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0年来，北京在遗产本体保护、科学和技术研究等方面开展了持续有效的工作，创造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的“北京模式”。

去年12月，首届明文化论坛在北京十三陵之畔落幕后的第20天，故宫博物院北院正式破土动工。一场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理念余热未退，一次文化遗产保护的工程实践便紧跟了上来。

明十三陵和故宫是北京现有的2处世界文化遗产，加上长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颐和园、天坛、大运河5处，让目前坐拥7处世界文化遗产的北京，成为世界上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数目最多的城市。

在文化遗产领域，完善保护管理规划体系是个持久命题。大多数专家学者也早已意识到，摸索出文化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实际上就是要回答“如何‘活化’文化遗产，让其融入社会经济文化建设”这一问题。

北京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情况如何？近期北京市文物局公开材料显示，近10年来，北京在遗产本体保护、科学和技术研究、保护管理机构和能力建设等方面开展了持续有效的工作，并创造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的“北京模式”。

2022年6月6日，蓝天白云下的故宫。资料图片/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 摄

巡护时发现文物遗迹，预防性保护渗透到更广领域

2021年深冬，在北京市平谷区的黄松峪长城段，长城保护员韩建光冻得瑟瑟发抖。与往常一样，他要对东坝头长城的九座敌台、四座马面等重点附属设施进行巡查与保护，其长度达3000米。

当天，韩建光从54号敌台一直往东，在50号圆形敌台附近的一处长城外墙脚，发现了一道大多由红石垒砌成的不连续的墙体。他怀疑该墙体是偏坡。

“偏坡是在边墙外围修建的人造陡坡，目的是为了增加敌人靠近的难度，强化长城的防御能力。”韩建光说，他所在的黄松峪村就是一座由长城关堡演变而成的村落。

韩建光通过长城巡查信息管理系统，上传了现场照片和位置信息，后来又跟随专家去现场考察。经验证，专家断定此次发现就是长城的附属设施——偏坡。

韩建光在黄松峪东坝头长城进行巡察与保护。受访者供图

近几年，几乎每个长城保护员都配有长城电子巡检仪。他们可以在巡查过程中拍摄、上传发现的险情。此外，有的巡检仪还具备“违法登城告知”功能，若游客执意私自攀登未开放段长城，保护员上报相关信息后，游客将被追责。

韩建光是平谷区第一批长城保护员。在平谷，与他一样的保护员还有40余人。据他介绍，除了日常的巡查、监测外，他们还会配合执法，对长城周边的违法建设等行为实时监控，及时上报相关执法部门。

2006年，我国正式施行《长城保护条例》。这是国务院首次就单项文化遗产保护制定专门性法规。十年后，国家文物局又出台了《长城执法巡查管理办法》和《长城保护员管理办法》，对《长城保护条例》内容进行了细化和落实。

事实上，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历史不长，但在近年来的文物保护进程中，我国也形成了一套自己独有的思想观念、管理体系和工作模式。例如，不断推进故宫、周口店、颐和园等遗产地监测预警平台搭建，结合监测数据的积累与分析，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

自2011年起,故宫开始进行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项目的系统建设。经过十年探索，诞生了故宫世界遗产监测部，形成了技术实施体系、指标体系、数据管理体系和执行保障体系为一体的监测系统，其监测技术实施工作也更为精准。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副院长詹长法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时代的进步，中国的文物保护工作理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抢救性保护”向“预防性保护”转变，从技术干预到监测预警风险防范，从关注物到关注人的可持续发展。

詹长法说，国内的研究人员、文物保护工作者在各个场合也都强调事件性风险对文化遗产造成的不可挽回的损失，这使“防患于未然”成为文物安全维系的重要措施。预防性保护逐渐从聚焦博物馆内部的藏品转向文物建筑、考古遗址现场等更广泛区域。

因价值属性和管理现状而定，7处遗产拥有4种管理模式

周末，亮灯的天坛祈年殿会迎来一批拍照打卡的游客。

他们提前预约好天坛公园的门票，在傍晚时分，从北门入园，穿过静谧的树林，沿着坛墙去找适合拍照的点位。晚上，灯光下的祈年殿要比白天的视觉冲击力更强。

天坛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天的场所，于1998年11月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在很大程度上，天坛公园已成为周边居民健身和休闲的乐园，为景区周边社区居民提供了极大福利，文化遗产的公益性功能也就此充分发挥出来。

2023年3月23日，天坛公园，市民在杏树边运动。资料图片/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北京的7处世界文化遗产，主要有四种管理模式。据北京长城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汤羽扬介绍，以颐和园、天坛为代表的是公园管理模式及多部门代管模式。此外，还有以故宫、周口店为代表的博物馆（院）管理模式，和以十三陵、八达岭为代表的派出机构管理模式。

