都说不清楚。渐渐地，我产生了兴趣，我们可以从国内做起，再做到国外去，这是别人不具备的条件。”

虽然“月氏研究热”已兴起四五十年，但确信属于月氏人在中亚的遗存，一处都没有发现过。进入中亚多年，西北大学团队也没有找到月氏的足迹。2016年年底的一天，考古队在撒马尔罕以南的苏尔汉河区域调查，一个星期都没什么发现。直到最后一天，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梁云在拜松河边歇脚，偶然看出河床的断面有灰土层，是明显的人类活动痕迹。他用手铲试掘了一下，一具人骨暴露出来，一处古代墓地就此重见天日。

这里后来被命名为拉巴特墓地，从时空线索来看，是月氏人的遗存。这是首次经过考古发现的大月氏遗存。那具人骨，被确认为中亚第一个被发现的月氏人。

在寻找月氏人的征途中，王建新建立着自己的游牧民族考古理念和方法。逐水草而居，是对游牧民族的传统印象，由此观点，他们不会留下长期的定居点，而是在大地上雁过无痕。但王建新认为，这是误会和偏见。

游牧人群主要生活在高纬度的欧亚大陆北方草原，冬季漫长而酷寒，因此，冬天必须寻找避风、向阳、有水草的地方定居。定居就会有居所，就会形成大大小小的聚落。到夏季，虽然普通牧民开始过起逐水草而居、草尽即移、随畜转移的游牧生活，但也有少数人仍然过着定居生活，比如统治者和贵族。

他们的冬季聚落，一般会选择在山脉南侧、东南侧和山谷避风向阳的地方，夏季聚落则会选择在山脉北侧牧场附近。“从我们对古代游牧人群考古研究所获得的资料来看，游牧中带有定居，是欧亚大陆北方草原地带古今游牧人群普遍的生活方式。”王建新说。

寻找游牧民族的聚落遗址，成为一个长期被忽视因而也充满可能的新方向。2000年以来，在中国境内的东天山地区，西北大学团队调查发现了600多处古代游牧聚落遗址，他们甚至发现了疑似月氏王陵的大型墓葬。

中亚只是王建新规划中的第一步，他对丝绸之路考古有着更为宏大的构想：以新疆和中亚为中心，东及蒙古，南及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西至伊朗，与土库曼斯坦的考古合作也已经展开，并时刻关注进入阿富汗考古的可能。“区域的拓展是非常自然的、关联性的、蔓延式的，而不是跳跃式的。”王建新说。

与此同时，另外几支中国考古队也陆续进入中亚，寻找丝绸之路上的古代民族和遗迹。在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州的明铁佩古城遗址，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已经与乌方合作发掘了十余年，揭开了公元前后费尔干纳盆地这座最大都市的面纱。有学者推测，明铁佩或许就是著名的“贰师城”，汗血宝马的故乡。

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郊外，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伊塞克博物馆正在合作发掘拉哈特遗址，今年已经是第八年，这里或许是塞人王族的中心聚落。伊塞克博物馆馆长古莉米拉就是一位游牧民族的后裔。“中国同行跟我们说，每一个地层里的每一块石头都是很重要的，要非常仔细地研究。他们会找某个文化层里差不多的器物，把它们放在一起比较，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方法。”她说，“两国考古学家一起做考古的时候，都会看看彼此的工作方式，彼此学习。”

“巴别塔”

来自洛阳铲的故乡，洛阳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刘斌如今正在中亚热心推广洛阳铲。

去年年底，洛阳市考古研究院与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大学合作，挂牌成立费尔干纳大学洛阳考古研究中心，教学和培训是重要内容。费尔干纳大学考古专业学生在一线现场学习，洛阳铲的使用成为必备技能。在学校里，刘斌也会给学生教授文物保护和修复、考古理论等内容。今年7月中旬，将有10名学生来到洛阳，参加中国本地的考古学实训。

刘斌起初跟随王建新来到中亚，参与西北大学主持的项目，由于洛阳市考古研究院具备成熟的田野考古发掘经验，他将经验带到中亚。自从洛阳市考古研究院参与中亚考古，一系列中国式的考古工地“基础设施”建立起来，例如考古现场的围挡、门头、标识牌、伸缩式发掘大棚等。“费了很大劲儿，联系了多方人员，把这些东西在洛阳做好，通过专列拉到拉巴特遗址，几千公里远。”刘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乌兹别克斯坦考古现场，自此有了规范的形象。

