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系统阐述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强调“着力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并明确要求“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以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在2025年6月陆家嘴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中央金融管理部门负责人集中发声，释放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的重要信号。中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正经历一场从扩大市场准入的“通道式开放”，迈向以规则、规制、管理、标准与国际高标准全面对接的“制度型开放”新阶段。这一根本性转变，不仅是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筑牢金融强国根基的内在要求，更是银行业赋能中国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维护与发展全球化新格局的战略支撑。

深化制度型开放：构筑高水平金融开放新体系

制度型开放是金融高水平开放的核心要义，其目标在于推动国内金融监管框架、市场规则与国际最佳实践相衔接，打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国金融开放的重心，已从构建物理性的“接入通道”，转向铺设系统性的“运行轨道”。银行业制度型开放的成果，直接体现为中国银行业服务能级的跃升与国际竞争力的增强。

（一）制度创新直接转化为中资银行的业务优势与服务能力。2025年12月5日上海自贸区自由贸易账户体系的功能升级被视为中国高水平金融开放的最新举措。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主要中资商业银行，不仅是该体系的核心建设者与主要服务商，更通过这一平台将开放红利直接赋能于企业。自由贸易账户功能的此次升级，允许试点企业凭指令办理更高自由的跨境收付，旨在提升“全球资金配置能力”，而这正是由中资银行提供关键金融服务来实现的。这表明，制度型开放正通过中资银行，转化为对企业而言切实可感的跨境金融便利。

（二）中资银行“走出去”的服务网络与综合化能力，是制度型开放成效的集中检验。依托覆盖全球的网络，中资银行能够为企业对接国际资本市场提供上市财务顾问、跨境架构设计及资金结算协同等一站式服务。针对业务遍及多国的龙头企业，可以通过定制多币种、跨区域的全球现金管理方案，帮助其实现全球资金的高效归集与调度，显著降低财务成本。通过持续注入金融活水积极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的高质量发展。

（三）人民币国际地位的稳步提升，为开放体系注入了核心动能。人民币已稳居我国对外收支的第一大结算货币（见图1），并跻身全球前三大贸易融资货币和支付货币之列。中国债券在全球三大主要债券指数中的权重也逐步提升。这一系列进展，为银行业在跨境服务中降低汇兑风险、提供本币融资解决方案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其核心在于通过制度型开放所塑造的高标准市场规则和国际化营商环境，推动中资银行在更高水平的开放竞争中完成从“规模扩张”向“内涵式发展”的战略转型，全面提升其在跨境金融服务、全球资源配置以及服务国家对外开放战略中的综合能力。在政策引领和国际规则对标的双重约束下，中资银行需要将来自国际金融市场和外资机构竞争的外部压力，转化为完善公司治理、提升风险管理水平和加快产品服务创新的内生动力。

面对全球利率环境变化带来的净息差收窄压力，中资银行需在开放环境中优化业务结构，探索高质量发展路径。积极发展财富管理、交易银行、投资银行等资本节约型业务，已成为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方向。头部银行通过强化跨境资产配置、完善全球线上服务体系，在国际市场中逐步形成差异化的专业优势。

强化跨境服务能力：赋能中国企业全球化运营

制度型开放为银行业赋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宏大的舞台，而真正的考验在于将开放红利转化为微观企业可感可知、高效便捷的跨境金融服务。支持中国企业全球化，要求银行业从传统的结算、融资服务商，升级为覆盖投融资、风险管理、财资管理全周期的“全球化综合服务伙伴”。

（一）以人民币国际化为基础，构建覆盖全链条的跨境金融服务体系。人民币跨境使用的便利化，是降低企业汇兑成本、规避汇率风险的金融基础设施。银行业正积极将政策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一个标杆性案例是，2025年中国银行福建省分行作为牵头行，成功为紫金矿业收购加纳阿基姆金矿项目组建了37.8亿元的银团贷款，其中该行自身投放18亿元。在并购融资过程中，企业提出通过人民币贷款以降低整体融资成本的需求。中国银行据此配套提供远期购汇相关金融服务，通过持续提供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远期报价，协助企业对跨境交易中面临的汇率波动风险进行管理与对冲。在这一过程中，人民币计价融资与汇率风险管理工具的配合，为企业跨境并购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本币金融支持。

（二）聚焦企业全球化运营痛点，构建全球化运营的金融基础设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环境复杂多变，其成功与否，日益取决于在投资、融资、运营等微观环节能否获得高效、安全、低成本的金融支持。中国银行业通过积极响应这一需求，能够实现从传统的跨境金融服务商，转型为企业全球价值链的深度参与者和赋能者，为企业筑牢全球化运营的金融基座。