“不同管理模式的选择主要取决于7处世界遗产不同的价值属性及管理现状。”詹长法说，如故宫和颐和园都是世界遗产，但文化价值和历史发展完全是不同的轨迹；周口店是一处考古遗址，且远离中心城区，这就决定了不能完全参照一种同质化的管理方式。

他也提到，虽然管理模式存在差异，但都要按照世界文化遗产管理制度开展保护利用等相关工作。在地方层面，联席会议机制、沟通协调机制的建立，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遗产管理主体多元、目标多重、责任不清的问题。

明十三陵的营建经历了230余年。明朝有16位皇帝，其中13位埋葬在了十三陵。在一定意义上，明十三陵就是一部浓缩的明代史。2003年7月，明十三陵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早在1981年，北京就设立了十三陵特区办事处，负责明十三陵景区的保护和管理。办事处定性为事业单位，但财务方面自收自支、自负盈亏，实则具有企业的性质。2011年，昌平区政府对行政区划进行调整，撤销长陵镇，将景区内原长陵镇的22个村庄合并到十三陵镇。

这次调整给明十三陵的保护和管理带来了很大便利。但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认为，这种方式非长久之策。“从其他世界文化遗产地的实践经验和长远眼光来看，非常有必要在景区内成立一个具有政府职能、有执法权的管理机构。”

2021年，特区办事处更名为十三陵管理中心，属区政府直属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主要职责是承担明十三陵、居庸关长城、银山塔林等保护区范围内文物古迹保护、文化遗产研究和旅游景区管理服务工作。

明十三陵兆域面积广阔，文物古迹数量多，涉及众多村庄、社区，以及中央、市、区属单位。近年来，为了便于协调联动，根据《昌平区明十三陵保护管理办法》，由区政府牵头，建立了明十三陵保护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这种制度就是协调指导区属各职能部门，研究确定明十三陵保护管理目标和任务。”他说。

2023年2月21日，位于明十三陵明裕陵右侧的聚宝山下的明茂陵。图/视觉中国

展陈形式多样，社会力量成为文物保护工作重要主体

要想深入认识和理解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最好的方法是走近它们。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位于北京市西南房山区周口店镇龙骨山北部，是世界上材料最丰富、最系统、最有价值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遗址之一。1987年12月该遗址列入世界文化遗产，2014年5月，新建成的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向公众开放。

在周口店遗址博物馆，游客可以看到周口店遗址出土的化石标本。四个展厅里展出古人类、古动物、文化遗物等1000余件藏品。在互动电子屏前，游客可以伸出手掌，与“北京人”比身高；在馆内的4D影院，人们可以沉浸式体验远古人类的生活家园。

展陈手段的丰富多样，让人们更容易接受文化的“熏陶”。据了解，该博物馆采用“实物展陈与互动体验相结合、文物展示与场景再现相结合、传统展陈与数字技术相结合”的方式，系统介绍了周口店遗址的发现、发掘、研究和保护。

“总体来说，文化遗产的普及要走向民众、惠及民生。不能把文化遗产地变成一个孤零零的景观参观点。”詹长法说，遗产创造于人民、存留于人民，要让大家真正懂得，文化遗产是与我们相生相伴的。

今年3月初，去颐和园游玩的游客也大饱了眼福，颐和园听鹂馆北侧的“画中游”古建筑群以全新面貌示人。此次开放前进行的修缮工程，是自1985年以来的首次较大规模整修。

“画中游”景区始建于清乾隆年间，由澄辉阁、爱山楼、借秋楼、画中游殿、石牌坊等组成，游客可以近距离体验依山而建的循廊观景。颐和园位于北京西北郊，原名清漪园，始建于1750年。它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于1998年11月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为了让民众更好地走近文化遗产，自2006年起，我国确定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中国的“文化遗产日”，每年确定一个主题，配合文化遗产日，各文化遗产地会举办各种主题活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让文物活起来”的思想指导下，政府及各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广泛利用各类媒体、公共机构宣传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组织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博物馆日活动，凝聚起全社会广泛共识，不断提升“围绕文化遗产，讲好中国故事”能力。

此外，近10年，北京的世界文化遗产也充分利用了社会力量。例如，利用高校学术资源优势，助推北京长城文化带及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还积极引入社会资本支持故宫延禧宫等研究性保护和修缮项目。

“社会力量越来越成为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主体。”詹长法认为，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的热情越来越高涨，形式越来越多样，效果越来越显著，社会力量不仅积极参与文物保护利用和巡查巡护、博物馆建设、文物立法调研、文化价值传播，还参与长城保护员培训、文化创意产品开发、普及宣传教育等。

深化文旅结合，文化遗产正在积极“走出去”

近10年来，北京进一步统筹全区文化旅游资源，深化全域文化、旅游、生态、民生融合发展，先行先试，以遗产保护促经济发展，拿出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的“中国方案”。