对于中亚，刘斌也有自己想寻找的答案。经过数年东奔西走的发掘，洛阳市考古研究院找到了一处可以暂时“扎根”的地方——库瓦古城。库瓦古城位于费尔干纳盆地，距离费尔干纳大学不远，其沿用年代相当于中国的秦汉到宋元时期，面积达十万多平方米，堆积深厚，研究空间很大。主城之外，周边还有小城分布，但功能不明。刘斌说，他们的研究目标，先是想理清古城的宏观布局，如护城河、城门、城墙、道路等，同时寻找到墓葬区。

库瓦古城所在的费尔干纳盆地，今天是中亚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古代也是繁荣之地。史书记载中盛产汗血宝马的大宛国，就在此处。这一地区历史上与汉族王朝联系紧密，2000年前，张骞来过，1000年前，玄奘来过。“相当于我们今天再走古人走过的路，用考古学家的眼睛、语言，去解释和诉说张骞、玄奘他们当时走过的历程。”刘斌说。

中亚考古始于近百年前，法国、意大利、苏联、日本、韩国等多国考古学者常年在此深耕。中国人姗姗来迟，但在这片与中国有直接往来的土地，中国人的视角不可或缺。

有一年，陕西召开了一场关于粟特人的国际研讨会。粟特人祖籍在中亚，在丝绸之路上十分活跃，一度控制了丝路贸易。在古代壁画、雕塑等艺术品上，不乏粟特人的形象。那次会上，王建新注意到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演讲的PPT上，欧美学者往往选择的都是偏向东方人的形象，相反地，中国学者往往选择偏向西方人的面孔。

“大家都选择了跟自己不一样的形象，这是视角的不同，”王建新说，“我们很容易看到这一面，而看不到另一面。所以在丝路研究中，双向互动、多向互动不可或缺。”长期以来，在中亚研究中，西方的声音比东方多，是时候多发出东方的声音了，这对于修正很多传统偏误，更综合地研究丝路大有裨益。

刘斌说，中国人在中亚做考古，首先关注的一定是与中国历史有关、研究基础较好的部分，如月氏的研究、粟特的研究，都与国内新疆等地的考古发掘关联紧密，也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而中国人在中亚做的所有考古和历史研究，几乎都在古丝路的框架下，但丝路只是中亚人本国历史的一部分，远非全部。

“我们的视角肯定不相同，”刘斌说，“但我们共同开展工作的遗址，一定遵循一个原则：我们双方都感兴趣、都有我们想做的内容。”

“巴别塔”依然存在。刘斌发现，今天中国与中亚的考古合作，基础文献的互通是一堂缺失的课。中亚文献和考古成果，翻译成中文的很少，中国了解这方面的学者著述也不多，这限制了更多中国学者投身中亚研究。

一年来在库瓦古城发掘的材料，刘斌已经与乌方合作者及时整理出来，准备以两种语言分别发布。他认为这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如果有机会，还应该发布在更为国际化的学术平台上。在中亚的考古发掘，并非只是为了在中国发表论文，而应该怀着更高的责任感，将其作为世界学术大厦的一块拼图，贡献给全世界。

刘斌觉得，未来应该努力的方向，一方面是将更多的中亚考古和历史文献翻译成中文，供中国学者所用；另一方面，尽快将中国人做出的工作向全球公布。“我们要登上国际舞台，要讲给人家听。”他说。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每年春季发掘、冬季调查，已经成为唐云鹏在中亚的工作常态，他一年在中亚要待4个月左右。西北大学有一批考古专业老师和学生都是如此。唐云鹏觉得，考古调查比定点发掘更有意思，但也更辛苦。去年，他们在两个月之内，行程近3000公里，调查了25处遗址。考古队员背着沉重的设备，在疑似有遗址的地区来回勘探、记录、测绘，撒网式重绘古代遗迹的地图，透过无迹可寻的地面，辨认隐入尘土的古迹。

总有很多复杂局面发生。比如今年，当中国考古队准备回国时，发现几乎一卡车的装备无可安放。这些装备包括田野考古需要的一切设备，以及帐篷、行军床、被褥等用品，“能让我们在任何地方都能立刻开展工作”。以往，装备存放在撒马尔罕考古所，但今年考古所已经没有多余空间。一筹莫展之际，他们想到一个人。