1.结算：穿透复杂场景，保障资金“收得回、付得畅”。针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日益增长的贸易往来中出现的“小币种”结算难题，部分银行推出了定制化解决方案支持货币跨境收付，让企业通过美元账户即可完成兑换支付，简化了流程。同时，汇款工具的创新也为外贸企业提供全自动化服务，实现“秒入账”，显著加快了资金周转速度。

在汇率风险管理方面，银行的角色正逐步由被动执行转向更为主动的风险管理与服务协调。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荆州市分局发布的信息，2025年以来，该分局联合中国农业银行荆州分行，在服务当地一家以东南亚市场为主要出口方向的化工产品生产企业过程中，围绕企业跨境结算结构开展了针对性分析。在梳理企业付款币种、收款周期及结算方式等关键环节的基础上，引导企业与境外交易对手协商，逐步将原有结算方式调整为跨境人民币结算。随着结算币种的系统性调整，该企业于2025年内累计实现约5.6亿元人民币的跨境收付规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汇率波动对其经营稳定性的影响。

对于更为复杂的跨境工程承包、海外项目运营，结算服务则需嵌入项目全周期。银行通过提供出口信用证、保函、供应链金融等一揽子跟单结算与融资工具，形成多元化风险缓释体系，确保项目资金按合同约定安全、及时地流转，真正实现“投得出去，更收得回来”。

2.资金归集：以银行服务为支撑，推进全球司库体系建设。对于业务分布于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型企业集团而言，资金长期分散于境外子公司账户，容易造成资金使用效率下降、财务成本上升以及管理透明度不足等问题。构建以集团为核心的全球司库体系，实现对资金流动的集中管理和统一调度，已成为跨国企业提升财务治理能力的重要方向。在这一过程中，商业银行通过账户体系设计、跨境资金管理产品和银企系统对接等方式，为企业司库建设提供了重要金融支撑。

部分中央企业在推进司库体系建设过程中，通过整合境内外银行账户、统一资金管理规则，并与多家商业银行开展系统对接，实现了资金管理模式的系统性升级。同时，更多跨国企业选择在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国际金融中心设立财资管理中心，并与多家中资或国际商业银行合作，构建多币种、多层级的资金池结构。银行在其中主要承担全球账户开立、跨境资金归集、内部资金划拨以及流动性管理等职能，协助企业实现不同币种、不同地区资金的集中管理与统一调度。该模式已在多家央企和大型企业集团中得到应用，成为企业推进全球司库建设的重要路径之一。

从技术实现角度看，银行通过“银企直联”等方式，将企业司库系统与银行账户体系进行对接，使集团总部能够实时掌握境内外账户余额和资金流向。在此基础上，银行还可根据企业需求提供自动归集、定期扫划等资金管理功能，以减少资金沉淀并提高使用效率。通过上述服务安排，企业得以在保持境外经营主体正常运作的同时，实现对集团层面资金的集中监控与统筹配置，从而增强全球资金管理的可视性、可控性与灵活性。

3.融资：联通全球市场，打造多元化的海外“资金仓”。支持企业海外拓展，不仅需要境内银行的信贷输出，更需要帮助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建立直接融资渠道，优化融资结构，降低综合成本。要求中资银行积极扮演“引路人”和“服务商”的双重角色。

一方面，银行利用自身信用和国际化网络，在国际资本市场发行债券，并将募集资金专项用于支持海外项目，形成“境外融资、境外使用”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银行积极协助优质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登陆中国香港等国际金融中心进行股权或债权融资。银行通过提供上市咨询、发行承销、跨境资金托管、市值管理等全链条服务，助力企业利用国际资本发展海外业务。

4.金融企业自身：锤炼国际化内核，筑牢“金融强国”的安全底线。面对国内净息差收窄与“走出去”企业的旺盛需求，锤炼过硬的国际化经营能力，已成为中资银行构筑第二增长曲线、服务金融强国建设的核心命题。这不仅意味着海外布局从规模扩张转向精耕细作，更要求银行在服务实体、防控风险、贡献国家战略等维度实现系统性能力跃升，以构建自主、安全、高效的全球金融服务体系。

对公业务方面，中资银行的海外对公服务已超越传统的结算与信贷，升级为深度嵌入企业全球化战略的综合解决方案提供者。通过建立覆盖企业“走出去”全生命周期的业务体系，为企业上市提供从辅导到资金结算的“一站式”服务，定制多币种全球现金管理方案，支持跨国并购并助力企业在海外进行产能扩建与技术升级，推动中国制造业从产品“出海”迈向产业生态“出海”。