今年，北京市文旅局将指导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大运河始建于公元前486年，涉及沿线8个省市27座城市，全长2700公里。

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时间较早、规模最大、线路最长、延续时间最久的运河，代表了工业革命前水利水运工程的杰出成就，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大运河于2014年6月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通州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华此前介绍，经过多年努力，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已达到5A景区验收标准。2022年以来，通州区结合5A创建，加快推进大运河文旅项目提质升级。“三庙一塔”、大光楼、漕运码头、柳荫码头等重点区域已完成提质改造。

目前，通州区精心打造的大运河水上观光线路，特色文创、优质演艺等给游客提供了丰富多元的畅游体验。

2023年3月29日，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游船从柳荫广场码头驶出。资料图片/新京报记者 王飞 摄

在文物古建有效保护合理利用的前提下，颐和园也不断探索“公园+”的新模式，让颐和园文化边界不断拓宽，围绕新业态、新场景、新体验的文化商业趋势，让商业与文化共融。

2021年，颐和园正式对外开放南九卿咖啡、首饰、彩妆、延赏斋咖啡、知春亭服饰、茶饮、文具、冰淇淋、西九间糕点9家文化商业空间，为游客开启古典与时尚碰撞的“颐式生活”体验。

经过为期一年的改造，曾经的普通旅游纪念品售卖店、食品零售店与办公用房升级为复合型文化体验空间。伴随着文化商业空间的开放，公园餐饮服务也变得时尚化、个性化。

在深化文旅结合的同时，北京的世界文化遗产也在积极尝试“走出去”。据了解，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先后在韩国、意大利、马来西亚、埃及等国家举办展览，每年都在国内举办数次巡展，并举办科普大讲堂走进校园。

为迎接2023年明十三陵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周年，去年年底，在首届明文化论坛上，明十三陵世界遗产专属logo和明文化论坛logo正式发布。这也标志着十三陵世界遗产走入了一个新阶段，并进一步突显出世界遗产的国际性和官方属性。

据管理人员介绍，管理中心将以十三陵世界遗产等文物资源为抓手，有序引导核心保护区内的村庄搬迁，整治明十三陵周边环境，加强周边区域风貌管控，改造提升沿途沿线景观。打造以明文化为主题、长城文化为补充的国际文化旅游名镇，推动文物保护、文旅发展和乡村振兴。

最大化留存文物价值真实性，建设小型遗址文化公园

近期，《北京市文物局关于北京天坛现状整修工程方案核准的复函》中提到，“如屋面不存在漏雨现象，应减少对捉节夹垄灰的剔凿扰动，选择以勾抹修补脱落松动灰缝为主的保养措施。”

真实性、完整性是我国文物保护单位价值体系评估中遵循的重要原则。“对文物保护的干预程度是文物保护专业人员对文物历史、科学、艺术、文化等多重价值保护、传承的过程。”詹长法说。

我国在文物保护方面一直坚持保护“最小干预”原则，修旧如旧，保留原貌，防止建设性破坏。《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将“尽可能减少干预”作为一项文物保护原则，并明确提出：除非涉及重大危险，不应进行更多的干预，且干预仅限于最必要部分并减少到最低限度。

此后，在2015年的修订版本中更加突出了最小干预等文物保护原则的重要性，并强调“干预应当限制在保证文物古迹安全的限度上，必须避免过度干预造成对文物古迹价值和历史、文化信息的改变”。

詹长法认为，坚持文物保护“最小干预”原则是为了尽量避免不必要的保护行为，争取文物价值的真实性得到留存最大化。

自上世纪50年代定陵考古发掘后，明十三陵出土众多珍贵文物。明十三陵博物馆现有馆藏文物5119件套，其中珍贵文物1057件套，数量多、品类全、级别高，文物价值极其珍贵，文化内涵极其深邃，但多数馆藏文物未曾向社会公众陈列展出。

各景点之间联系较弱，仅能展示出十三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突出普遍价值，无法展示十三陵在规划、设计等方面的多重价值，陵寝营建过程、营造技术、管理机构设置与建制、管理制度、祭祀礼仪没有得到系统展示。

针对陵寝建筑和遗址遗迹展示不系统、不充分的问题，管理中心将积极探索扩大开放范围，借助土地流转的契机，整治文物周边环境，建设小型遗址文化公园，提升遗址遗迹的展示水平。

此外，明十三陵还将基于游客差异化的价值认知和个性追求，探索文化沉浸游、亲子研学游。通过多样化的文化旅游线路，帮助游客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和文化思考，突出文化旅游的公益属性和社会效益。

记者从北京市文物局了解到，目前，北京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经费保障稳定，保护工程计划稳步实施，遗产本体保存状况良好。北京的世界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文明的见证，向世界展现了更加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