考古队的司机加索尔已经连续7年为中乌考古队服务，开着自己的车，每年带着这群考古人上工地。除了本职任务，他常常主动尽地主之谊，为中国人解决各种疑难问题。“都是出于交情。”唐云鹏说。几年下来，加索尔已经能说日常的汉语，每年一见面，他还会用唐云鹏教他的一句文言文打招呼：“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唐云鹏请他想想办法，加索尔二话不说，把装备拉到自己家，专门腾出一整间屋子堆放。他拒绝了考古队的租金，“东西放在这儿，你们放心，我们明年再一起工作”。

交情在日日夜夜相处中建立。对这些远道而来的中国人，当地人不设防。

阿曼巴耶娃是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世界知名女性考古学家，2002年她第一次来到中国，为了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共同申报的世界文化遗产项目“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近年来她深度参与中国与中亚的考古合作，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中亚各国的考古合作正在紧密起来，比如吉尔吉斯斯坦与哈萨克斯坦很多年来都没有合作，但如今已经签了合作协议。

2017年，中国和中亚考古学者在塔吉克斯坦南部贝希肯特谷地考察，著名的塔赫梯桑金遗址就在此处，出土过大量金器，被称为“阿姆河神庙”。贝希肯特谷地位于三国交界地带，各国之间局势紧张，靠近边境的区域一直属于军事管理区，他们到国防部办理了特别通行证明，才得以进入。第二年，2018年8月，乌塔两国签署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关系恢复正常化，互相开放边境，国民实行免签。这年年底，刘斌随联合考察团穿越边境时，拿着护照和签证便自由往返。

中亚诸国的紧张关系，近年来才逐渐打破。譬如考古遗址众多、中方开展联合考古频繁的费尔干纳盆地，曾是著名的中亚“火药桶”。因为历史遗留问题，乌、塔、吉三国边界划分陷入无休止的争议，形成了特有的飞地和边界村现象。为抢占自然资源，边境族群时常发生流血冲突。2018年，三国开放边境和公民免签后，学术合作也顺势恢复。

“重要的是利用这些机会真的做些事，而不只是来回跑跑。”阿曼巴耶娃认真地说。中亚诸国考古界起初有点忸怩，是王建新带领的中国团队，一直积极促成合作。几国学界打破隔阂，正是王建新创造的机会，他将他们都请到了西安，让苏联时代就认识的老友们久别重逢。阿曼巴耶娃觉得，中国人很好相处，很快就能建立起友谊，“和中国人合作很简单，他们知道要做什么，会直入主题”。

今年是夏冉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定居的第19年，他如今是塔吉克斯坦民族大学孔子学院兼职教师。他和塔国妻子将百首唐诗和《论语》翻译成了塔吉克语，也计划将塔吉克斯坦的经典小说和诗歌翻译成中文，推荐给中文世界。当中国考古队与塔吉克斯坦开展合作时，夏冉经常在团队中，多年来，他几乎走遍了塔国的文化古迹。

近20年的时光，让塔吉克斯坦成为他的第二故乡。“我有很多认识了近20年的当地老朋友，每个人都是友善而又热情的。每个城市的建筑、每首歌曲，都如同我童年的回忆一般，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自从我有了孩子，我更是觉得，当地的一些老朋友，可能就是把我当成他们的孩子一样对待。”夏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份跨越国籍和民族的友谊和情意，值得他去书写。

夏冉觉得，从历史研究领域的合作来看，两国学者都对对方国家的历史文献中的重要史料很感兴趣。中国学者希望从塔吉克斯坦的波斯语或阿拉伯语古代抄本中找到关于中国的记载，同样，塔国学者也希望从中国古代文献中了解关于中亚的记录。二十四史中，除《史记》在苏联时期全部翻译成俄语版本之外，其余都没有俄语全译本，更不用说塔吉克语版。“这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需要国家层面来主导。”夏冉说。

在中亚做考古的中国人，普遍怀着极为谦虚的姿态。这或许与王建新的影响有关。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起，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历过被外国掠夺文物的历史，这种经历中亚诸国也有。“我们这些国家在一起做考古合作，肯定不会忘记那段历史，首先我们肯定要尊重所在国家的历史和文化遗产。”他说，“我们的工作一定是以所在国为主，我们是做学术的，不争、不抢、共享。”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倪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