对私业务方面，随着中资企业海外员工与高净值客群的扩大，银行的零售金融服务也随之跨境延伸。部分银行开始为“走出去”企业的员工提供个人跨境结算、薪酬管理等服务。更有领先银行明确将财富管理全球化作为战略方向，致力于依托粤港澳大湾区优势，帮助客户进行全球资产配置，以满足伴随企业“出海”而产生的多元化个人金融需求。

反洗钱与合规方面，应对全球高压监管，筑牢风险防火墙。中国金融监管部门正持续对标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反洗钱建议等国际标准，推动反洗钱工作从制度遵循向风险防控的深刻转型。2025年10月31日公布的《金融机构客户尽职调查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即体现了这一核心理念，明确要求金融机构采取与风险相匹配的措施，杜绝“一刀切”，以平衡安全与便利。这标志着监管对中资银行海外机构的风控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推动建立主动、精准、智能化的全球反洗钱管理体系。为此，领先银行正致力于整合大数据与人工智能（AI），构建以客户为中心的全面风险画像和监测模型，力求在第一时间识别并干预如异常跨境资金流转等高风险行为。这种能力的锻造，不仅是为了应对国际监管压力，更是中资银行践行审慎经营文化、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在海外市场赢得长期信任的基石，是其服务金融强国建设不可或缺的内源性支撑。

服务金融强国建设方面，以专业能力支撑国家战略。一是积极拓展并主导自主可控的金融基础设施，是维护金融主权、服务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基石。如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已不仅是技术通道，更是中国推动制度型开放的关键平台（见图2）。2025年12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印发修订后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业务规则》。其中，通过放宽境外机构资金托管行的选择范围等措施，有效降低了国际机构接入CIPS的门槛，旨在扩大其全球“朋友圈”。以中国银行为代表的头部机构，不仅是CIPS的重要建设者和参与者，更在全球范围内扮演着人民币清算主渠道的角色。截至2025年8月，中国银行已在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担任人民币清算行。这种基础设施的“硬联通”与规则标准的“软联通”相结合，为中资银行服务企业全球化铺设了一条安全、高效的基础设施“高速公路”。

二是以金融精准赋能国家产业战略，将银行的专业能力转化为产业国际竞争的助推器。中资银行的角色早已超越简单的融资提供者，正成为助力中国产业升级与“生态出海”的战略伙伴。在服务国家种业振兴战略时，针对中信集团牵头收购巴西优质玉米种子资产所面临的时间紧、融资成本高与汇率波动风险，中国农业银行提供了贯穿项目全周期的创新金融支持。在2017年的跨境竞购中，农业银行首创“内保内贷+境内外协同”模式，快速提供关键资金保障；在后续运营中，不仅通过办理锁汇等为企业累计节约融资成本超5000万元人民币，更在2023年落地了中国银行业首笔跨境人民币种业贷款。2025年，中国农业银行还联合其他银行为项目提供40亿元人民币银团贷款，持续优化其债务结构。这一系列量身定制的金融服务，有效护航了关键产业的海外布局，是中国金融助力种业“走出去”“站得稳”的典范。

三是更积极地参与乃至塑造国际金融治理，从规则适应者向规则贡献者转变。一方面，中资银行通过承办大型国际金融活动，搭建合作平台。例如，中国工商银行亮相2025年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展览会，主动引导和深化“大金砖合作”框架下的金融创新务实合作；另一方面，通过引领国际主权及多边机构在华发行“熊猫债”（人民币计价债券），中资银行直接参与了人民币资产的国际定价与规则制定。在熊猫债发行等交易中，中资银行通常担任牵头主承销商和簿记管理人的关键角色，这不仅促进了资本的双向开放，更实质性提升了中国金融市场在国际规则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

统筹开放与安全：筑牢跨境金融风险防火墙

金融对外开放绝非一放了之，而是要在发展中牢牢守住安全底线。更高水平的开放伴随着更复杂的风险形态，对银行业的风险防控能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阶要求。统筹发展与安全，是银行业对外开放行稳致远的生命线。

（一）首要挑战在于防范金融风险的跨境传染。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地缘政治冲突等，都可能通过资本流动、汇率、市场情绪等渠道向国内传导。因此，银行业必须建立全球视野的宏观风险监测预警体系。这要求银行不仅要关注传统的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更要将国别风险、地缘政治风险纳入常态化管理框架。中国银行在跨境并购项目中，对东道国政治经济形势、汇率波动规律的深入调研，正是这种微观风险管控的体现。在宏观层面，随着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规模超过10万亿元，如何防范大规模资本异常流动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冲击，是银行业与监管部门需要协同应对的长期课题。

（二）核心任务在于构建适应开放环境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跨国金融集团的复杂架构、跨境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金融科技的跨境应用，使得风险的隐蔽性和传染性大大增强，监管套利的风险上升。

（三）风险管理需向全球智能风控转型。银行需组建精通国际惯例的团队进行穿透式尽调，运用衍生品对冲等工具隔离风险。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全球风控平台能整合全球数据，构建风险视图，实现对海外资产的实时预警与动态管理，完成从“事后应对”到“事前预警”的质变。

（四）捍卫金融数据安全与主权。金融业作为数据密集型行业，跨境金融服务涉及大量个人隐私信息、企业商业秘密以及与国家经济安全密切相关的重要数据。在推进数据跨境流动以满足全球业务协同需求的同时，银行业必须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一方面，应建立健全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和合规审查机制，确保数据跨境流动符合法律与监管要求；另一方面，应积极探索运用隐私计算、安全多方计算、数据加密与脱敏处理等“数据可用不可见”的技术路径，在不直接传输原始数据的前提下，实现数据价值的合理利用，以支持跨境反洗钱、信用风险管理等业务开展。持续推进金融科技在数据安全领域的应用，有助于提升金融机构的数据保护能力和系统安全水平，降低网络攻击和数据泄露风险。

未来展望：构建与高水平开放相匹配的银行体系

展望“十五五”及更远的未来，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与服务企业“走出去”将呈现深度协同、双向促进的格局。构建与高水平开放相匹配的现代化银行体系，其意义远超行业自身发展。中国银行业的开放与升级，实质上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未来需在以下几个方向持续发力。

（一）持续深化制度型开放，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未来开放的重点，将从既有规则的对标，转向更主动地参与乃至引领国际规则的制定。2025年6月19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为对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中方自2021年9月正式申请加入以来，已完成深入的国内分析评估与出价准备。同时，在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及自由贸易港开展了相关的规则先行先试。在《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方面，中国于2021年11月正式申请加入，并持续推进谈判，例如在2025年7月23日至24日，中国加入DEPA工作组举行了第八次首席谈判代表会议。面对这一趋势，中国银行业有必要前瞻性地研究这些高标准规则所带来的业务机遇与挑战，并进行提前布局。

与此同时，中国正更积极地融入全球金融治理平台。例如，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国际银行业运营大会（Sibos）于2024年10月首次在中国内地（北京）举办。通过此类平台，中国得以在数字货币、绿色金融标准、可持续金融等新兴治理领域贡献中国智慧，从而提升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

（二）聚焦新质生产力，打造产业金融新生态。这要求银行业从被动资金供给者转变为主动的产业协同者与生态构建者，将跨境金融服务深度嵌入前沿产业的全球链条。银行需为集成电路、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科创企业提供覆盖研发、跨境孵化、规模化扩张与全球运营的全生命周期金融方案；须深耕重点产业集群，围绕核心企业构建数字化、可信任的跨境供应链金融体系，赋能上下游企业。同时，还应主动搭建“科技—产业—金融”的跨境循环桥梁，通过联动全球资本市场，引导国际资本精准配置，并助力国内产业资本进行全球科技资产布局，从而在推动产业跃迁中构筑银行自身的核心竞争优势。

（三）夯实人才与科技两大支柱，筑牢长期发展根基。人才是银行国际化竞争力的重要基础。随着跨境业务复杂性和专业性不断提升，银行在服务企业“走出去”和参与国际金融合作过程中，不仅需要熟悉国际金融规则、境外监管制度和跨文化沟通环境的专业人才，也日益需要具备金融科技素养的复合型队伍。在跨境支付清算、全球现金管理、跨国并购融资以及反洗钱与合规管理等领域，既需要对国际规则和境外市场运行机制有深入理解，又需要能够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对复杂业务流程进行系统整合与风险管控。与此相适应，金融科技的应用也需从主要服务内部管理，逐步转向对跨境金融基础设施的支撑与优化。通过运用区块链等技术提升跨境支付与清算环节的透明度和运行效率，借助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强化全球资产配置和跨境风险管理能力，银行方能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条件下持续提升国际竞争力。

（四）中国银行业应致力于构建主体多元、产品体系完善、规则透明、风险可控的开放型金融生态。在这一体系下，银行业既能够有效对接国际金融市场，提升对全球资本和金融资源的配置能力，又能够通过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实施。随着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升，中国银行业将在服务企业国际化经营和参与跨境金融合作过程中，进一步强化其在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和规则衔接等方面的功能作用，并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为国际金融稳定与全球经济增长提供重要支撑。

图1 2015-2025年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规模

图2 2015-2025年CIPS 参与者数量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跨境银行间支付清算公司(CIPS)

（作者：祝继高 向钟秀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本文为北京市宣传文化高层次人才培养资助项目“金融支持北京市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